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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就在这时候响起，是另一位高级助理警务处长。“一切顺利吗？ 史提芬？ ”“顺利，长官。”
“是谁？ ”“是利伯恒，长官。”
“真的是他！ 不过，我们没有法子指证他什么。对不对？ ”“对，跟韦文忠在一起不算犯罪，长官。如果他跟碎尸案有关，我应该怎样做”
“没规矩不成方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你知道车里这两个人的份量，没有足够的证据不能动他们，更不能让他们觉察。你们知道怎样做的？ 对不对？ ”“我知道怎样做。长官。”
第二节
不可能？ 驾驶车子的石勒不相信地摇摇头告诉自己，以利伯恒的地位和身份怎会知法犯法？ 另一个声音替他回答，权力就像金钱一样，是永不嫌多的无底深渊。
对这一类人来说，多一点钱，多一点权力，就多一点自信。就像那些拥有上百亿财富的有钱人，乍听澳门开放赌场牌照，纷纷合资竞投这种正当生意人不屑为的偏门生意一样。在利伯恒这种欲壑填胸的人眼里，满足就意味着落后和死亡。不过，如果他是疯子，为名还是为利房车在道路上迅速移动，车里面的人感觉彷佛打翻五味瓶，心绪翻腾波动。
如果利伯恒涉及碎尸案，他就会是疯子——声音可以改变，说话的形式也可以事前编造——但到底为了什么石勒把事情一件又一件的回溯——见到的事实和推论处处荒唐无稽，可又觉得似乎可以触摸——对呀！ 只有这个利伯恒无时无刻张开着一个黑咕隆咚的贪婪大口，只有他不断威逼利诱、拉帮结派，把黑手伸到警队每个部门，到处安置和提拔亲信，只有他才能拢络到鉴证技术和电子工程专家这些第一流人材，可是，现在的世界人人懂得计算利益，那些愿意为一个崇高理想，一个不可能的梦献身的傻瓜早已被进步文明巨轮辗成粉糜，灰飞烟灭！ 利伯恒用什么利饵才能驱动这些精明的人为他冒险和卖命呢必须找到利伯恒的动机才能指证他，问题是怎样做才能让如此聪明的人露出马脚
“目标没有停在海洋公园，长官。”
耳朵里传来最新报告。
“所有伙计听着，行动进入最高机密。远远地吊着，不能打草惊蛇。明白吗？ ”担任跟踪的“狗仔队”逐一回话确定：“是的，长官。”
“听到了，长官。”
从事这门工作的警察已经习惯合上嘴巴，至死不让妻儿父母知道自己曾经牵涉、目击多少项一旦曝光可以轰动世界的秘密事件。他们当然明白“行动进入最高机密”的意思——就是必须保证抹拭去梦境中这段经历，连梦呓也不能泄密。
新的情况出现在耳朵中，“目标在回旋处转过来，上了回程。”
看来，他们已经在车里说完想说的话，不需要去公众场合掩饰见不得光的勾当。
今天上午的报章里，已有不少的分析质疑警方的办事能力，引述莫应彪妻子的指责，认为是警方的错误判断不但害死她的丈夫，又令一个无辜少女生死未卜。现代媒体的拿手方法是引导无知的市民去同情弱者，就能够不分青红皂白的支持他们去诬蔑拟定的对头。
耳朵里传来下属报告。“目标在雪厂街放下韦文忠，长官。”
石勒立刻作出决定，“第一组吊住目标，第二组盯着韦文忠回巢。”
利伯恒到底是警察，容易察觉被人盯梢，但现在的情况不冒这个险不行。
韦文忠的律师楼就在雪厂街，看来，利伯恒尽责地满足了“搭档”回去上班的要求。
意外消息突然出现，“韦文忠没有回巢，长官。”
“什么？ ”石勒精神一振。“他朝哪里走？ ”“皇后大道中，长官。他走得很慢。”
“慢慢来，拉开距离。”
石勒指示。
这个坏胚在思想东西！ 通常，律师打主意的结果是一定有人遭殃。
“他横过皇后大道中，长官。”
石勒立刻想到答案，“注意，他要去爱丁堡广场停车场取车。”
就在这时候，梁熊的声音进人耳膜，“汪孝尔刚接了个电话，长官。我想你有兴趣听。”
“接过来。”
石勒说道。他瞄了司机座上的时钟一眼：上午十一时三十二分。
“香港心声”节目在十一时结束。
耳朵里传来汪孝尔那蛮不在乎的声音，“喂，是谁？ ”“汪皇帝，是我。”
利伯恒的声音。
石勒立刻说，“停一停。”
他问第一组，“报告目标位置。”
“目标刚穿过湾仔海底隧道。长官。”
嗯，看来，利伯恒是在车里打的电话。石勒说，“小梁，接过来。”
汪孝尔的声音重新出现。“有什么好消息？ 法兰克。”
“你想不到的，马田想敲我一笔。”
“什么？ ”汪孝尔夸张地提高声音，“这家伙吃了豹子胆？ 还是找到什么漏洞？ ”“他说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大买卖，他想分一杯羹。”
“我们有哪个地方不小心露馅？ 让他抓住把柄？ ”“我想他是猜测，也许是佐治差遣来投石问路的。”
“这家伙无宝不落，他告诉你他手里有什么？ ”“他妈的故作玄虚，不断冷笑，翻来覆去只是一句话：如果不让他占一份，他够能力让我们全军覆没。我载他游车河，他下车的时候留下句狠话，不要妄想动他，他已经作好同归于尽的准备。”
