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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真一老人说，第一次看管毅动手术，是从大腿里取颗子弹。伤员躺在桌子上，几个人按着，像杀猪似的。听到叫声，我们几个女兵不知道怎么回事，跑去看。我的妈呀，有的吓得扭头就跑，我也赶紧把脸捂上了。之后又锯胳膊锯腿的，有麻药的时候不多，就那么“生吃活拉”（活活的、蛮横的、强硬的）地拉呀锯呀。管毅热情，乐于助人，瞅着挺文静个人，再见到就觉得这个人挺说摹Ｂ乩斫饬耍彩炝耍仕阕苷庋质酰睦锖檬苈穑克究谄蹈献呷毡咀泳秃昧恕�
管毅是2路军西征到五常时牺牲的。
郝凤武老人说，那次负伤，埋我的坑都挖好了，要是没有王医官王耀均，那个坑肯定用上了。他三天两头来给我换药。9支队这一帮、那一伙的，伤员也是，我给他算过，不吃不睡，转一圈也得3天左右。这人医术好，态度就不用说了。张荣负伤，也是前胸，吃大烟顶不住，说小郝你行行好，给我补一枪吧。我觉着这人也是不大行了，可我们有王医官呀！我们抬着他拼命跑，去找王医官，到底给治好了。我们9支队，还有3支队，他救活的人“老鼻子”了。
同为医官，王耀均和管毅的境遇，却截然不同，因为他来路不明。
管毅是5军请上山的，比管毅大两岁的王耀均，是自己找到6军的，一切全靠自报家门。他是辽宁省铁岭县人，中学毕业到哈尔滨学医，学成后在哈尔滨行医，1936年春到富锦给人看病，碰上6军2师就要求上队。他说的都是真的，可空口无凭啊，别说师里领导了，连个士兵都恨不能问一句：你是不是日本子派来的特务、暗探呀？
1935年8月16日，《中共勃利县委致各地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中说：
党过去对知识分子只听他几句漂亮话，慷慨救世的口气，就不经过实际工作而轻率地吸收入党，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方法最容易给奸细混进党内的机会。我们吸收知识分子时特别提高警惕性，以防走狗汉奸混进党内。
管毅上队不久就入党了，王耀均是4年后在西荒入的。那时工农出身入党容易，有钱人就难，而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有钱家庭出身。许多老人说，那时认为知识分子知道得多，心眼儿也多，脑瓜活，容易动摇，一般开头都不大被信任。
而现在，王耀均和那些用怀疑、戒备的目光打量他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想到入党这一层，他现在最迫切的渴望是报国有门。他之所以能被暂时留下来，是因为2师当时有几个重伤员，有的已经不大行了。送上门来的医生，为什么不用用呢？那时抗联最最急需的人才，莫过于医生了。谁都明白，一支部队没有医生，官兵负了重伤就只有等死，那对军心士气会产生什么影响。可也正因为如此，敌人不就更可能投其所好，让你上当受骗吗？
师里请示到军里，最后还请示到联总司令赵尚志。对于这个来路不明又无从调查的人，据说赵尚志说了8个字：提高警惕，暂时用着。
李敏老人说，冰趟子战斗后，总部让耿殿君带王耀均去海伦接收伤员，带回汤旺河密营。30多伤员，就王耀均和一个姓毕的医兵，关键是没药，治冻伤就熬冬青水洗烫，枪伤就用老鸹眼熬膏。天太冷，好人都冻伤了，有的伤员也冻伤了。耿团长火了，说你这个大医官怎么搞的，上去就是一个耳光子。那年夏天，他给个病号打针，没打完那人就昏过去了，醒来说王耀均要谋害她。那时那人极少打针，不知是晕针，还是药物反应，好在那针真管用，病人很快见好了。可那一阵子把大家伙儿弄得紧张呀。裴大姐跟他谈话，他解释几句，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掉眼泪。平时有的伤员心烦，骂他，他也不吭声儿。这人长得高高大大的，不大爱说话。这人骨子里非常硬气，很有活动能力，能言善辩，当时我们不了解，他在那种情况下也难以展示这种才能。我们都挺尊敬他，可一出点儿什么事，就会想到他来路不明，是不是下毒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关押时，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他。
老人说，伤员多了，我们这些女兵就成了医兵。他给我们讲怎样清洗伤口、换药、包扎，各种常用药的性能、用法，怎样熬制中草药。许多人不识字，他给我们开文化课，讲课、检查作业像看病一样认真，写字要横是横，竖是竖，我现在写字字形还像他。
老人说，听说西征后，他和3军被服厂厂长谈恋爱，两人彼此爱慕。女方是党员，他不是，还没人证实身份，组织上不批准。
1940年11月，在阿荣旗一次战斗中，王耀均负伤，被安置在开荒屯养伤，与部队失去联系。这个刚入党的医官的不为人知的才能，这回尽情释放了。他去齐齐哈尔铁路局独身宿舍食堂当厨师，4个多月即发展了百余人的地下抗日组织，取名“北满执委会”，成员大都为铁路员工，还在哈尔滨建立了组织。摊子大了，耳目多了，与9支队取得联系，郭铁坚将北满执委会改成抗日救国会，并成立党支部，王耀均任书记。
