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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们对一些改革事业要比其他国家热心得多和积极得多。
在欧洲，人们为这种事业使用的力量虽然不够太多，但能更加持久。
多年以来，一些笃信宗教的人士，就在致力于改善监狱的状况。公众被他们的宣传所感动，因而帮助犯人新生的工作也成了流行的事业。
于是，建立起一批新的监狱。
对罪犯进行改造的观点，破天荒第一次与对罪犯进行惩罚的观点并驾齐驱进入了监狱。
但是，这场有公众热心参加的和公民的一致努力使其势不可当的可喜改革，并未能一蹴而就。
当新的感化院正在兴建，而多数的意愿也急于促成这项事业的时候，旧的监狱依然存在，并关押着大批的罪犯。这些旧的监狱，随着新感化院日臻完善和健全，而使人感到更加有害健康和更加腐败。这种事半功倍的工作容易被人所理解，以致锐意建立新的改造设施的多数，竟把早已存在的旧监狱忘掉了。于是，人人都把注意力转向不为老眼光所注意的事物上，并停止了对旧监狱进行监督。一系列有益的管教制度，先是自行松弛下来，随后便遭到破坏。因此，在建有足以表现当代的艺术和文明的宏伟建筑物的监狱中，尚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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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就使人想起中世纪的野蛮的苦牢。
多数的暴政D
应当如何理解人民主权原则——设想建立一个混合政府，那是不可能的——最高主权必然有其所在——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节制最高主权的行动——美国未曾采取这种预防措施——由此造成的后果
我认为“人民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这句格言，是渎神的和令人讨厌的；但我又相信，一切权力的根源却存在于多数的意志之中。我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一项通行的法律，在一个国家，要由人民的多数来制定和最后采纳；而在全世界，则要由全人类的多数来制定和最后采纳。这样的法律才是公道的法律。
因此，公道就为每个国家的权利划定了界限。
一个国家就象一个大陪审团，它受权代表整个社会和主持公道，而公道就是国家的法律。代表社会的这个大陪审团的权力，是不是应当大于它在其中实施法律的社会本身的权力呢？
当我拒绝服从一项不公道的法律时，我并不是否认多数
“多数的暴政”。这一节对于理解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十分重要。我们在这D里可以看到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最终目的的表达。据他说，民主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保护少数和个人的权利。参阅康马杰：《多数的统治和权利》（牛津，１９４年）。——法文版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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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号施令权，而仅仅是从依靠人民的主权转而依靠人类的主权。
有些人曾经大胆声称，人民在只与其本身有关的问题上绝对不该越过公道和理性的界限，而且也不必害怕授予代表他们的多数以全权。然而，这是奴隶的语言。
如果多数不团结得象一个人似地行动，以在观点上和往往在利益上反对另一个也象一个人似地行动的所谓少数，那又叫什么多数呢？
但是，如果你承认一个拥有无限权威的人可以滥用他的权力去反对他的对手，那你有什么理由不承认多数也可以这样做呢？许多人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吗？在面对艰难险阻的时候，他们的耐力能够因其力量强大而就强大吗？
③至于我，可不相信这一点。我反对我的任何一位同胞有权决定一切，我也决不授予某几个同胞以这种权力。
我并不认为，为了维护自由，就可以把几个不同的原则混合于同一政府之中，因为这样会使它们彼此直接对立。
我一直认为，建立所谓的混合政府，不过是异想天开。
老实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混合政府（从这个词的本意来理解的混合政府）
，因为在任何社会，最终只能保留一个支配其他一切行动原则的基本行动原则。
作为这种政府的例子而最常被人引证的１８世纪的英国，
③任何人都不会主张一个民族可以滥用它的武力去反对另一个民族。但是，一个大国中的政党，却可变成国中之小国。
如果承认一个国家可以对另一个国家实行暴政，那怎么能否认一个政党也可以这样对付另一个政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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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其中有若干重要的民主因素，但它实质上是一个贵族国家，因为它的法制和习惯向来是按照贵族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占居了统治地位和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指导公共事务。
这种引证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引证人在不断观察贵族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相互斗争时，只看到了斗争本身，而没有注意这一斗争的结果，但斗争的结果才是问题的主要所在。如果一个社会真正建立一个混合政府，也就是说，它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一些相互对立的原则时，它不是正在酝酿一场革命，就是行将瓦解。
因此，我认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但我又相信，当这个权力的面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
我本人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
我只承认上帝可以拥有无限权威而不致造成危险，因为上帝的智慧和公正始终是与它的权力相等的。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
我最挑剔于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并不象大多数欧洲人所指责的那样在于它软弱无力，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我最担心于美国的，并不在于它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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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民主，而在于它反对暴政的措施太少。
当一个人或一个党在美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你想他或它能向谁去诉苦呢？向舆论吗？但舆论是多数制造的。向立法机构吗？但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盲目服从多数。向行政当局吗？但行政首长是由多数选任的，是多数的百依百顺工具。向公安机关吗？但警察不外是多数掌握的军队。向陪审团吗？
但陪审团就是拥有宣判权的多数，而且在某些州，连法官都是由多数选派的。因此，不管你所告发的事情如何不正义和荒唐，你还得照样服从④。
④在１８１２年战争时期，巴尔的摩发生一个多数专制所造成的暴力事件。
在这个时期，巴尔的摩人非常支持这场战争。当地出版的一家报纸，对居民热烈支持战争的行为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人民自动集合起来，捣毁了报社，袭击报社人员的住宅。有人还想召集民兵，但民兵没有出动。最后，为了保护生命受到愤怒的公众威胁的那些无辜者，而把他们当做罪犯投入监狱。这项预防措施并未生效。人民在夜里又集合起来，当地的行政官员去召集民兵来驱散人群，但没有成功；监狱被砸开大门，一名记者就地被杀，还要处死报社的其他人员，但经陪审团审理后，宣判无罪。
有一天，我对宾夕法尼亚的一位居民说：“我请您告诉我，为什么在一个由教友会教徒建立的并因他们的宽宏大量而出名的州里，已经获得解放的黑人还不能享有公民权呢？他们照章纳税，让他们参加选举岂不是很公正的吗？”
他回答说：“请不要这样侮辱我们，你去看一看我们的立法者制定的法令有多么公道和宽宏大量。”
“这样说来，在你们这里，黑人是享有选举权的了？”
“当然。”
“那末，今天早晨我在选民的会议上为什么连一个黑人也没有见到呢？”
这位美国人说：“这不是法律的错误。
黑人确实有权参加选举，但他们总是故意躲避不来出席。“
“他们也太谦虚了。”
“啊！
不是他们拒绝出席，而是他们害怕到这里受虐待。
在我们这里，有时法律因为得不到多数的支持而失效。要知道，多数对黑人最有偏见，各级行政官员也爱莫能助，无力保证黑人行使立法者赋予他们的权利。“
“怎么！享有立法特权的多数也想享有不遵守法律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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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假如把立法机构组织得既能代表多数又一定不受多数的激情所摆布，使行政权拥有自主其事的权利，让司法当局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外，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府，而又使暴政几乎无机会肆虐。
我并不是说，在今天的美国，人们经常使用暴政的手段；而是说，那里没有防范暴政的保证措施，而要揭示美国政府所以能够宽容待人的原因，与其到美国的法律中去寻找，莫如到它的地理位置和民情中去寻找。
多数的无限权威对美国公务人员的专断权的影响
美国法律给予公务人员的自由，在法律上划定了范围——公务人员的权限
必须把专断权与暴政分开，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暴政可凭法律本身而实施，所以它与专断专权不同。专断权可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