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日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事变前中将旅长王以哲，曾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议定出7条纪律，最后两条为：“（6）各级军官的宿假（回家住宿），由每周三次改为一次，必要时不准回家，在营内住宿。（7）团、营、连的值星官，绝对不准离开岗位。”可事变当夜，从旅长到所属3个团的团长，全回家了。就剩个没有决断权的参谋长赵镇藩，留在北大营看堆儿。
还用说什么吗？
既定方针“不抵抗”
北大营9点钟熄灯。
7旅620团3营9连上尉连长姜明文，这天赶上宿假，却是营值星官，营长于天宏又不在营中，就更不能回家了。熄灯号响过，到各连查夜，回来已过10点。脱衣上床，心神不宁，有种要出事的感觉。随手抓过床头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看到“开门揖盗牛马一生休”一段时，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接着就是密集的枪声。不好！他翻身跃起，传令全营起床，领取枪弹，紧急集合。
十多分钟集合完毕，姜明文立即指挥各连奔向既设阵地。
事变前，7旅官兵利用营房四周围墙，构筑了一些掩体、散兵壕和半永久性地堡，一旦战事发生，即可进入阵地。另外，刺刀开刃，枪支每天擦拭，士兵每人发200发子弹、4颗手榴弹，机枪弹盒装满子弹，火炮、坦克等重型装备也都保养得好好的，处于战备状态。
队伍未出620团院子，中校团副朱芝荣喘吁吁赶上来，让把部队带回去。姜明文问为什么，朱芝荣说旅长来电话，叫部队不要动，把枪交回库里，士兵回去睡觉。如果日本人进来，由官长出面交涉，日本人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
姜明文等几个连长强压怒火：“要命也给吗？！”
朱芝荣说：“这是旅长的命令。”
枪炮声中，赵镇藩拼命摇动着电话机的摇把子。
先给在三经街的旅长家打电话，旅长说他去找荣臻参谋长研究一下。
赵镇藩一边命令各团进入阵地，一边又直接向荣臻报告。
荣臻指示：“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枪炮声越来越激烈，赵镇藩抹把脸上汗水，硬着头皮又给荣臻打电话，说明官兵大都在火线上，收枪在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荣臻道：“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荣臻是11点左右赶到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的，5分钟后王以哲也到了。
电话机的铃声，救火车般鸣叫着。
北大营告急：日军已经突破西卡门，见人就杀，打不打？
小西门警察告急：日军攻城，如果不开城门，他们说要用炮轰！
奉天典狱长告急：日军爬城，在城上向狱内开枪！
东北航空处告急：机场有42架待飞的飞机，怎么办？
无处不告急，十万火急！
战事已经发动，怎么办？王以哲望着荣臻。
给北平打电话，请示一下。荣臻边说边拿起电话。
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副司令指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
震惊世人的“不抵抗”——还是“坚决性”的！
1996年9月18日晚，笔者在离休前为辽宁省轻工厅副厅长的抗联老人单立志家采访出来，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街道上各种车辆随即停驶，鸣起喇叭，整个一座沈阳城都被震撼了。
从1995年开始的每年的这天晚上，沈阳从10点20开始鸣警3分钟，是为了让世人铭记半个多世纪前那个悲惨、耻辱的时日，警示今人和后人。
警示之一，就是对于任何敢于来犯之敌，都要坚决抵抗、誓死抵抗！
北平，十万火急。副司令勋鉴：日军大举向北大营和奉天进攻。如何应付请速示机宜。
接到荣臻的电话和这封没一个“！”的电报，三十岁的少帅那张因患伤寒病刚愈而显得苍白的脸上和怦怦跳动的心头，会镌刻下多少惊心动魄的“！”和“？”？
日本人真的就动手了？！
这一天真的就到来了？！
对于张学良来说，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张学良从戏院匆匆赶回协和医院，立即向蒋介石发报请示。
半夜时分，收到回电：
相应处理。
五十九年后，这位“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专访时说：
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我以为日本不应该这么做。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这话没错。
可东北人那十四年亡国奴的日子呢？
“铁岭事件”；“龙井事件”；“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盛产大豆、高粱的黑土地盛产“事件”，因为关东军需要“事件”，需要把“事件”变成“事变”。
自1881年起，岛国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1895年，首相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确提出要把“生命线”扩大到中国东北，并由此逐渐形成一条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1927年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则把“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会后，田中义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会议内容时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满蒙权力，乃是第一大关键也。”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旅大，垄断南满铁路，策划“满蒙独立”，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一衣带血的历史，张学良不知道吗？
1928年夏，日籍台湾人蔡智堪，通过秘密手段抄录了《田中奏折》，将其转交张学良。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至于日本明里暗里那些紧锣密鼓的动作，通过各种渠道自然也会收集许多。而对于日本文化、民族性格，比之中国各地的大小军阀，从大帅到少帅，理应比较熟悉，甚至可说非常了解的。至于什么人和为什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杀害了张作霖，最清楚个中内情的中国人，是不是就是张学良了？
那么，这位东北王是如何应对的？
四个字：隐忍自重。
无论日本怎样挑衅、滋事，都要隐忍、退让，以使日本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以期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自1928年7月主持东北军政以来，张学良就着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官商合办方式投资铁路、工厂、贸易公司，限制、取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非法活动，并取得相当成绩。这当然是对事变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准备，是长远的战略目标，属大谋。隐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会因你的“小忍”，而放弃他的“大谋”吗？
“一衣带水”这个成语，有段时间我们好像讲得太多了，似乎那血真的已经变成水了。而在那个还没有“地球村”概念的时代，最能体现这四个字的含义的，莫过于大帅、少帅治下的东北了。守着这么个横蛮、强悍、野心勃勃的邻居，黑土地上的中国人凭空多了那么多苦难，却也曾使奉系军阀受益。只是子继父业的少帅，无论想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对这个有杀父之仇的强盗，都不能不怀有戒心。他知道发展经济、强大实力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反倒可能刺激得日本越发急不可耐，那就把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都置于一面旗帜之下。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的动因之一，就是企图以此遏制日本的野心，一旦刀兵相见，能倾全国之力抗战。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却来了个“相应处理”。
“中村事件”发生后，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来铣电（1949年以前电报发出日期都用韵目代日，16日的韵目为“铣”。——编者注）：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电后，转知东北军各长官遵照执行，并于9月6日电令臧式毅和荣臻：
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需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称：“如果一旦开战，东北必定要失败。”
7月10日，张学良在给王家祯的电报中，又称：
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
“九一八”事变后的舆论，大都谴责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台湾国民党至今仍把责任推到他头上，大陆则认为他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的。应该说，在蒋介石的铣电之前，因了张学良的“抵抗必败论”，东北军“避免冲突”的“不抵抗政策”，已经形成了。
像所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一样，张学良并不是什么都听命于蒋介石的。易帜后和“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前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倘非如此，中原大战前，蒋介石还用得着挖空心思拉拢张学良吗？下道命令就行了呗。而在东北军中，上上下下，“吃张家饭，办张家事”的“张家军”意识很浓。东北财政收入也是独自处理的，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张学良对东北的决策是有相当的自主性的，抵抗与不抵抗，是能自行主张的。
在接受NHK电视台记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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