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自己的“我”的内容，从而把“非—我”注入于我的自由之中时，我才可能接受“非—我”。
为自由而斗争是我全部生命所从事的事业，这是我的生活中最肯定和最有价值的，但在斗争中也存在着相反的方向——断裂、异化、不融洽，以至敌对，自由可能和爱相冲突。 和广为流传的意见相反，我一直认为自由是贵族式的，而非民主式的。 广大的人群并不喜欢自由，也不向自由前进，革命的群众不喜欢自由。 在自己的精神道路中，在自己生活经验中我获得了很多，但只有自由是永恒存在的，它不是获取的，而是我的生命之先验存在，对我来说自由思想是第一位的完善的思想，因为强制的、强迫的完善性是不可能接受的。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应当能通过自由，通过自由的检验、通过对自由诱惑的拒绝而完成。可能，这里含有堕落的意义。回想我的全部生活，从它迈开的第一步始，我就发现从来也不知道任何权威，一向不承认任何权威，一直没有感受权威的经验。 我不知道家中的权威，不知道学校中的权威，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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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所事的哲学中的权威，特别是，不知道宗教生活的权威。从童年起就下决心任何时候也不服务，因为一直不愿意服从某种上级。 甚至我一直没有做教授的想法，因为这完全是以上级和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 我一直把自己的思想作为自由的最初产物来领会的。 关于自己以往的思想，我也把它看作第一次产生的思想，而不看作在我这里形成了的思想传统。当然，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不得从其他人，从所有伟大的思想老师那里学习什么，不受任何的影响，对谁也不感激。 我经常从世界的思想中吸收营养，得到智慧的推动，非常感激我读过其作品的作家和思想家，非常感激我的亲人。 但是，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我的自由才能实现，一切要深入于“我”的深处才能接受它们。 任何智慧的影响都要得到我的自由的核准才能接受，其他的途径是没有的。 因此，我一直是一个最不传统的人，我甚至无需与任何权威中断关系，因为我根本没有权威。 不过，的确存在一些这样的哲学家和作家，我对精神自由的热爱有赖于他们，他们肯定了自由，帮助自由在我身上的发展，在这方面《宗教裁判大法官的传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有巨大的意义，在哲学家中，康德的哲学的意义最大，尽管它不够彻底，没有发展到最后。 易卜生对我也有大的意义，尽管比较晚。 在易卜生身上我看到了对自由的特别坚强的意志。 从我来说，和人们及派别的全部冲突都是由于自由。我所理解的为自由而斗争首先不是社会斗争，而是个性反对社会权力的斗争。当我已经写完自己的书时，读到索克雷坦（Ｒｏｇｅｌ
ＳｅｃHｒｅｔａｉｎ）的书Ｐéｇｕｙ，ｓｏｌｄａｔ
ｄｅ
ｌａ
Ｖéｒｉｔé（《佩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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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 忧郁。 自由。 造反。 怜悯。 怀疑与精神的冲突３５
的卫士》）
，这是一本论佩吉的有意思的书。 其中论佩吉的一处地方令我吃惊，它可以说完全论述的是我。 现在逐字逐句地录在下面。“‘我们属于自由主义者或是绝对自由主义者，绝不接受任何权威。’这句出自《为了自我》一书的语言属心理学范畴而不属理论范畴。佩吉在１９００年不是作为社会学家的战士说这番话的，而是作为佩吉本人，为他自己的一生说这番话的。无政府主义是他终身所爱。 他本人既非虚无主义者，又非破坏者。 他厌恶不劳而获。 他赞成无政府主义积极和上升的一面。 是他的热情和参与的力量把他与自由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 这位不受制于任何人的正统信徒唯一可接受的约束的标准就是：这种约束，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并是自由选择的。有人谈论过佩吉党派，说这个党派只有他自己孑然一身。 我所见到的他的信徒都被他很快遗弃或被他鼓励与之断绝关系这位反抗者，这位被剥夺了权利的人，这位异端分子被灵感和骄傲所支配而追求权力但又不能受制于人。 做为公民他不能忍受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甚至国家本身）
，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他也不能忍受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的戒尺，做为一名思想者，他亦不能屈尊于知识分子派别的社会学者们的形而上学是他这种与地球上任何暴政极权绝裂的性格把他引向上帝。 但条件是上帝本人也须是位自由主义者或绝对自由主义者，或近似于无政府主义者：‘一种非自由的致敬或来自非自由人的致敬对我来说简直毫无意义’，佩吉的上帝在《无罪的圣人们》一书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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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我没看到自己和佩吉①有多少相似之处。但是这个地方和我是如此近似，每句话都是写的我。