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下。 ”
黄昏时分，在仁爱传教修女会的总院，几百名追悼者手中拿着蜡烛安静地挤在门前，在人行道上摆放献花和献香。
司机下了车，用力拍着会院的铁门。“这位先生老远从美国来，要向德兰修女致敬 ！”他用孟加拉语大声喊道，“开门 ！”
年迈的门房站了起来，回来时带了一位穿着修女服的年轻修女。她打量着眼前这位风尘仆仆的旅行者，还有他手里那束大得吓人的花，过了好一会儿才招手让摩顿森进去。进了会院，穿过阴暗的回廊，远处传来祷告的回声，修女带着摩顿森来到一间盥洗室。
“你先清理一下吧。 ”她用带着斯拉夫口音的英语说。
在一间满是摇曳烛光的房间中央，德兰修女躺在简单的护栏里。摩顿森轻轻把旁边的花束移开了一点，好给那束巨大的花挪出位置，然后坐到靠墙的一张椅子上。年轻的修女转身离去，留下他一个人和德兰修女在那里。
“我坐在角落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摩顿森说，“从我孩童时起，她就是我的英雄。 ”
德兰修女原名艾格莉斯·龚莎·包雅舒，出生在科索沃一个阿尔巴尼亚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个成功的承包商。从 12岁开始，德兰修女就受感召为穷人服务，同时开始接受传教训练。 18岁时，她加入了爱尔兰的洛雷托女修会，因为女修会致力于为女孩子提供教育。之后的 20年里，德兰修女在加尔各答的圣玛莉罗雷托修会中学教书，最后成为校长。
但在 1946年，她说上帝召唤了她，要她为“穷人中最穷的人”服务。 1948年，教宗庇护十二世颁给她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的特许状后，她为加尔各答流浪街头的孩子们建了一所露天学校。 1950年，德兰修女获得梵蒂冈的许可，成立了自已的修女会——仁爱传教修女会。德兰修女说，她们的工作是要照顾“饥饿者，赤贫者，无家可归者，残疾者，麻风病患者，所有被整个社会遗弃、无人关爱的人，以及成为社会负担、人人闪避的人”。
同样关心弱势群体的摩顿森，对德兰修女决心
为被世界遗弃的人服务相当感佩。少年住在非洲摩西时，他就知道德兰修女在印度以外地区的第一项计划，位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垂死者之家”。德兰修女于 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的名声更有助于推动仁爱传教修女会在全世界孤儿院、收容所和学校进行的慈善工作。
德兰修女去世前几年里，摩顿森曾听说过一些人对她的批评，因为她会接受不当来源的捐款：毒贩、企业罪犯、腐败政客，许多人想通过捐款换取灵魂的救赎。摩顿森自己也在为巴基斯坦孩子辛苦募款，完全能理解德兰修女那句著名的反驳之词：“我不管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在为神做事时，它们都被净化了。 ”
“我坐在角落，看着包在裹尸布里的她。 ”摩顿森说，“穿着修女服的她看起来非常瘦小。我想，为什么这么瘦小的一个人，对提升人性竟有这么大的影响。 ”
房里陆续进来一些修女，她们跪下后触摸德兰修女的脚，包在她脚上的棉布已经因为几百双手的
触摸而褪色。摩顿森觉得去摸她的脚不太好，于是就跪在冰冷的地砖上，把他的大手盖在她手上。
带他进来的那位修女回到房内，发现他跪在地上，便对他点了一下头，仿佛在问“好了吗 ？”摩顿森跟着她走回阴暗回廊，重新扎进加尔各答的闷热和喧嚣中。
原本蹲在地上抽烟的出租车司机，看见他的客人出来，立刻跳了起来。
“怎么样 ？成功吗 ？成功吗？”他领着摩顿森穿过一条挤满人力车的街道，走回出租车。“现在，”他说，“你要不要享受一下按摩 ？”
回到美国后，在 2000年冬天，摩顿森偶尔还会回想起跟德兰修女在一起的短暂时光。摩顿森惊觉，她从未像他一样长途旅行，暂时离开那些悲惨受苦的人，等自己好好休息后再重新出发为那些人奋斗吧。那年冬天，摩顿森觉得身心俱疲。先前在思尔山滑坠造成的肩伤 （也就是克莉丝塔过世那天发生的意外）一直没有复原，他试过瑜伽和针灸，都没什么效果，有时候疼痛难忍，他就会服用超剂量的止痛片，把痛楚强行压下去，好让自己专心工作。
另一方面，对自已渐渐成为公众人物这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他也同样处理得不甚成功。那些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各色人等，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而他的处理方式就是躲进地下室，逃避每天响个不停的电话，以及几百几千封的电子邮件。
许多登山者跟他联络，希望他能帮忙安排到巴基斯坦的登山远征队，当他表示无法提供协助时，他们就很不高兴甚至恼怒。新闻记者和电影工作者不断打电话来，希望摩顿森下趟旅行能带他们一起去，好借助摩顿森过去七年来建立的关系，抢先竞争对手一步深入巴基斯坦。医生、冰川学家、地震学家、人类学家、野生动物学家写来了一封封冗长的信，用一般人看不懂的专业用语，询问与巴基斯坦有关的各种学术问题。