“哼，空言恫吓！ 这家伙有足够聪明，懂得这种事再让人知道，扔他喂狗没狗啃。嗯，他不是自己兄弟？ 怎敢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利害关头，自己人也有亲疏之分。马田靠的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用唬吓骗哄手段赚钱，我想不到他敢来敲我！ ”“你想怎样对付他？ ”“不管他是否想改行写推理小说，还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们不会窝囊得让他有时间买保险吧？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兄弟们怎样想？ ”“我俩决定的事从来没人敢反对。”
“就这样决定吧。”
电话挂断的声音。
石勒接通第二组，“情况怎样？ ”“我们盯着他进停车场的，长官。正等他出来。”
“多久了？ ”“十七分钟，长官。”
又是一个不祥的感觉，石勒催促，“派人进去找他，快。”
“是的，长官。”
这时候，石勒的车子已来到中环商业区。他转动方向盘，来到了爱丁堡停车场出口的时候，刚好瞥到第二组的几个探员神色懊恼地从里面奔了出来。
又让疯子赶在前头“找不到他，长官。”
第二组指挥官羞愧地报告。
“他的车子呢？ ”“还在，长官。”
“把韦文忠的相貌特征和衣服款式通知所有巡逻车和巡警，一有发现，立刻扣留他和他身边的任何人。”
石勒略为思索，叫住部属。“警告所有伙计提高警惕，韦文忠身边的人属于极度危险人物。”
到这地步，石勒不得不豁了出去。这种经警方指挥中心通讯网络发出的消息，拥有第一流通讯仪器的传媒也会同时收到。打草惊蛇，利伯恒一旦知道已被盯上，以他的身份地位，石勒将有无穷无尽的麻烦，而另一个高级助理警务处长一定置身事外，推个一干二净。
而且，如果“狗仔队”疏忽漏眼，韦文忠只是使用一辆警方不知的车子离开停车场去“散心”当他安全再现的时候，一定不会放过石勒把他当作“通缉犯”处理的不可饶恕行为，一定趁机控告警方有计划地损害他的名誉，要求公开道歉和索取天文数字的赔偿。
事到如今，石勒却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不管韦文忠干过多少坏事，不管这个大律师活在世上的功用是让更多的好人遭殃。但他还是人——身为警察，不管好人坏人，总不能袖手旁观，看着有人丧命的。
第三节
下午二时，石勒和刘陶再次来到尖沙咀觉士道。疲惫的警察站在门前，想起门后面的那副怨恨的眼睛，就感到毛骨悚然。
谁也不想再次见到这个寡妇，可是，案情的发展迫使他们不得不一次次上来面对这对眼睛。
他们上这里之前还没进中饭，疲于奔命的警长提议先填肚子。督察说：“一想起那女人的眼睛，就咽不下饭。”
“我看过这样的一句话：长官。”
警长安慰上司。“你只要相信所作所为是对的，你就可以做任何事，可以心安理得。”
“小刘，问题是利伯恒一定也相信所作所为是对的。”
对莫应彪的死，石勒心里感到纳闷和歉意。当初大张旗鼓来拉人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吃过亏，知道媒体的厉害，害怕被挑衅、被质疑、被污蔑，士急马行田，不得不搬指纹的主人来挡灾抵祸。
可是，对像莫应彪夫妇这种普通人，如果你想向他们说“是媒体迫害警察，警察才会压迫你；是你自己跟疯子扯上关系，警察才会对你用上手段”这个道理委实太复杂了。他们不会相信“你要把死这笔债算在警察头上，冤有头债有主，请你去找罪魁祸首的疯子，去怨恨可以毁灭任何人的现代媒体”的解释。现代进步文明把大多数人陶冶得像一群懂事的狗，在这些简单的脑袋里，谁有醇酒般的圆润声音，谁懂得如何抚扫它们的毛发，它们就相信谁。
门打开来，莫太冷冷地说，“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我的忍耐有个限度。你们再来骚扰，我开记者招待会，谴责警方，请媒体主持公道。”
石勒直视她的眼睛，说道：“莫太，疯子刚杀了韦文忠。”
仇恨的目光陡地换上惊悸。她捂住脸孔，身子摇摇欲倒。石勒上前轻轻地扶住她，警长关上门，跟他们一起坐到沙发上。
很久很久，她停止啜泣，悲戚地问：“你们怎样知道的？ ”“尸体被发现躺在柴湾兴民囤第三座前的空地上，警方在三十楼梯间发现他的鞋印。他不是被人推下去，就是被迫跳下去的。”
“又是你的推测？ ”“我们在他家里和律师楼找不到自杀线索，他的亲人和同僚异口同声，看不到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