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其他用费更省的军种代替，韩琦想裁，但被郑朗害苦了。郑朗做法一直很人道的，包括裁兵，以前裁掉的那些兵士，为了妥善安排他们，一度前后用了十几年时间，只不过在庆历末与皇祐裁的数量稍大一点。每一个禁军退伍费用皆是不菲。但这个就给韩琦带来难题，退没有钱帛安排，安排不起，不如不退。
其实说来说去，一个濮仪将韩琦后腿拖住了。
两个历史拿出来对比，就能分析出真正原因所在。关健谁能知道这两个历史，知道的仅是现在发生的历史，因此文彦博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先翟裁，琦不准。
先皇还是好的，可惜哪，jiān臣当道，因此国家苦逼了。
这是韩琦第一条罪状，不咸不淡。接下来就是韩琦真正的罪状。
厢兵！
太祖时只有十五万人，后来也是十八万人。太宗时发展到三十八万人。真宗时达到四十八万人。仁宗于庆历战争时，一度变成五十多万人。仅此两项就使得仁宗时兵力达到一百三十多万人，若包括蕃兵在内，几乎有一百四十万人。于是庆历初打了三四年战争后，国家财政恶化，那时候皆没有想到欠负可用，于是拼命地剥削百姓，烽烟四起，到处起义。后来郑朗一直在裁，一度裁到不足三十五万人。然而因为西夏再度起兵，韩琦既不战，仅是防御，却不断地增加河北与陕西驻军，禁军不敢增加，于是增加厢兵。达到五十多万。
其实也不对的。不能完全怪韩琦。
陕西本来有三白渠。以前一度自给自足。偏偏韩琦运气不好，财政亏空后将仓粮尽数挪用。
若风调雨顺，西北又没有战争，又能平安度过去。
关健西北有了边事。不得不增加驻军，而陕西这几年辰光一直不好，旱涝不停，百姓自保都为难了。再加上十几万百姓抽成义勇，更耽搁。 。 ””了农事。百姓都缺少粮食，况且兵士。
现在差役皆是要钱的，只能增加厢兵来解决运输危机。
前后原因文彦博未去分析，只知道在韩琦手中不但增加了近十万禁军，又增加了近二十万厢兵。
必裁，但一裁仅是一个安屯费用会达到多少？
若按照郑朗那种裁，一个兵士平均下来，能达到二三百缗。几十万兵士裁下去，国家等着乱吧。
再者就是乡兵。这一块比较乱的，有乡兵。有蕃兵，有义勇，有弓箭手，有壮丁，有南方的所谓土兵，费用最大实效也最大的乃是乡兵，特别是驻边与养马的乡兵，又叫保捷军，饲养战马向西北转移，战马成活率大，也能保证军队有大量良马使用，但费用不低，必须要许多蕃兵与乡兵饲养。但这一块钱帛是省下来的。放在中原饲养，贪污受贿，无形造成饲养成本高，西北也有贪污受贿现象，然而马匹成活率不同，加上这一条，实际成本在下降，并且能使军队有一些好的战马用于作战。比如种谔，史上晋祠谷战役只jiān灭了几百名西夏人，此次却扩大了几千人，正是因为手中有一支强大的骑兵，使战斗力更强，速度更快。
这一块必须包括南方的土兵，现在让郑朗改了名字，民兵。
仁宗同意，毕竟土兵多少有些卑视之意，从荆湖南路到两广，有四万多民兵，但文彦博未提，因为这三路在发展，经济蒸蒸rì上，如今三路两百万户有余，仅是四万几千民兵与五十几营禁兵，压力并不是很大。若想两广变得象江淮那样，那是不可能的。就算没有大理与交趾之危，当地若没有驻军，蛮人也会乱的。
而这其中，厢兵又在减少，民兵也有用度，但与厢兵相比，用度少了很多。禁军因为开发，又有屯田之利。实际前后用度相比，两相几乎持平。但得到的却是若大南方越来越好的经济支持。
因此仅提北方。
仁宗最多的时候，河北强壮二十九万人，义勇十九万人，河东强壮十四万四千人，义勇七万七千人。主要是因为契丹想勒索，威胁宋朝导致的结果。陕西保捷最高时八万八千人。
战事停息后，随着裁去，仅保留其中的一部分。
也养不起，就是不养，八十万乡兵耽搁的农事，让人无可想像。
到了英宗时，再度膨胀，陕西保捷十三万人，十万蕃兵，河北义勇十五万人，河东八万人。其中还不包括刚刚被郑朗裁去的十六万义勇。造成什么结果，看看去年的财务报表就知道了。
为了津补北方粮食，花了多少钱从南方运来。甚至一度从岭南调粮过来。也许这些义勇直接用费很少，然而因训练与调动，使得农业不前，一个是粮食自给自足，一个是从南方调粮，前后浪费会有多严重？
况且还有五十多万保丁。
本来保丁政策是不错的，地方上有保丁，能提拨出一些强悍的禁军补充，能协助地方zhèng fǔ防盗捉盗”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 八百三十三章 数据化”，对于保丁本身来说，仅是农闲时进行冬训，免其税，还有一些补贴。乃是互惠互利之举。但到治平之时，保丁也被破坏。大户人家进入避税，同时官府又动用保丁来做差役，结果一些不该免税的大户逃税，真正需要救济的五等以下户因为劳役又耽搁生产。
军队不但要裁，而且要重新整顿了，否则国家经济紧张不说，百姓也苦之。
