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能休息，跟在那些大脚壮年妇女后面累得气喘吁吁。老弱妇孺挤作一团，一边干活一边喊着口号，现场人声鼎沸。
我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的回忆录，虽然里面承认大跃进“劳民伤财”，但总是强调人民的“热情很高”。但是，真相并不是这样，我的父母，我身边的很多亲人朋友都是“大跃进”的亲历者，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老百姓对“大跃进”真的有什么热情。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明白，老百姓怎么可能对这种完全的奴隶性质的劳动产生“热情”？也许“大跃进”的最初日子里，人们被那些美好的许诺给骗了，有点热情，但很快牛马不如的处境就让他们醒悟了，恐惧了。那时老百姓最大的愿望，不是移山填海，而是逃亡。那些鼓吹大跃进时人们“热情很高”的，要么是高高在上的官僚，被下面劳动场地的虚假热情骗了，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毫无廉耻地指鹿为马、胡说八道。
后来母亲所住的村庄也搞“聚家并屯”。开始分类那天，全村人排成一个长队，村干部站在前面筛选，哪些人该进男劳力营、哪些人该进女劳力营、那些人进老弱营，都由他们说了算。当时我的母亲只有七岁，本来应该进儿童营的，但因为个子比较高，加上出身不好被有意歧视，结果被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三、四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村干部强行拆散家庭进行筛选时，农民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被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聚家并屯”进行分类甄选时的景象，至今为止没有任何影视作品来描绘，在此我推荐大家看《欣德勒的名单》和《逃离索比堡》这两部电影，虽然里面反映的是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但和大跃进期间的“聚家并屯”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的母亲被编入“少年营”后，每天从事的都是十几岁孩子们才能从事的劳动，如搬砖、挑土等，每天要劳动十六、七个小时。白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晚上还经常被押送着看“进步戏”。那时外婆、外公都已被拆开弄到七八十里以外的工地干活，三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母亲就和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原来跟我们家邻居的女孩，叫春字，当时大约十五岁，对我母亲很好，看戏时总是领着这个七岁的小女孩。由于太疲惫，我母亲走路时都几乎要睡着了，所以“进步戏”的内容基本上没记住，朦胧中只对一句话有印象：“小妹妹，送哥哥，大炼钢铁……”
甚至就连这些少年儿童，也不能逃脱“拔白旗”的厄运。我母亲成分不好，每天谨小慎微的生怕惹来横祸，干活时都是在拼命，因此倒一次也没有被人家“拔白旗”。同村的文妞兄弟（「注」“妞”是滑县方言中对男孩的腻称，对女孩的腻称则是“妮儿”），当时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文妞兄弟的爹是村子里有名的窝囊废，又刚死了娘，好欺负，因此每次干活休息时都被当作“白旗”拔出来。一群小孩恶狠狠地一拥而上，对这两个没娘的小兄弟拳打脚踢。两个小孩被打倒在地上，脸上糊满了鼻涕和泥土，一边挨打，一边抱着脑袋哭喊：“我的娘啊……”虽然我母亲当时只有七岁，但在外婆的教育下已经懂得不对弱者落井下石的道理，每次碰到休息了要打两兄弟时，母亲就撒谎说自己要去解手，避开这种场面。当时人人自危，每次看到文妞兄弟挨揍我母亲就直想哭，却又不敢。这两兄弟至今还健在，哪位读者要是不信那个时代对孩子也如此残酷，我可以安排实地采访。
看完“进步戏”也不能睡觉，深夜还要推磨，有时推着推着就睡着了。当时，村干部还指定了一个女人，专门监督孩子们劳动。不过这个女人心眼还不错，小孩们推磨推到半夜，早就饿得心里发慌，那女人一到这个时候，就说“去茅厕”避开一会儿。她刚一走，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就捧起那些还未完全磨碎的棉籽、麦粒和玉米粒，狼吞虎咽地往嘴里送。我的母亲因为出身不好，做事情不敢出格，总是吃上两口就赶紧把嘴擦干净，免得被心眼不好的人发现而招徕横祸。
马克思曾经愤怒地谴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雇佣童工、过度劳动的暴行，指责资本主义“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比起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何种方式、到何地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尚可选择，而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旗号下，人们连选择的权力都没有，完全是奴隶性质的劳动。由于长期从事过度的劳动，我的母亲七岁就得了严重的关节损伤，终生折磨着她。
如今，大跃进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于它带来的惨痛教训，也有高层的不少人出了书，进行回忆和反思。然而，站在高层体会大跃进，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体会大跃进，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来自高层的反思，一般都比较抽象，用一些枯燥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而涉及发生大跃进的深层次原因，则因为政治上的顾虑而闪烁其辞，将其推卸到“国际环境”之类的大背景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大跃进这样荒诞不经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应当从所谓的国际环境去寻找，而应当从当时执政者的政治意图中来寻找。
对比苏联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九三○年苏联开始搞“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后，也曾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强制性奴隶劳动，之后也遭遇了大饥荒。可以说，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一切，是沿着斯大林主义的轨迹前进的。所不同的是，苏联的“大跃进”使得苏联在付出了几百万人死亡的惨痛代价后，工业取得了总量世界第二的成绩，支撑着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的大跃进，则在付出几千万人的代价后，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斯大林与毛泽东统治时间相仿，其间苏联还经历了惨烈的卫国战争，但斯大林逝世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斯大林刚刚接手这个国家时要强得多；而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是斯大林不及格的学生。
谈到执政者的政治意图，我认为在极权主义统治者眼中，为了一个主观的、宏大的目标，他们是决不会吝惜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因为人命是他们眼中最廉价的成本。这不是因为统治者的道德败坏，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草菅人命的社会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且为了政权长期进行残酷斗争的人们，自然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甚至“人”的生命；越多的人甘于牺牲，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因此，建立政权需要牺牲，那么搞建设也需要牺牲。那么，这种需要不断牺牲人命的“建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东西。”（「注」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10页），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好、更公平、更轻松而提出的，但结果恰恰相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生活得却更差、更不平等、更沉重。这种强调人们做出“牺牲”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与社会主义的初衷南辕北辙。可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等人，虽然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但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根植于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普世思想的社会主义的精髓，而仅仅从经典著作中为社会主义定框框，并且根据自己的好恶做出取舍，弃社会主义的精髓于不顾，在类似所有制的表象上和一些经典作家的对未来人类的设想上吹毛求疵，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从而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经典著作越多，框框定得越死，方向越偏，造成现实社会主义品种越来越退化。领袖尚且如此，普遍缺乏文化的中下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更加肤浅，更加公式化。脱离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的本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产生出这样那样的惨剧和闹剧，就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二、大饥荒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的豫北迎来了连续两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棒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了，“大办粮食”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岁的孩子和外公的父亲（「注」外公的父亲时年已经接近七十岁了）这样的老弱病残头上。可这样这些老弱病残能有什么力量呢？况且，在干部们的重压之下，还必须赶“进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收割放卫星”，于是就胡乱收割，甚至有些地块根本没收割而直接犁地，放一把火以后用土把庄稼埋起来就算完事。大量的庄稼就这么烂在地里做了肥料。而且在当时，谁都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是盗窃集体财物，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揪出来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有几个村干部特别邪恶，有时候搜身时对妇女的私处连摸带抠。查到谁偷带了食物，当即就是一顿痛殴。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就不多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
试图在短短几年之内建成天堂般的共产主义，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注定是要受到报复的。天堂没有建成，地狱般的大饥荒却来临了。自从一九五九年秋后，各地的粮食就纷纷告急；而到一九六○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袭击了全中国。这次大饥荒在河南被称作“粮食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