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了。但是这个比喻一点儿也不好，他的裤子总是那么脏。
不过，这个胖医生两三岁的小孙子却漂亮得不得了，一团白雪似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个不停，睫毛又翘又浓又长，总是给剃成光头，只有后脑勺那儿留了铜钱大的一撮头发，编了根细细软软的小辫儿，还扎着红头绳儿。一天到晚，这个肉乎乎的小东西连滚带爬地跑过去，再连滚带爬地跑过来。他的胖爷爷从边防站（和他的诊所就隔着一条马路）挑水回来，走了没几步路就气喘吁吁地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这小孩子便歪歪扭扭冲过去，一路上不停地摔着跤。终于跑到跟前，小身子一纵，两只小胳膊紧紧搂着爷爷的大胖腿，整个身子吊在上面，铃铛一样笑得脆生生的。
我在村里走，只要一看到这小东西，就忍不住一把逮过来，捏他的脸，拧他的小鼻子，再拽着他的小胳膊拉了又拉，看看到底是不是假的怎么会生得这么漂亮呢？为什么胖医生又那么
那次喀吾图乡医院的吊针弄好了我的感冒后，鼻子就一直囊囊地堵着。有一天在路上碰到胖医生，就顺口问了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他慎重地想了想，又慎重地说：“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多么专业的名词！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小瞧他了。
我决定去他那里看病。
他的诊所的牌子挂在村头马路一侧的土墙上，白色的，一尺见方，上面一个细弱无力的红十字，下面“专家门诊”四个黑色汉字，再下面的哈文字母是绿色的。
我绕着院子围墙转了一大圈才找到入口。那是墙上的一处豁口，豁口处一上一下横担着两根木头，算是大门——我们这里的绝大部分人家的大门都是这样的，只挡牲畜不挡人。我从木头中间翻过去，进到他们家院子里。胖专家十三岁的小儿子正光着膀子在院子角落的空地上夯哧夯哧地翻打盖房用的土坯块，阳光热烈地投在他黝黑明亮的脊背上。院子里的一群母鸡冷不丁看到来了个生人，一个个乍乍乎乎地扑腾着翅膀往院子西面那片菜地飞奔而去。
只有院子北侧的那套土坯房粉刷了石灰，还挂着白色的门帘，于是我对直往那里走去。推开门，发现横着一条短短的走廊，走廊对面和两边尽头各有一扇门。我循着声音往左手走，果然，一推门就看到胖专家稳稳当当地坐在一张过去年代才有的那种淡蓝色木漆长条桌后。哪怕是很稳当地舒服地坐着，他仍不住地喘着粗气，好像就那样坐着也是极累人的事。
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给孩子拿药的父亲，他正在那里小心翼翼地给胖专家描绘孩子的病症。胖专家哼哼啊啊地答应着，不时浑浊地咳嗽一阵。我在房间里一角远远坐着，努力忍受他嘴里那股浓重的令人不快的味道。并暗暗决定，呆会儿轮到我时，一定要拼命找话说，尽量不留给他张嘴的机会。
那边，我们的胖专家已经在开药了。他迟缓犹疑地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想了想，又伸进长裤口袋，很仔细地摸索了一阵，半天才掏出一串钥匙来。然后细心地找到其中一把小的，看了看，再翻个面又看了看。凝视五秒钟后才确定正是这把。接下来再以一种慢得令人无法理解的速度将钥匙插向写字台中间那个抽屉上的锁孔亏他蒲扇似的一双大手，捏着那么小的一枚钥匙，开那么小的锁。由于总是瞄不准锁孔，喘息越来越急促我真想冲上去，一把抢过钥匙，三下五除二替他打开算了。
后来总算打开了，为此他都笑出声来了。然后微笑着抬起头，仰着下巴，伸手进去摸索。再一拖，像变戏法似的拖出来一条长长的，似乎是没有尽头的一串花花绿绿的塑料包——哦，是“儿童感冒冲剂”。他又接着在抽屉里摸，摸出一个老花镜，端端正正戴上。然后用圆圆粗粗的手指捏着那些串连在一起的冲剂包，一个一个，慢而认真地数。当数到十五或二十包的时候，不小心数差了，只好从头再来。那个坐在对面的父亲也帮他一起喃喃念着：“八、九、十、十一”——看着两个大男人如此耐心而郑重对付这么一个两位数内的数字，实在有趣
他们就那样没完没了地数啊数啊，听他们数到三十包时，心里不由得同情起那个可怜的病孩子了——恐怕他的病好过十天之后，还在不得不努力服用剩下的
终于数完了，我们的胖医生一手捏着数出来的最后一包药，另一手慢吞吞地摘掉眼镜，又慢吞吞地在抽屉里摸半天，这回是一把剪刀——他的抽屉真是百宝箱一个。
剪刀当然是用来把那些连在一起的药包分开的，可他一剪刀下去，却把一包药从中间分开了，细碎的药粒撒了一桌子。看来，眼镜摘得太早了。
他嘟噜了两声“不”，慢吞吞地把那些撒落的颗粒在桌面上聚拢成一堆，从一只手抹到另一只手的手心。
我当然会认为他要把它们扔弃不要了。但是他只是那么撮着，一点儿也没有想处理掉的意思。
接下来我想他也许会找张纸什么的来把它包起来吧！他也的确试着这样做了，他东看看，西看看，又在空空的桌子上摸了摸，最后作了一个“实在没有办法”的手势，直接把这撮药粒从自己的手心倒进了那个可怜的父亲手心里。
