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按使，下至车失游民，无所不包。于是发展到连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也被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了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大呼小叫奔向街头，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早日登位。
段芝贵在军界请愿鼓动工作也很出色，汤芗铭、孟恩远、陆建章、阎锡山、张作霖等大军阀都拍胸发誓效忠于要称帝的袁世凯。
请愿联合会把全国各界各团体的请愿书，送交参政院，请求改变国体。参政院认为国体为宪法上的重要问题，应由国民会议解决。但袁世凯认为召集国民议会花时较长。于是指示梁发动请愿联合会再次发动全国总请愿。参政院指出可以“设法特别提前开议会，定名为国民代表大会”。袁世凯于次日即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发布召集国民代表大会的告令。为了能保证当选，代表基本上采取钦定的办法，绝大多数名单由他和亲信直接圈定，各省不得遗漏和更改。其余少数名额由各省自定，但必须绝对可靠。而且大会不在北京开，而在将军、巡按使监督下，在各省分别举行，然后再把票汇集北京。为了取悦代表，袁世凯又给各省在京代表回省投票时每人赠五百大洋，到省住最好的旅舍，吃喝玩乐保证周到无漏。投票时用记名投票方式，从将军署大门至投票厅的路，排满武装的士兵，让代表从刀丛枪林中走过。有的甚至监视写票，稍有思虑，则加喝斥。最后投票结果是一千九百九十三人投票，赞成帝制一千九百九十三票，无一人反对，无一票作废。
这下袁世凯可满意了吧，不，他还指示各省要求代表们在推戴书上签名，朱启铃则密电各省必须在推戴书上写上这些字样：“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12月11日上午，参政院把总推戴书和其他推戴书一齐呈献袁世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以“曾居政要，上无神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为由推辞不受。知底细的人提醒说，大总统的意思是在政业、道德方面对他的颂扬还不够。于是下午又呈上一份更详细地列举功绩、道德的推戴书，袁世凯照例装模作样做出一番“谦逊不惶”的姿态，以示他作皇帝不是出自本人自愿而是大家“逼”的结果。至此，袁世凯要做皇帝的一切手续全都办好了。
第二天，他就神气十足地发布申令，承认帝位，朝夕魂牵梦绕的皇帝梦终于圆了
吴佩孚施放烟幕弹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正值夏季，晴天朗朗。黄金水道——长江依着武汉三镇滔滔东流，江面上，船只穿梭往来，甚是繁忙。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两只商船撞在一起了。过往船只上的人们心里不禁一阵紧缩，但并不觉奇怪。是呵，即使在晴朗的天气之下，各行其道的船只有时难免也会相撞。然而，作为一省军事之长的湖北督军王占元，此时却绝对想不到与他订有湘鄂联防条约的湘军，也会跟他发生“碰撞”。
1921年6月底，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曾以准备用武力驱逐滇军出境为由，向他请求协助军饷军火。他考虑到滇军在湘西，对鄂西也是一个威胁，当时就表示愿意协助，但要有条件。因为湖北名人李书城、孔庆等正在湖南煽动湘军“援鄂”，他要求赵恒惕表明态度才能作出决定。赵恒惕立即回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他才派参谋余范传携带子弹一百箱，步枪二千支、军米二千石，现洋二十万赠予湘军。不久湘军出动“援桂”，虽使他感到惊异，但随即又想到湘军既然出动“援桂”，就不会“援鄂”，于是又放心地在7月4日赠予湘军子弹六十万发。
可是，他不知道，湘军虽已于7月1日通过了“援桂”的决议，但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等认为“援桂”不能解决湘军军饷和军火的困难，继续鼓动出兵“援鄂”。就在赵恒惕获王占元的馈赠不久，他便找以前做过吴佩孚的副官，后来由吴介绍留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叫他去洛阳征求吴佩孚对“援鄂”的意见。因为赵害怕吴佩孚支持王占元，所以出兵前必须要探听到他的态度如何。可是，葛豪去后久无回报，于是又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他们俩到洛阳后，不知吴佩孚是不想见他们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是不与他们单独会谈，成天忙这忙那。无奈，萧光礼便先行回到长沙来。这时，宋鹤庚、鲁涤平抢先把他拉过来，叫他顺着赵恒惕的心理，提供假情报，说吴佩孚并不反对湘军“援鄂”，只是与王同属北洋派，不便公开赞成，只能采取默然的态度。赵恒惕听信萧的说法后，七月二十日，召开军事会议，通过出兵“援鄂”的决定，赵恒惕自任“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分三路向湖北进军。
