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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敌视，但它却是现实的。 在这种环境中我的声音成了沙漠中愤怒的呼喊。 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是尊敬地和困惑地听我说，但是并不准备接受我的思想的指导。 这个运动的最高层次中有我认为是最优秀的人，他们对待我很好，很多人接受了最初从西伯利亚的主教以及总主教安东尼、大主教菲奥凡那里得来的精神上的思想体系。 但是，总主教安东尼和大主教菲奥凡是我所厌恶的人物，我和他们进行过精神上的冲突。 我在运动的代表大会上对这个侏儒式的主教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惹恼了很多人。 运动的最高层次按实质说是更加宗教性的，虽然对我来说这种文学上、宗教上的形式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更年轻的阶层变得更糟，在运动中成了政治因素占优势的部分。 法西斯性质的派别在这个运动中占了上风。 后来我停止出席运动的代表会议，不访问这些派别和运动的集会，最后完全断绝了和他们的关系。 在运动的新一代中我的名字成了令人讨厌的，“别尔嘉耶夫信徒”
成了令人痛恨的现代派、异教徒，热爱自由的—左派的代名词。运动的小圈子开始制定东正教国家的思想体系，而思想体系是我所讨厌的。这些年，在俄国青年中，更加转向政治，形成了新的流派，区别于老的侨民中的派别，得到了“后革命派”的称号。首先是欧亚混血儿，我和欧亚混血儿有私人的来往，他们对我比较好，他们寻求我对他们攻击老的侨民的支持。 我部分地同情后革命派。 后革命派青年，与老的侨民相对立，承认革命，企图承认的不是革命前而是革命后的状况。 他们接受社会转变并想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建设新的俄罗斯。 这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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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准确地说，我对这种态度给予了某些影响。 欧亚混血儿有时甚至把我看作他们的老师，我认为这并不准确。 当我被称作法国青年的新派别“Ｅｓｐｒｉｔ”
（“圣灵”）和“Ｏｒｄｒｅ
Ｎｏｕｖｅａｕ“
（“创新协会”）的代表的老师，倒是比较准确，因为他们站在人格论的立场上。 我与欧亚混血儿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他们不喜爱自由，他们是敌视西方文化的东方派。 他们接受东正教首先是把它作为“生活方式的忏悔”
，并在东正教中看到了民族的和国家的起源。 欧亚混血儿——国家主义者。 这些于我都是异己的和敌对的。 最后，部分欧亚混血儿转向了共产主义。“”
（“肯定派”）是比较自由C K L S M D k S P D T的，没有制定的教条，但是只有很小的扩展。 后来发展起来的是“”
（“青年罗斯”）。我不能接受它的道德上的r W C k N M N V正统主义。 最终，我与后革命派没有统一的思想，它的代表们也感到了这一点。 我仍然是孤独的，一直如此。 我被认为是左派，甚至是共产主义者。 实际上我与所有的流派、集团都是歧异的，“世界”对我就是异己的。 我仍然是个体的思想家，永远返回自身，返回自己的个体思想，我思考时间，思考自己的时代，思考时代的问题和它的恶，但我是不合时宜的思想家。 我与自己的时代产生了完全的断裂。 当我的时代憎恶自由时，我呼唤自由，当时代崇拜国家时，我不喜爱国家并且有宗教——无政府主义倾向；当时代集体主义化并否定个人的才能与价值时，我成了极端的人格主义者；当时代被战争狂热激动时，我讨厌战争和军事；当时代对哲学漠不关心时，我喜爱哲学思想；当时代打倒贵族文化时，我却珍惜贵族气派的文化；最后，当时代只承认传统的的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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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时，我却信奉存在主义的基督教。 我感到自己面对的是未来的世纪。 我常常感到惊奇：我的思想在西方有如此大的成就，并获得高度的评价。 这和西方文化的复杂性是有联系的。 但是，在我与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往中我依然感到孤独。 西方的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样充满了宗教的反动情绪，虽然它与俄国东正教有区别，是在更高的文化形式中：他们促进了以前的东西的恢复，促进了寻找坚定的正统与传统的要求。 我清晰地看到，俄国的宗教探索与现代俄国的新一代是格格不入的，是与西方基督教格格不入的，并很少被理解。 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是很难理解俄国宗教哲学问题的。我们对于人道主义经验的思索是不同的。比起天主教徒、托马斯主义者和巴尔吉安茨的新教徒来，我提出的人的问题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的。 我要指出，与主动性相联系的异已性的感觉有时却给我以特殊的享受。 顺便还应当说，在青年人中所有的民族性都受到我的思想的欢迎。 我访问新基督教潮流的青年人，并和他们通信。 他们正准备着新的基督教世界。 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话使我非常高兴。
G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和最有教育意义的是和西欧的接触与交往。 首先，是和西方基督教的会晤。 有一年，在巴黎举行了一系列的国际性宗教会议。这些会议的发起人是我。在几年里，以俄国人为主，在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Ｍｏｎｔｐａｒｎａｓｅ（ＭｏｎｔHｐａｒｎａｓｓ林荫大道）
