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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从这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但是我的这种态度有比较激烈的时候，也有比较不那么激烈的时候。 不仅从社会的意义上而且从精神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性”
的厌恶永远是我的推动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基督教和东正教，同样可能是资产阶级的。 我永远不喜欢这个世界的力量，不喜欢盛大隆重的东西。 我一直体验着在力量和价值之间令人痛苦的冲突。 力量大的价值低，力量小的价值高。 从“魔鬼阵营”中越出的革命贵族是很有魅力的，有时我为此而倾倒，这是一种特殊的浪漫主义。
G还是在进入大学之前，在看到马克思主义小组之前，我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同情已经明显起来。 我是从伦理学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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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９１
社会主义的，我还把这种伦理学的根据转移到我的马克思主义中去。 在过去的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中，我主要读了Ｈ。 米海洛夫斯基的著作。我把他作为社会学家来评价，尽管我认为他的哲学基础较差。米海洛夫斯基属于７０年代，当时孔德、穆勒、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在我思想中占了上风。 我从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出发，在“社会学中的主体方法”中能够看到无可怀疑的真理，但是它表现出哲学上的软弱无力。主张个人高于社会之上的“为个性而斗争”理论也是很有兴趣的。 米海洛夫斯基，和赫尔岑一样，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对我来说，它是可以接受的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个人与社会的冲突问题对我来说是基本的。 带着这种情绪我和正在俄国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相遇了，这是在１８９４年。 我觉得，这是在俄罗斯生活中升起的新东西，必须确定自己对这种学说的态度，我立即开始大量地读书，很快就弄明白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在大学一年级时，我和自然科学系的同学达维多夫。 雅科夫列维。 洛哥文斯基相识，他是与我建立友好关系的唯一的人。 他在智力上才能超常，高于其他同学许多，和他能够建立很高水平的交往，这种交往在社会学问题上给了我很多益处。 洛哥文斯基身材高大，但胸部狭小，他在长期监禁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死于图别库列。 我保持着对他的怀念，认为他是那个时代青年中卓越的人物之一，我作大学生的那几年，我的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是同他联系在一起的。他不狭隘，他有广泛的兴趣。在监狱和流放地我看过他，但那时我已发生了向唯心主义的决定性的转变。 我痛心地发现，这对他是格格不入的，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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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１自我认识
的关系中出现了不愉快的成分。 我的父亲曾利用关系为改善他在西伯利亚的处境而奔走，但没有效果。通过洛哥文斯基，我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小组进行交往，Ａ。 卢那察尔斯基属于这个小组。 那时开始了俄国知识分子无休止争论的纪元。 我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直接交往的第一次印象还重现在我脑中，那是在一个波兰人的私人住宅里听报告。 那个波兰人后来和我一起流放到沃洛格达省。 这是我听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它不仅使我厌倦，而且引起我真正的烦恼，在我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我不止一次地体验到这种烦恼，这是窒息的感觉，缺乏空气的感觉，缺乏呼吸自由的感觉。我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问题：什么促使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问题是复杂的，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感受至今犹存。 我不能附和那些自称的社会主义民粹派或者社会主义革命派，老的俄国革命者的心理形式也与我格格不入，按观点说我不是民粹主义者。 此外，我也厌恶恐怖手段，我一直对它持否定态度。 马克思主义表现为全新的意识形态，它是俄罗斯知识界的急剧变化的征兆。在９０年代末出现的马克思学说比起革命知识分子的其他学说来，在文化水平上要站得高得多，它具有和其他学说很少相似的形式，后来由此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 我是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为我成为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者提供了可能。 对于老一代的革命者来说，革命是宗教；对于我来说，革命不是宗教。 各种圈子的分化发生了，也产生了精神文化领域的解放。 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对此具有促进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中，我完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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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历史哲学的气魄，世界前景的宏大描述迷住了。