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困难的。 事情经常这样地发展：人们带着好感和关心接近我，力图与我建立友谊，后来他们很快就发现，我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我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我没有立刻完全地暴露自己，或者只在与敌人斗争的直接形式中暴露自己，因此在我与人们或整个派别的交往中，一直都使我处于受折磨的状态，经常感到痛苦。 我不会使我的中心题目得到同情。 人们常常发现，我虽然一直准备着充实自己的知识，但仿佛不需要他们，甚至连谁都不需要。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需要和人们交往，希望和人们亲近。我是孤独的人，但并不想与世隔绝。我出席很多的国际代表大会，特别是大学生基督教联合会举办的代表大会，到处作报告，不举行代表大会时，在不同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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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３８２
家里作报告是常有的事。
作报告对我是很轻易的事，我能几乎作即兴创作。
我去过欧洲的很多国家，观察到不同民族的思潮和思维成果。 我在英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作报告，这些国家中有几个在欧洲地图上已经不存在了。旅行，特别是从家里出来，对我一直是很费力的，我烦躁，尽管我从小就常常到国外去。在火车站上我几乎非常担心，就像在海关上一样，尽管我一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甚至何时都不顾行李。 同时，旅行一直激化我的生命感，在去国外时使我的感觉仿佛成了超验的。在国外的日子则更是意味着超验的。我不喜欢离开家，但是喜欢到达新的地方。 新的地方使我对习惯了的地方的依赖性减少了，并为我的理想打开了更大的空间。 在观察欧洲不同的民族性时，我在所有国家都遇到了令人喜欢的人们。 不过令我惊奇、反感与愤概的是欧洲到处弥漫着民族主义，对自己所有民族性的自我吹嘘，并且赋予自己以中心的意义，我听到匈牙利人和爱沙尼亚人讲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的伟大而独特的使命。民族的自我夸耀与吹嘘的反面则是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对邻居的敌视。 欧洲的状态是极不健康的，大千世界正为新的灾祸进行准备。 不过，民族主义之猖獗有其深刻的原因。 民族性暂时代替了上帝。 我对民族主义极为讨厌，因为它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愚蠢可笑的。 因为它是个体的自我中心主义。当索洛维约夫写作《俄罗斯的民族问题》时，我的思想与他的思想是相类似的，我把这种思想和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意见溶合在一起。 有机的普遍主义是我所固有的，这种普遍主义和我的人格主义相关。 这种普遍主义是与爱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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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人民性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只有在我这里，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热烈的爱才发展起来。 我否定地对待国际主义这个词，如同对待任何以“”打头的词（如国际社会主‘ S K S M义）一样。 国际主义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它否定个体的阶段。 但是，从反对给欧洲以覆灭威胁的民族主义暴力的抗议精神出发，我甚至准备保卫国际主义。 在国际主义中存在着被扭曲了的普遍主义真理。 顺便说说，在历史的现在时刻，民族主义联盟几乎到处都变成自己国家的代表，变成右的国际主义，我属于这样一类比较少的人：我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同样都是人，正如自己的同胞一样。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对所有的人的态度我不按民族性作任何区分。 对民族形式我可能有好感或没有好感，但这不决定我对个别的人的态度。 我讨厌的仅仅是民族的自命不凡，民族的排他性，最讨厌的是在俄国人身上。反犹太人运动引起我最强烈的反对①，
①在柏林，Ｈ。Ａ。（即尼。 亚。 别尔嘉耶夫——译注）
感到反犹太主义浪潮在升温，他写文章保护犹太人，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开始收到匿名信，信中充满了粗野的骂人的话，并且责问他从犹太人那里得到多少小银币。在巴黎，Ｈ。Ａ。（不记得精确的年代）
继续保护犹太人。大厅里挤满了人，在结束他的报告时，一个年轻人开始以粗野的和尖锐的方式反驳Ｈ。Ａ。，攻击犹太人，并且引证大约是《犹太复国主义先哲的手记》的思想，他的发言被和他的思想一致的群体的发疯般掌声所打断。 当Ｈ。Ａ。开始回答他的时候，嘘声、口哨声和叫喊声响成一片，打断了他的讲话。 我坐在第一排并且看到，Ｈ。Ａ。脸色苍白，我感到他因可怕的愤怒和毫无准备而激动，我不止一次地参加出现这种场面的会，在他的愤怒中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大声地斥责道：“立即离开大厅，这里不是俄罗斯人的茶馆。”