与我无关。
治平时西府之权全部让东府侵袭。
书上后，赵顼看了看文彦博一眼，然后又看着郑朗。
其实郑朗以前也说过，说得比文彦博更透彻。也评论得更客观，不是韩琦想这样，是整个吏政败坏造成的结果。韩琦在专权，地方官员不服，许多人不听其调动。大家各干各的。真不行。让俺们退吧。俺们不想当这个官了，省得遗臭千古。韩琦看似大权独掌，实际还没有郑朗眼下二号首相政令管用。
当然，郑朗若不各方面牵就谦让退让。真来一个均贫富，那么还不如韩琦，甚至马上就下台。
韩琦肯定不想有这个结果，但这个结果却产生了。
实际还没有黑下脸。多少想保留最后一份君子的颜面，若象蔡京那样，俺们就是小人，一抹黑到底，又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情况。
正是因为心底一份良心，不想苛民，不上不下的，就象马英九那样，想两面讨好，最后两面都未讨好。统派不服，独派不满。很客观的评价。
郑朗说过后。才说第二次改革。
不过文彦博提出来，不管他是什么用心，皆是一件好事。
史上赵顼肯定不懂，现在赵顼天天听郑朗讲，还有他用王旦的事说文彦博后，郑朗又进讲，陛下，你那样说不对。王旦非是不进谏，关系那时真宗执政已经堕落，寇准闹都没有成功，况且xìng格柔弱的王旦。强谏，面对一个不会听的真宗，还有丁谓王钦若等权臣，王旦必会失败，离开朝堂。若王旦离开朝堂，国家政治会更坏。正是因为王旦在朝堂平衡着，真宗晚年虽亲近神仙，国家仍没有出现大麻烦。
郑朗说得急，说漏了嘴。说了一句，陛下，若换臣在那时，肯定会在失望之下，努力进劝不听后，离开朝堂归隐。仅凭此条，王旦胜过臣远矣。
前面说完，后面赵顼盯着郑朗。
高滔滔在屏风后呛得咳嗽。
郑朗讪讪道，陛下，莫要想左，先帝也想有做为，只是身体不好，影响了执政能力，那时臣丁忧在身，无奈也。
赵顼不会相信。
但郑朗教赵顼就是这些道理，每次侍讲，他从来不讲经义，讲经义的大臣太多了，不需要他来讲，而是讲这些治国用人看人的道理。
比如改革，是改革，非是革命。
革命是颠覆xìng的，武则天”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用了革命二字，杀了几万几十万人，还不叫革命，至少称为不彻底的革命。改革不同，xìng质比较温和，必须要团结大多数人，特别是权贵。
文彦博提出来，第二波改革就能让文彦博参与，虽对文彦博赵顼也不满，但不能因为自己喜恨用人。文彦博影响力非同小可，若有他参与，第二波改革难度会减轻许多。
听文彦博讲完后，赵顼夸了一句：“文公，所言乃是良言啊。朕回想了一下，去年直接间接用于军费的开支达到九千余万之巨。不整治是不行了。”
没有提韩琦之错。
但是上有所喜，下有所投。
接下来赵顼接到许多弹劾书奏。
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韩琦当初的种种做法，确实让许多人心中不满。韩琦贬出朝堂，不满的情绪减轻了。一度郑朗发起改制，居然许多心思不纯的官员想到韩琦好处。
但还有原因，韩琦总掌陕西五路安抚经略使，也就是执掌了陕西五路所有军政财大权。陕西开发成熟，某些方面形成自我供给循环，这不是最可怕的，可怕有乃是军队。
各种军队达到五十万人，若不是郑朗将十六万义勇裁去，军队数量能达到六十多万人。
是文臣，文臣也不行。
想一想郑朗在两广的下场，两广离京城有多遥远，军队又有多少人？正是因为执掌了所有军政财大权，言臣不停地叽叽喳喳。最后逼得赵顼不得不让步，让郑朗领荆湖南路一路军政财大权，对北路的军政财权只有兼管权利，没有直控权利。那是在做什么，大开发，为国家做百年大计。
韩琦无功有错，凭什么执掌陕西五路的军政财权？
有功，顾命之功，这是好听的说法，不好听的说法就是政治投机，小人之为！
第三个原因，一部分大臣不yù多事，这类大臣还不在少数，俺不是投降派，不是苟和派，但国家现在这种地步，不以内治为主，为何在西方生事？一个简单的道理。越软弱越有人欺负。越怕事事情越上门。但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似乎自宋朝起，一起糊涂了，最简单的例子。交趾一度很安份，但那个安份乃是南宋与朱棣打出来的安份。不但以后，眼下郑朗讲破了嘴皮子，还有许多士大夫继续想以和为贵。和平发展！
这部分人对韩琦西进也产生了不满。
第四个原因，就是一些有良心有远见的大臣，确实与仁宗中期相比，军队混乱，用度惊人，不治理不行，提了一些宝贵的意见。
前三类郑朗看也不看，直接让它们存档，看的乃是第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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