我的特点是，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请求”的东西，我也不可能丢掉信仰。我能够以更加自由和更高的思想的名义反对关于上帝的低级和错误的观念。 当要讲到上帝时，我再来解释这一点。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为自由的斗争，有时做这件事是带着愤怒和暴躁情绪的。 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家庭的权威性很小，我总是努力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在少年与青年之交我已经和我走出的社会环境决裂了。 这种决裂我采用了这种形式：一段时间里我侧重于和犹太人交往，起码可以保证他们不是贵族，也不是我的亲属，所有这些人不是由于让我厌恶的出身而联系在一起的。 所有的家族的因素都是和自由相对立的。 我对所有的家族生活，所有与家庭自发力量相联系的东西都是厌恶的，这可以用我对自由的非理性的爱和对个性原则的爱来解释，这是形而上学上最大的“我的”。对我来说，“族”一直是自由的敌人和反对者，“族”是必然性结构，而不是自由。 因此，为自由而斗争就是反对“族”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力的斗争。 对于我的哲学思想来说，还存在着出身和创造的矛盾。 自由、个性、创造是我的世界感和世界观的基础。 不过我为自由而进行的紧张斗争开始得较晚，当我和传统的贵族世界决裂并进入革命世界时，我便在最革命的世
①佩吉（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éｇｕｙ，１８７３－１９１４）
，法国诗人，政论家。 作品有《让达克神秘剧》（１９１０）
，《虔诚信徒神秘剧》（１９１２）
，《夏蛙》（１９１３）。——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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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 忧郁。 自由。 造反。 怜悯。 怀疑与精神的冲突５５
界中，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开始了争取自由的斗争。 很早我就知道，革命的知识分子并不喜欢真正的自由，他们的激情放在别的方向。 当我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在马克思主义中已经看到必然导致专制、导致自由的否定的因素。 在生活经验中，我体验到个性与社会集团、个性与社会、个性与社会意见的碰撞，而我一直站在个性方面。 我生活的年代是从知识分子公益心出发而进行斗争的年代，在这方面我甚至消耗了过多的力量。 这妨碍了我把全部力量贡献给哲学创作。 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我体验得十分尖锐，在青年时代这个问题使我每时每刻都感到异常的忧郁。 我把它看作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的和伪善的论据，认为他们之保卫自由是虚伪的。 但是对我来说，这点是清楚的：社会主义可能被不同的方面接受，可能导致解放，但也可以导致自由消灭，导致暴政，导致宗教裁判所大法官体系。 我很早就预见到可能出现布尔什维主义，当时我还往来于马克思主义的圈子里。 当时我已经和标榜为思想自由和创造自由的极权主义进行了斗争。 为自由而进行斗争，对我来说，是超越任何思想圈子的，超越我所交往的任何派别的。 任何思想的社会的集团，集体“信仰”选择都会侵犯自由，危害个性独立性，危害创造。 当我的精神道路引导我更接近东正教世界时，我感觉到在贵族世界和革命世界同样的忧郁，看到了同样的对于自由的侵犯，对于个性独立性的危害，对创造的危害。 但在那里同样问题是在更深之处提出了，在宗教世界里触及的已经是人类灵魂的最深之处。 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我一直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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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现个性价值的斗争，这使我被驱逐出俄国。 后来，在侨民的环境中自由问题同样也很尖锐。 我看到，大多数侨民是如此敌视和否定自由，就如同俄国共产主义一样。 不过在这方面共产主义有比权力更大的力量。 在世界战争之后出生的这一代是憎恶自由，喜欢权威和暴力的。 在其中我看不到任何新东西。 在自己对自由的贵族式的热爱方面，在对作为全部生命的个性原质的评价方面，我是如此的孤单，无论在旧制度的统治阶层中，无论在旧的革命知识分子中，无论在历史的东正教中，还是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我都看不到这种对自由的热爱，而在新一代的法西斯主义者那里则完全没有对自由的爱。所有处于集团中的群众都敌视自由，比如说，更为彻底的：在此以前原先有组织的和正在组织起来的社会都敌视自由，并且倾向于否定人的个性。 这就产生了虚伪的意识结构，伪善的意识派别，伪善的价值等级制度。 最后，需要说说战前一代人连任何一个独创和新颖思想都没有，这一代靠１９世纪思想的扭曲和废料过日子，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和自由占首位的个人，在社会面前，在历史的群众的进程面前成了孤独者。 民主的世纪是市民阶层的世纪，它不利于强有力的个人的出现。我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思考自由问题，两次写了自由哲学的书，努力改进我的思想。 应该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