王占元直到七月二十一才得到路局方面关于湘军扣留火车的情报，才开始动了疑心。湖南路局打来电报说，湘军换防，请湖北多放车辆来以供军事运输。王占元立即吩咐湖北路局停止开车。待湘军“援鄂”的消息得到证实后，王占元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家，“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宣扬“博爱”、“人，决定派孙传芳为中路军前敌总指挥，在燕圻设立司令部，在羊楼司。蒲圻、咸宁建立三道防线。当天还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可是，在湘军发兵前，吴佩孚态度暖昧，从来没有表示过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他只向葛豪说过一些“私房话”，说他对王占元无所爱惜，但又认为湘军背弃湘鄂联防条约，进攻湖北，是不义之举，并叫葛豪不要再回湖南。因此吴佩孚对湘鄂动武的真正态度如何，一直让人们摸不着头脑。不过，当他接到王占元的电报之后，立即派直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即日向武汉出发。于七月二十七日开到汉口。这时王占元军与湘军在羊楼司、赵李桥等地进行了八昼夜据说是历年内打得最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惨重。此时正是军情最紧的时候，主占元原以为援兵已到起初很是高兴，绷紧的神经不禁为之一松。不料经他几次催促，萧耀南总是借口军队尚未集中不肯开动。而后鄂军形势急转直下，八月六日，王占元接到前方战败的消息，便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宣布辞职，并发了一封耐人寻味的电报：“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口已逾五日，途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能自由作战”。这些所谓的援兵既然来了为什么又斤斤千“预定计划”而不动，致使王占元的希望破灭呢？其实所谓的“预定计划”不过是吴佩孚故意拖延的托辞。
在吴佩孚的眼里，湖北不仅是直系的势力范围，而且还是他曾占有的地盘，他早就想据为己有了，只是忙于北方战事，无暇顾及。这次湘军“援鄂”正好为他提供了机会，可以借湘军把湖北的督军赶走，然后想办法取而代之。这次佯派援兵只不顾这人耳目，应付王占元而已，免得落个见死不救的骂名。
王占元通电辞职后，八月九日北京政府就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吴佩孚利用借刀杀人的手段，不费一兵一卒，就把一省的地盘据为己有费尔巴哈见“外国哲学史”中的“费尔巴哈”。，在湘军撤退之前，至少已经是名义上了。至此，王占元才醒悟过来，在乘船离开武汉时，吞声饮泣，充满悲愤地对进行的人说：“我六十岁的老翁，这次却上了人家的当了”。
王占元离开武汉的第二天，吴佩孚不用邀请，即快马加鞭地到了汉口，神气十足，颐指气使，调兵遣将，大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气势；而新任督军萧耀南则活象他的小媳妇一样，忍声吞气，各方面都只看见“吴大帅”而看不见萧督军。吴佩孚眼下的目标就是把湘军赶出湖北。为此，他派第八混成旅靳云鹊部开抵汀泅桥，河南宏威军司令赵杰部开抵纸坊，第二十五师第四十九旅陈嘉谟部开抵贺胜桥，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鲁军张克瑶旅开到汉口，命令前方各军只许固守阵地，不得向前进攻，以待时机。之所以如此强调固守，是由于在吴佩孚到汉口之前，靳旅曾向湘军发动一次偷袭，却被湘军击退，自己反而放弃了汀泗桥的阵地。这给吴佩孚敲了警钟，不可轻举忘动，现在湘军刚打胜仗，士气正很旺，如果继续进攻，武汉就很难守得住。因此，吴佩孚还授意萧耀南向湘军提出停战的建议，并称即日派遣代表前来议和。作为回应，赵恒惕也随之立即下停战命令，似乎用不着仔细考虑．
原来赵恒惕也有自己的一套如意算盘。他根本没有准备与直军进行战争，希望取得一定的代价即撤回湘军，将湖北的地盘让给直系。他只提出四点希望：（1）直系承认湖北自治，湖南承认萧耀南的实际地位，（2）吴自动不就两湖巡间使I（3）湘直公推蒋作宾为湖北省长；（4）直系偿还湘军军费五百万元。
吴佩孚学的战将张福来到汉口后，也直接向赵恒惕通电表示友谊，似乎一切问题都好商量。赵恒惕派总部秘书长钟才宏、参谋长唐义彬、军法处长萧光礼先后到湖北进行和谈，并且提出了以上四个条件。而萧耀南则表示可以补偿湘军军费一百万元外，其余各条须待“吴巡阅使”决定。湖南代表直接去找吴佩孚可他是一个“马不停蹄”的忙人。十二日视察前方阵地灭战等作战原则。阐述了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十三日在咸宁召集张福来、靳云鄂、赵杰等讨论军事，十四日乘舰巡视金口，即使偶然在汉口停留一下，他既不与赵恒惕直接通电，也不肯接见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