塔拉把她的一位心理医师同行介绍给丈夫，让他在家时定期进行心理咨询，谈谈为什么不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他总想躲起来。治疗师也针对摩顿森日渐增加的愤怒（针对那些想占据他更多时间的人 ），提供了一些建议，教他如何调整情绪。
岳母丽拉·毕夏的家渐渐成为他的第二个避风港，特别是她的地下室。摩顿森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待在那里，阅读贝瑞·毕夏的登山藏书。
直到准备吃晚餐时，摩顿森才舍得放下书。丽拉·毕夏对摩顿森的看法和塔拉一样：“我必须承认塔拉说的对，他是个完美丈夫。 ”她和女儿对摩顿森下了同样的结论：这位住在两条街外、个性温和的高大男人，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有个下雪的晚上，我们正在烤肉，我要葛瑞格到外头去把鲑鱼翻个个儿。”丽拉说，“过了一会儿，隔着玻璃门我看见他赤脚站在雪地上用雪铲翻鱼，好像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然后我想，这对他来说的确很正常，那时我才真正了解他和我们不一样，他就是他自己。 ”
那个冬天里，摩顿森在自家地下室拼命阅读阿富汗北部正在发生的灾难的细节。超过一万名阿富汗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小孩 ）为了躲避逼近的塔利班军队，往北逃到塔吉克斯坦边界，直到无处可逃为止。难民们在阿姆河的沙洲上用双手挖出临时的泥土屋，最后慢慢饿死——绝望之际，他们甚至吞食
河岸上的杂草维生。
难民纷纷病倒死去之际，塔利班士兵却把射杀他们当做运动取乐，对着惊恐不已的难民们发射火箭弹。他们抱着木头划水过河，企图逃到塔吉克斯坦去。
“自从开始在巴基斯坦工作后，我就睡得不多。 ”摩顿森说，“但是那年冬天，我完全没法儿睡觉，整夜醒着在地下室走来走去，拼命构想帮助他们的计划。 ”
摩顿森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给报纸记者和国会议员，希望能唤起人们的愤慨不平。
“但没有人关心。白宫、国会，全部保持沉默。我甚至突发奇想，自己拿着 AK—47步枪，找费瑟·贝格然后召集几个人，跨过边界到阿富汗去帮助难民。 ”
“最后我失败了，我没办法让任何人在乎那些人。塔拉说，在那段时间，我对她来说也是个噩梦。我当时满脑子都是那些永远没机会长大的孩子。河两岸都是拿枪的人，冻坏的他们不是喝了河水腹泻而死，就是活活饿死。我当时的确是有点疯了，神
奇的是，塔拉竟然整个冬天都能忍受我。 ”
直到 2000年 7月 24日，摩顿森的心情才稍微好转。那一天，他跪在厨房地板上，舀着温水冲洗塔拉的背部，给她按摩肩膀上紧绷的肌肉，不过塔拉的心思却完全不在他的手劲儿上，临产的阵痛已经让她没力气注意其他事情了。助产士维琪．凯恩建议塔拉生第二胎时采用水中生产法，但他们家的澡盆不够大，维琪特地把她家的超大浅蓝色马槽带来，放在摩顿森家的水龙头和餐桌之间，然后装满温水。
他和塔拉给刚出世的儿子取名开伯尔·毕夏·摩顿森。三年前在科尔飞学校落成典礼前，摩顿森曾带着妻子和一岁大的女儿去看开伯尔山口。那一年他们寄给亲友的圣诞贺卡，就是用在山口拍的照片制作的，两人穿着当地的传统服装，手上除了抱着阿蜜拉，还拿着驻军借给他们的两把 B_K一 47步枪，贺卡上写着“世界和平”。
浮在马槽中的儿子被捞出来，正式进入世界两个小时之后，摩顿森终于感受到了几个月来难得的
快乐，单单把手放在儿子头上，他就能感到满足的电流涌向自己。在女儿的幼儿园上“秀宝贝、讲故事”课时，摩顿森把儿子用毛毯包起来，带到她的教室，让阿蜜拉跟班上同学介绍她的小弟弟。
小开伯尔被父亲像抱橄榄球一样捧着，阿蜜拉兴奋地向全班介绍弟弟神奇的小小手指和脚指头。“他这么小，又皱皱的。 ”一个扎着辫子的金发女孩儿说，
“这么小的婴儿会长得和我们一样大吗 ？”“印沙安拉（如果安拉愿意 ）。”摩顿森说。“什么？”“我希望如此，亲爱的。”摩顿森告诉她，“我
当然希望。 ”
十九一个叫纽约的村子
学习算术和诗歌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现在，我的兄弟们，该学着使用 AK—47步枪和火箭炮了。——科尔飞学校院墙上宗教极端分子的宣传语
“那是什么？”摩顿森问。“一所宗教学校，葛瑞格先生。”阿波回答。摩顿森请侯赛因把车子停下来，让他仔细看看
那栋新建筑。他把身子探出吉普车，半个身子趴在车顶上。没事儿做的侯赛因点了根烟，漫不经心地把烟灰弹到双脚间，落在了装炸药的木箱上面。
摩顿森很欣赏侯赛因的开车技术，即使在巴基斯坦路况最糟的地方，他也能把车开得很稳，几千公里的山路上从来没发生过一次意外。这也是摩顿
森不太想责怪他的原因，但是把烟灰弹到炸药上可能酿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