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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列斯廷斯基担任新职后，并没马上被捕。斯大林有意让他在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中”过了两个多月。显然，斯大林的主意是让克列斯廷斯基在极度的惊恐中一天一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去等待被捕，从而导致精神崩溃，失去对刑讯逼供的反抗力。确实，被斯大林关进“捕鼠器”中的克列斯廷斯基，尝尽了临死前那种无休无止地拼命挣扎的滋味
再说，克列斯廷斯基还得为妻子和独生女儿的命运担心。他女儿名叫娜塔莎，已满十五岁，因此，斯大林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颁布的有关对未成年犯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对她是有效的。我从这个姑娘才五岁起就认识她了，所以，父母对她的宠爱，我了解得一清二楚。娜塔莎在很多方面酷似父亲，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外貌和高度近视，而且还继承了父亲那活跃的思想和惊人的记忆。
克列斯廷斯基是五月底被捕的。既然在前两次审判闹剧中已有那些多党的高级干部争相抵毁自己，他也就用不着担心自己的假口供会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的威望了。他过去无比珍视的一切，早被斯大林及其帮凶扔进污泥浊水之中，遭到了肆意践踏，早就浸透了他的亲密战友的鲜血。克列斯廷斯基不敢奢望保住妻子的生命，但他知道，如果他同意付出斯大林的要求的代价，救下女儿还是有把握的。
克列斯廷斯基当过司法干部，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斯大林的刑讯逼供和审判意味着什么。早在被捕之前，他就告诫自己：反抗是没有用的；既然落入了内务部之于，就应该马上同那里的头头妥协。的确，六月还没过去，他就已经在第一份“交待”上签了字。
但是，到了法庭上，他却干出了一件令全世界都感到意外的事情。当然，对于这场审判闹剧的导演来讲，这件事并不算意外。
在开庭的第一天，当审判长问克列斯廷斯基是否认罪的时减后者断然否认道：
“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未参加过‘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指控我的罪名都是强加的，我一个也没犯过。我尤其不承认自己犯过勾结德国谍报机关的罪行。”
在先后共三次莫斯科审判期间，被告人胆敢当庭申明自己无罪，而且想推翻被指控的全部罪名，这是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克列斯廷斯基的无罪声明，引得人们议论纷纷。那些一直在关注这场审判的人，都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看克列斯廷斯基能否将自己同法庭的决斗坚持到底并显得最后胜利。
第二天，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克列斯廷斯基又同其他被告人一道，被押进了审判大厅。在上午的审理中，他没说一句话，检察长也没向他提任何问题。晚上开庭时，他才站起来，向法庭说了这么一席话：
“昨天，由于被押上被告席和听人宣读起诉书，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加之我病魔缠身，突然被一种虚伪的耻辱心的强烈感情所支配，我无力说真话，不敢承认自己有罪。所以，我本来应该说：‘是的，我有罪’，可我却机械地冲口而出：‘不，我没有罪’。”
国外那些密切关注着这场审判的人，在看过报纸上的报导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从三月二日到三月三日这一夜之间，克列斯廷斯基为什么会判若两人？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可怕的刑讯逼供。
然而，事实上，克列斯廷斯基突然改变自己的立场，并不是由于内务部的人对他采取了什么刑讯手段，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这样干。克列斯廷斯基这种先翻供后又认罪的行为，说穿了，还是斯大林炮制的这场审判闹剧中的一幕假戏。在前两次莫斯科审判中，全部被告人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有罪，他们不仅不为自己寻找减轻情节，反而争先恐后地承担被指控的主要罪名，这种反常现象，自然会引起西方人士的怀疑，对此，斯大林也意识到了。
斯大林心里明白，外国批评家们抓住了他精心策划的审判闹剧的薄弱环节，也难怪；被告们在表演规定角色时太卖力了，演过了头。现在。斯大林决心要让世界看一看，并非每一个被告人在法庭上都是任人支配的木偶。他选择了克列斯廷斯基作为这种“有头脑的”被告人，因为后者在内务部受审时，最愿意与侦讯人员合作。再说，克列斯廷斯基过去当过司法人员，最善于领会和实现检察长发出的鼓励性暗示，在最适当的时刻进入角色。
众所周知，第三次审判跟前两次一样，首要被告还是托洛茨基，尽管他正在远离审判大厅几千公里的外国。正是为了托洛茨基，斯大林才再次启动了功率强大的造谣机器。在受审中，每个被告人都清楚地感觉到了斯大林对远在天边的托洛茨基的刻骨仇恨和要实施报复的强烈欲望。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仇恨，只有他多年来对后者那惊人才华和革命殊勋的忌妒才能相比。