那个年轻人很窘，与他周围的同伙默默地离开了大厅，——Ｅ。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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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不能接受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但我自己是热爱俄罗斯的，我有炽烈的爱，并且相信俄罗斯人民的伟大的普世主义的使命。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爱国主义者。 我同样反对欧洲主义的自命不凡和自我肯定而保卫俄罗斯的东方。在欧洲，民族主义最令我吃惊，我期望的是我们时代的普遍主义性质。我很少遇到能够具有高于时代和历史事件的意识的人。通常，意识都被空间的地方性所抑制。和法国及外国团体的交往中，最有意思的是在Ｐｏｎｔｉｇｎｙ度过的１０天。 正是在Ｐｏｎｔｉｇｎｙ我最好地了解了法兰西文化的模式及法国的生活方式。 我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观察法国人。Ｐｏｎｔｉｇｎｙ——这是庄园，它属于代日尔金。 代日尔金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法国人之一，他死于１９４０年，当时他有８０岁。Ｐｏｎｔｉｇｎｙ的主要房子是旧的修道院改造的，原来的修道院是由贝尔纳德奠基的，在那里保留着过去的大厅，我们在会客的餐厅吃饭，会客室是代日尔金的大图书馆，旧的修道院用现代建筑加以改造，没有现代建筑也就不可能在那里生活。２５年来，每一年的８月份，在ＰｏｎHｔｉｇｎｙ举行三个报告会，这些会上聚集了法国知识界的精英。但是报告会带有国际性质，几乎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来到这个会上：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美国人、瑞士人、荷兰人、瑞典人、日本人。 在最后几年，由于明显的原因，德国人几乎不出现了，虽然早些时候有Ｍ。 舍勒、库尔丘斯和其他人。 通常一个报告提出一个课题，或者是哲学的，或者是其他的——文学的或者社会政治的。 在Ｐｏｎｔｉｇｎｙ我经常是满意的，特别是在最后的几年。 我经常赶去积极参加１０天的会议，作报告，在那里我受到欢迎。在Ｐｏｎｔｉｎｇ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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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法国文学界和知识分子的最著名的代表，杜。 鲍斯、纪德、施列别尔日，马丁。 杜。 加尔德，莫鲁阿、布鲁什维戈、瓦利、菲力甫、费尔南德斯和其他人，格罗德高津经常出席，马丁。 布贝尔、博纳鲁吉也出席。除了Ｐｏｎｔｉｇｎｙ的团体之外我还很了解“Ｕｍｉｏｎ
ｐｏｕｒ
ｌａＶéｒｉｔé“
（“为了真理联盟”）
，这是两个团体的结合物。 它也是代日尔金创立的，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参加星期六在ｒｕｅ
ｖｉｓｃｏｎｔｉ举行的会议。 会议经常专门讨论再版的有意思的书，主要是文化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书。 每一个课题都邀请专家，特别是教授出席。 先由书的作者作绪论式的发言。 有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我的著作《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
“为了真理联盟”站在自由探索真理的旗帜之下，并且具有“左派”社团的名声。 一段时间里它讨论共产主义问题并且有共产主义者比如尼赞参加，后来则越出共产党的范围，有共产主义作家参加，如马尔罗和Ｊ。
Ｒ。 布洛克。 我是以共产主义评论专家身份被邀请的。 在会上的很多人都不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为了真理联盟”的气氛一般地说完全是有礼貌的。在这里不容许感情爆发，不喜欢斗争。 在这些会议上我能够研究法国思维和法国式争论的特点。 在大多数场合，这是专家们就不同问题的征询。 在思维的后面无论何时也感觉不到决定选择的意志。 这是理性主义，而理性主义过去被激烈的感情所打断了。我对“为了真理联盟”
的兴趣逐渐消退了，但我从它那里知道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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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７８２
G我与法国人、《圣灵》集体的交往，和格布利尔。 马赛尔的哲学交流还有其他的形式。《圣灵》杂志以及它周围的代表们与我的思想最为接近。 法国青年这个派别中的很多人都感谢我，这是它的代表不止一次地声明过的。 我出席建立《圣灵》杂志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在的住宅里举行，是左派‘ ‘天主教徒，后来是议员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杂志几乎全是青年人写文章，只是偶尔出现老一代人马利丹的、我的和其他人的文章。 令我非常高兴而惊奇的是，在创立杂志的会议上，年轻人要求在杂志上保卫人和人性。 我想，也可能最后以对人及人性的反动告终，那时将引起对我真正的反动。《圣灵》不应成为特殊的天主教徒的杂志，它应联合左派天主教徒、新教徒甚至唯灵论派别，它不应属于确定的教会。《圣灵》的主要创立者和编辑穆利叶，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积极的天主教徒，在社会态度上很左。《圣灵》运动的核心仍是天主教徒。 但是，杂志很少关心纯宗教和哲学的问题，它的大多数文章还是集中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部分地还有艺术问题。 第一期上刊登了我的文章《共产主义的真理与谎言》，这篇文章在一定的阶段里决定着杂志对共产主义的态度。 杂志充满了大量的从思想上论证的社会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