1941年秋，郭铁坚牺牲，公文包被敌人得去，其中有地方组织人员名单。敌人按名单抓人，王耀均和许多党员、救国会员被捕。
除郭铁坚外，许亨植牺牲时，公文包也被敌人掳去，造成损失更大。
因受委屈、不被信任曾吧嗒吧嗒落泪的医官，无论敌人怎样软硬兼施，或者一声不吭，或者咬钢嚼铁三个字“不知道”。
王耀均是1943年3月3日被杀害的。遍体鳞伤的高大汉子，站在绞刑架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
1937年4月22日，《周保中给李军长的信》中说：
新参加之李医官余已面询。查其心志，对抗日救国并不坚固。医术中西医兼懂，但并不精，在目前人才缺乏又可称为上等，在监视与领导下可任用组织后方医院。
5月9日，《关书范给周保中等同志的信》中说：
我五军之医生及治理伤兵问题上，在与各军比较起来是占一等。
不知道在各军中占一等的5军，除了管毅和这位新参加的李医官外，还有几位医官，也不知道这位李医官后来怎么样了。没人能说得清抗联曾经有过多少医官，能够比较详细地写在这里的只有两位。
“后死的我们”
孙国栋，1916年生于河北省大名县，十五岁参加西北军，又参加东北军，曾参加江桥抗战。1932年初报号“压满洲”，率百余人坚持抗战。1936年被3军收编为独立营，任营长，不久入党。1939年6月任3路军9支队25大队大队长，1940年冬任3路军政治部特派员，率一支小部队在绥棱、绥化活动。1944年12月在绥化九井子被俘，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前一天，被杀害于哈尔滨道里监狱。
下面是时任哈尔滨伪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水口隆夫，写的《一个检察官的自白》中的有关文字：
8月14日下午两点，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副厅长西川海清先生把我找去了。
“日本已经完蛋了！再让他活下去很危险，你马上把孙国栋给我杀掉！”
我一听到孙国栋的名字，心里就不舒服。自从被警察逮捕以后，不用说，他受尽了严酷的拷打与审问，但是，在我审问他的全过程中，他一直坚强地正视着我。从他那十分严实的嘴里，听不到一句多余的话。他为数不多然而却是斩钉截铁的话语，充满了坚定的必胜信念以及对我们的强烈憎恨和坚决对抗到底的决心。
戴着手铐和脚镣的孙国栋从牢房里走出来。脚镣上挂着一把50厘米长的大铁锁，咣啷咣啷地，每走一步就响一声。在8个多月里，他过着非人道的、不断被野蛮拷打的监狱生活，双颊的肌肉已经塌陷下去，胡子乱蓬蓬一团。可是，他的脚步虽蹒跚，但从容不迫，没有一点儿恐惧与犹豫的样子。他的目光如晴空一般深邃，射出镇定的目光。
看守们便一起拉住孙国栋，他昂首直立的身躯晃动了一下，用那双燃烧起憎恶与愤怒火焰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们，然后，从心底里迸发出一句铿锵有力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谁能说得清东北抗联总共有多少人？
1937年最高潮时是3万多人，之前还有牺牲的、失踪的，被打散后找不到队伍回家的，以及开小差的、投降的、叛变的，之后还有陆续参军的。
有人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包括地方党，东北抗联的总人数应在5万左右。
“八一五”前后，从苏联陆续回国的，还在国内坚持战斗的，包括被关在监狱里的，已不到千人。
抗联研究专家马彦文老先生编辑的《东北抗日联军名录》，包括上述各色人等，共是1200多人。
除去开小差的、投降的、叛变的，很难说出幸存者的比例，留下姓名的约在2％左右。
而无论有名，还是无名，牺牲者绝大多数是1938年后战死的、饿死的、冻死的。
前面已经引用过了，1935年（无月日）饶河反日总会追悼烈士的悼文中，追悼者称自己为“后死的我们”。
没人说得清这种叫“日本鬼子”的禽兽（我执拗地称其为“它”、“它们”），在蹬腿挺尸前又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孙国栋毫无疑问是最后一批烈士中的一个。
从东北军到山林队，再到抗联，二十九岁的人生而参加14年抗战，那是怎样曲折的经历，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壮举？可就是这样一位有名者，除了慷慨就义时的情形（而且还是鬼子提供的），我们还知道什么？
他们不是烈士
著名作家刘白羽在《人民英雄于天放》中写道：“黑龙江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于天放的。听说他最近到海伦去了一次，从数十里外奔来成万的人来听他说话；他在北安经常有成群结队的人来看他，因此他那里经常挤满了人；听说他现在简直不能出去，到处就会给群众包围，群众简直着了魔一样。”
于天放，1908年生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