我觉得，和马克思主义相比，旧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是地方性的现象。９０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无疑使俄罗斯知识分子欧化，使他们归入西方潮流，走入更辽阔的天地。 我具有很强的反民族主义情绪，很倾向于西方。 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马克思是天才的人物，我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当旧的革命派别遭到失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我有在生活中实现自己理想的要求，我不想成为空泛议论的抽象思想家，所有这些促使我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但是，我从来也不能在自身中容纳它）。我开始阅读基辅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成员的讲话和报告。一次我从国外旅行回来，用伪装的箱子底层带了许多社会民主党的著作。 我记得当时的奇怪现象：当时工人中的潮流是敌视知识分子，要求发挥工人的独立自主性。 这种潮流的一个著名代表是印刷工人。。这是一个很高的、有着漂亮的棕黄头发的犹太人，他特Q别反对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知识分子。 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特别喜欢照顾我，甚至希望我来领导这个潮流。 这是很奇怪的，因为按照外表我是比其他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更远离工人界的，我实在是个老爷，是个比所有的人都知识分子化的人，对此我完全不能解释清楚。 大概，这多少和我身上知识分子等级的特点（脱离疏远工人界，希望作领袖）比较少有关系。 更主要的是，我对所有的人都绝对平等地对待，无论对谁我都不傲慢。什么时候我都不这样想：我为了理想而忍受了特殊的迫害和痛苦。 但是我终究坐过牢，遭到过流放，经历了令人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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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自我认识
恶的司法过程，被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来，对于哲学家的使命来说这是够多的了。 职业革命家经历的事情要多得多，他们忍受的痛苦要大得多，但哲学家习惯的是更为平静的生活。按照本人经验，应该说，旧制度下的监狱比起苏维埃制度下改进了的监狱来，是更多宗法制的和更加宽大的机构。当然，彼得洛那洛夫斯基堡垒和阿利克塞夫斯基三角堡垒①是可怕的，这样的体验我没有。 但是，在普通的情况下，我是这样对比的：在旧制度下监狱的卫队是由很善良的俄国士兵组成的，他们认为监禁的不是“人民的敌人”
，而是政府的敌人。监狱的首长，如果不是特别残暴的人，就按宗法制来管理，当然，特别残暴的人也有过。 在苏维埃的革命的制度中，监狱的卫队把犯人看作“人民和革命的敌人”
，监狱的管理绝对不是宗法制的，而是专制和恐怖的。我第一次被逮捕是在基辅，由于我参加了大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而被监禁几天，所有被捕的人一起被罚作苦工。 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是怀着可能被打死，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生还的心情的。 哥萨克包围着我们并发生了某些冲突。 但这些被当作一件小事而结束了。 我带着义务感去参加游行。 我几乎不参加任何很有组织的大学生运动。 社会民主党人不认为大学生运动是自己的运动，对待它的态度比较高傲，他们认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才是真正的革命事业。１８９８年，我由于参加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民主运动而再次被捕，并被大学开除。有近１５０人被捕，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成员都被捕了。 第一天，所有被捕的
①在彼得堡的一个要塞中，沙俄用来关禁革命者。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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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３２１
男人都坐在城近郊的卢克雅诺夫斯基监狱的一间大屋子里。当时，基辅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那里有地下印刷厂，出版革命著作，和国外侨民有联系，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的团体有联系。 当我到国外去的时候，在瑞士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与首脑会晤过，这时，列宁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而不能起领导作用（后来才起了这种作用）
，这说明我与列宁没有任何的来往。我的确从一开始就属于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派别。 现在回忆起被捕的那段经历，仍然很激动，甚至极度兴奋，无论何时我也没有体验到比和共产主义者交往更强的那种感受，当时我成为个人主义情绪最少的人。 在被捕和被审讯时，我和对待生活上其他灾难性的事件一样，根据自己的本性从不灰心丧气，而永远是情绪高昂，充满战斗热情，那时是这样，在苏维埃时期同样如此。 当大批社会民主党人被投入监狱时我们所体验的那种状况，现在应当认为是可笑的。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失败的感觉，相反，我们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