的俄国人住宅里举行了东正教和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会见。 有意思的是，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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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是第一次会见，并在俄国人的住地面对面地就宗教问题进行交谈。 天主教——现代派和天主教——托马斯主义者也同样是第一次会面。 他们与俄国东正教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斗争，也没有任何沉重的历史回忆。 这一年，这些会议的与会者都有很高的热情和兴致，对于群众来说，会议甚至过于多了，有使会议成为时髦的危险。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坦露出来的很少有共识，都是歧异的，但是对所有各方来说，这里是无宗教的和敌视基督教的世界沙漠中的基督绿洲。 在这些会议上就基督问题、宗教思想和神学特征的不同形式之同时存在问题达到基本的一致。 天主教世界的著名代表积极参加了会议，例如，后来成为获得多米尼加勋章的将军的日列，天主教现代主义激进派的代表拉别托尼尔，特别积极的是雅克。 马利丹。 还有杰出的新教徒——新教牧师别戈内尔，他是法兰西新教教会的首领，列舍尔教授——正统的加尔文派教徒（唯一的正统加尔文教徒，按其外貌及思想，人们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是从１６世纪以来得以保全下来的人）
，维利夫列德。 莫诺——新教中宗教与社会激进派别的代表。 我是这些会议的发起人，通常都很积极地参加会议。 但我内在地感到某种尴尬。 所有的人都从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教会谈到联合的感受。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关注东正教的宗教形式的说明，关注在东正教基础上揭示的宗教思想的特征。 我很清楚，在俄国东正教基础上所达到的一致，比起不仅在天主教而且在新教基础上达到的一致要少。 就真正意义上说，能代表东正教会发言的只有布尔加科夫，他是作为神学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来讲话的，但他并不能代表东正教会内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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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意见。 他的诡辩学派式的神学理论并不为教会团体所赞同。 最为困难的是我的地位，我任何时候都不能谈论某种集体、某种党派或派别，特别是不能谈论教会。 我能表述的只是我的思想，只是我的世界观，我的宗教哲学，这些都明显地带有个人的特点。 西方的基督教徒（特别在我们最初会晤时）把我的思想看作典型的东正教思想，甚至把它当作教会的声音。 这种误解对我是很大的束缚，我努力排除它。 在俄国东正教团体和西方基督教团体的会晤与交往中产生了真正的误解，我绝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但我却在这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是第一个在西方得到了很大声誉的俄国基督教哲学家，这声誉超过了索洛维约夫。我的书被译成多种文字，而且只有我的书被翻译。 很多人读了这些书，他们开始按照这些书来判断俄国的东正教。 令我惊奇的是，在英国我也特别地出名。 英国的某些团体和英国天主教的团体，当它们支持俄国东正教时，实际上常常是支持我。需要改变这种局面。人们开始按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俄国宗教思想（这种思想是具有特色的俄国现代主义，它并不赞许保守的教会团体）来评论俄国东正教的形式。 在侨民中保守的右的团体所关心的是维持与英国和美国的新教徒的交往，并不努力弄清误解。我的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总的说抑制了来自保守的教会团体对我的敌对表现。 一般地说，氛围是沉重的，在这种氛围中很少有诚实与正直，神学研究所的态度特别是模棱两可的。 后来我和神学研究所的教授们的关系完全断绝了。 我的天主教徒朋友们后来明白了，不可能把我看作东正教教会思想的体现者，而应把我看作个人主义的基督教哲学家。 在这里还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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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我们召开关于基督教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国际教会会议期间，更加保守的流派开始占了上风，到处可以发觉对权威与传统的爱好。 但是以天主教和新教为基础的最保守的派别和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保守派别是有区别的。 所有的西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尊重思想与文化，他们没有固有的蒙昧主义，而俄国东正教徒却固有这种特点。 在俄国人看来，最保守的英国人也是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他们全都热爱和尊重自由。但是，在西方基督教流派的面前，我完全感到自己是很“左”
的，是“现代主义者”
，我在西方基督教意识之前就提出新的问题，信奉自由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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