接下来我又想错了——他给人家弄坏了一包药，总该会给人家再补一包吧，可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剩下一长串药有条不紊地全部收了起来，给抽屉仔细地上了锁
那倒霉的父亲用手心捏着那撮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只好伸出舌头把它舔掉了。
接下来就轮到了我。要不是我还处在惊奇之中尚未反应过来，就早溜了
我想我至少还得再修炼二十年才能达到当地乡亲们的功力。现在还不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动不动就大惊小怪
于是我就绝口不提生病的事了，我直接找他要螺旋霉素。
这回倒很顺利，除了贵一点，倒是没出什么意外。
但是找钱时他少给我找了三毛钱。
其实也就三毛钱而已，我会当是他上了年纪，不小心找错了。我站起来要走了，可他这时偏偏要给我解释一下：“那三毛钱是手续费”
手续费？没听错吧？我自己来买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也没让他诊断，没让他动用他的专业知识开药，哪来的手续？
他想了想，又说：“是挂号费。”
我捏着那盒药从他家出来，顶着大太阳想了很久。他们家的鸡也不怕我了，围着我刨土扒食的，还啄我的鞋带，扬得我裤脚边上扑了一圈白白的灰。他家的小儿子还在阳光下安静地、汗流如瀑地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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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舞会
我在乡村舞会（拖依）上认识了麦西拉。他是一个漂亮温和的年轻人，我一看就很喜欢他。可是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够走到他面前和他跳舞？——我的鞋子那么脏，裤腿上全是做晚饭时沾的干面糊。我刚干完活，脏外套还没换下来。最好看的那一件还在家里呢
于是我飞快地跑回家换衣服，还洗了把脸，还特意穿上了熨过的一条裙子。
可是，等我再高高兴兴地、亮晶晶地回到舞会上时，麦西拉已经不在了，他已经走了！我真是又失望又难过。但又不好意思向人打听什么，只好在舞会角落的柴禾垛上坐下来，希望过一会儿他就会回来。
等了好长时间，不知不觉都过了午夜两点——舞会是十二点半开始的。
始终是那个在河边开着商店的塔尼木别克在弹电子琴。轮流有人走上去，站在他旁边唱歌，一支接着一支。围着圆圈转着跳的月亮舞跳过了；“黑走马”也跳过了；三步四步的交际舞也跳过好几轮了，迪斯科正在进行。院子里围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可是麦西拉就是不来。我在那里越等越难过，可为什么舍不得离开呢？总是会有人上来邀我跳舞，我出于想跳而站起来笑着接受。但心里有事，就是不能更高兴一些。
以往这种时候，说不清有多兴奋。简直觉得“拖依”真是太好了，又热闹又能出风头。一个劲儿地在那唱啊，跳啊，玩累了就找个热气腾腾的房间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喝点茶。和一群人围在大炕上弹冬不拉（双弦琴），拉手风琴，喝喝酒，唱唱歌，等暖和过来了再出去接着跳。就这样，三个通宵连在一起也玩不够似的。
而今夜似乎没什么不同，场场不缺的阿提坎木大爷仍然来了，所有人都冲他欢呼。这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有趣极了，出不完的洋相。他不停地做鬼脸，脸拧到了几乎不可能的程度——我是说，他的眼睛和鼻子的位置都可以互相交换。他看向谁，谁就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什么舞曲他全都半蹲在地上扭古老的“黑走马”，边跳还边“呜呜呜”地大声哼哼黑走马的调，并且只跟着自己哼的调踩舞步，电子琴那边的旋律再怎么响彻云霄也影响不到他。
他兀自在喧闹的、步履一致的人群缝隙里入神地扭肩、晃动双臂，又像是独自在遥远的过去年代里与那时的人们狂欢。他半闭着眼睛，浑身酒气，年迈枯老的身体不是很灵活，但一起一落间稳稳地压着什么东西似的——有所依附，有所着落。好像他在空气中发现了惊涛骇浪，发现了另外一个看不到的，和他对舞的情人。音乐只在他衰老的、细微的、准确的，又极深处的感觉里。舞蹈着的时光是不是他生命最后最华丽最丰盛的时光？
漂亮的姑娘娜比拉一身的新衣服，往电子琴边招眼地一站，仰起面庞唱起了歌。歌声尖锐明亮，一波三折，颤抖不已。那是一首我们经常听到的哈语流行歌。全场的人都跟着低声哼了起来。
喧嚣中，我大声地向阿提坎木大爷打问娜比拉正唱着的那支歌是什么意思。他凑过耳朵“什么！什么！”地嚷了半天，最后才听清了并回答道：
“意思嘛，就是——喜欢上一个丫头了，怎么办？唉呀，喜欢上那个丫头了，实在是太喜欢了，实在是喜欢得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