斯大林深知造谣污蔑是一剂烈性毒药，必须严格认真地控制其使用量。刚开始，他只是控告托洛茨基犯了“对农民估计不足”和“不太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过错（这多少还有点儿道理）。接着，托洛茨基被指控策划恐怖活动。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托洛茨基的罪名又上升为充当法西斯德国的间谍。现在，将把列宁的最后一批战友送上断头台的第三次审判又要开庭了，必须赶紧发出最新指示，再给托洛茨基戴上一顶“帽子”。诚然，要找一顶比“德国统帅部的间谍和奸细”更加可怕的“帽子”是不那么容易的，但常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果然，斯大林又找到了新的罪名，并要通过克列斯廷斯基的嘴巴公布于世。斯大林答应克列斯廷斯基，只要他同意“合作”，就免他一死。按照过去的说法，托洛茨基是从一九三五年卖身投靠法西斯德国的，而现在，克列斯廷斯基奉命在法庭上宣布：他本人和托洛茨基一块成为德国统帅部间谍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
斯大林只顾延长托洛茨基充当外国间谍的“工龄”，却没想到，这样一来反而毁掉了自己精心抱制的所谓“托洛茨基为德国人效劳”的整个神话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他为对付外国舆论而提出的这样一个肯定：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领袖之所以要染指如此卑鄙的罪行，主要是想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
然而，一九二一年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托洛茨基要为夺回权力而斗争的可能性，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人试图夺他的权。那个时期的托洛茨基，正处于荣誉和权力的顶峰。他被公认为十月革命的传奇式英雄和红军的统帅，而且，这支军队刚刚才在十几条战线上粉碎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全部敌人。当时的托洛茨基凭什么要去充当德国间谍？难道，是为了刺探自己手中的情报吗？或者，是为了瓦解他亲手创立打在他指挥下正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红军吗？
克列斯廷斯基不折不扣地讲出了斯大林要讲的一切，但是斯大林却一如既往，并没履行自己的诺言。克列斯廷斯基还是被枪毙了，他的妻子，某儿童医院的院长兼医生，也被逮捕了，而且我想，她也不会逃脱被处死的厄运。至于他的女儿娜塔莎，其命运我就不清楚了。
第二十五章 替罪羊
苏联的大小报刊，每天都要代表沉默的人民，向斯大林同志表达自己的无限热爱和衷心感谢，然而，斯大林却并没因此而产生错觉，他很清楚人民对他的真实态度。内务部的密报告诉他，无论是工人或是集体农庄庄员，都不赞赏他的路线。在密切注视这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时候，他就象一个有经验的司炉，知道在锅炉里气压升得太高， 气压表的指针已要超过红线的关头， 必须抓住放气阀的拉杆。但他“安抚人心”的手段只有一个：把那些“最不安分守己之人”弄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去！
斯大林的无情镇压，确实使人民对他那强大的国家机器产生了恐惧感，却扑灭不了人民心中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正是斯大林独裁政权中最薄弱的一环。
世界上，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暴君都要千方百计转移人民的不满情绪，把自己的罪恶转嫁到他人头上。沙皇政府就曾煽动愚昧的百姓去仇恨“异族人”，把致使俄罗斯人民贫穷落后的罪过硬栽到那些“异族人”头上。希特勒疯狂地虐杀犹太人，也是出于这一缘故。而斯大林也有自己的替罪羊；长期以来，他总要制造各种有关“俄国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的神话，让专家学者们来替他承担经济失败和国家无法摆脱贫困的罪责。
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0 年公开审判的“沙赫特案件”和“工业党案件”，就是斯大林企图嫁祸于人所炮制的闹剧。在这两次审判中，一些优秀工程人员和著名学者被迫编造谎言，供认自己是如何按照那些早已流亡国外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指令去破坏苏维埃工业建设的。可惜的是，跟后来的一系列审判闹剧一样，斯大林在这两次审判中也运气不佳。例如，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一位主要被告，即享有盛名的热工学家拉姆辛，向法庭详细陈述了自己跑到国外去找原俄国大资本家里亚布申斯基和维什涅格拉茨基接受反革命指令的情节。然而，当这一审判的有关材料正式见报之后，西方人士都毫不含糊地指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