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她一去不复返，不能接受她去世所形成的空虚，不能接受人的存在的终结。 基尔克果认为人的存在是最后的真理，不可能没有会面和永远一起生活的要求。 在莉季娅死后，由于对她的全面的爱使我很容易动感情。 我讲了关于死亡的一个方面，但是还存在另一个方面。 死亡不仅是最大的恶，死亡中也有光明。 在死亡中有爱的坦露，只有在死亡中存在最高的爱的坦露，爱成为特别热烈的并转向永恒。 精神的交往不仅继续着，而且特别强烈与集中，甚至比生时还要强烈。在莉季娅死前我告诉她，她是我的生活的巨大精神支柱。 她写给我说，这个支柱将继续存在。 这是对的。 这时我还想到死亡的意义问题。 对于去世的亲人，人们很难想起他们不好之处，而可能想起他们生活中好的地方。 一般的智慧认为，关于死人不应当讲他坏的方面，应当讲他比较好的方面或者缄默不语。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比人们所想象的更加深刻。 在死亡中有变得高尚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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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３自我认识
西，死人的脸有时是美的，因为人为了永恒而开始改观，脱离了所有的坏的东西。 如果我们创造性地主动地回忆死去的人，只能想起他比较好的地方，那是因为这是参与了对人的改造，积极地帮助了这种改造。 当在历史的展望中开始谈论和书写关于死去的人是坏的，甚至人们以正义的名义长久地这样谈论时，那是因为死去的那个人又回归到地上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善从恶转化而来，光明从黑暗转化而来）。那时，人是在展望中去看待他的改造和高尚的。 对于我们，死亡仍然是奇怪的事情，它是最后的恶，是不能忍受的离别；它又是彼岸的光明，爱的坦露，改造的开端。 爱与死是联系着的。 但是，爱比死有力量。 死是离别的悲惨，同时又是精神交往的继续。 当亲人去世后我们回到生活之中时会感到，与死亡比较起来，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死亡是在时间中的事件，这样就谈到时间的权力问题。但是，时间同样是事件，它是面向永恒那个方向的时间，我体验了莉季娅的死，投入她的死，我感到死亡成了很少可怕的事情，在死亡中体现了某种故乡的东西。 我仍然和妻子，和亲人们，和特别令人感动地关心我的人们在一起。不能想象，如果她离开了这种生活，我如何能够生活。每一天我都与她进行智力的和精神的交谈，有时进行争论。 她很好地理解我的思想，离它们很近。 我对她的关系始终是独特的。 我想，我的生活的戏剧性，我的自传的读者不会更好地理解的。 冲突在地上生活的限度以内是不能克服的，它们在永恒的生活中能否克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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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１６３
G我何时也没达到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这是与我的生活之不协调相联系的。 应当重复地说，我任何时候也不属于使感觉居于思想和意志之上的软弱的——消极的空想家。 为了了解我的特点，认识我的生活感受，重要的是了解我对那被称作“幸福的生活瞬间”的态度。 我何时都不相信在这个世界条件中的幸福，但认为幸福的瞬间是可能的。 不幸的是，我始终都不满足于不是永恒的而是时间的细碎的部分。 对人来说，喜悦永远是需要的，用别的不可能支持生命，对我来说，喜悦也是可能的吗？
在青年时代，我向往特别的生活热情，我的生命按通常的时间计算是在走向终结，但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精神的衰老，甚至没有感到灵魂的衰老，我的敏感性，我的感受性几乎和青年时期一样地有力，我感觉自己是神奇般地年轻（非肉体的）。
但是，当我有比较高兴和喜悦的瞬间时，我立刻想起莉季娅已经不在了，回想起许多其他人全离开了我。 对我来说，喜悦永远是立刻被关于死亡的思想，关于人类苦难的思想，关于这个世界的生活的非正义性思想，关于所有事物的短暂性和易损性的思想所扫光。 仅仅存在一个领域，在其中我一直能完整地体验生命的热情和喜悦，这就是我的理智的哲学创造的领域。 在那里我不会被分裂。 创造地思维和写作是我的生活的不变的肯定的内容。 我如果不构思新的著作，那就不能是我。 我只能那样生活，这对我来说是灵魂的净化。现在我正在写关于不同的迫切的问题的文章，文章不是关于政治的，而是关于政治哲学的，然而我却内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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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自我认识
生活于哲学书籍的构思之中。 这本书应当是阐释真理与公开性问题的①，是阐释上帝问题即所有问题之上的问题的。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上帝使我的全部生活受折磨。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信那样的上帝。 这不是轻率的或者充满敌意的结论，而是严肃的和深刻的。 它是有益的，能够具有净化的意义。 必须彻底净化人们关于上帝的观念，它导致不信上帝。 必须批判启示录，揭露在启示录中存在的人所附加的成分。 必须射入光明，以使人的创造能够丰富自己的神性生活，这是人对上帝召唤的回答。 为此，必须拒绝静态的上帝概念。 这是我基本的课题。 有时我感到，实际上我一直在写着这同一个课题。 每一次当我写作新书时，我都在想捕捉对我来说最后的东西。 使我苦恼的是，人们不好理解我。 准确地说，我自己是有过错的。 我很少解释我的生活和思想中的矛盾。 我很清楚，我的主要思想是不好认识和理解的。 我的读者有时运用我的思想于自己的目的，有时便背离了我。 我怀疑，新书的出版能否对此有所帮助。 我的思想是很动力学的，我相信自己也就在这种动力性中。 然而，人们理解静力学思想比较容易。 我的系统推论自己思想的能力比较差，这妨碍了对我的客体化的中心哲学思想（它与我的存在主义体验相联系）的理解。 在我这里能找到与当代某些哲学家，例如，舍勒、柏格森、雅斯贝斯，特别是伯麦的联系点，按哲学的形式来说我与巴德尔有亲缘关系，虽然我和许多人都有分歧。我与基尔克果认识的很晚，只是在一点上与我们相像，
①这本书已经写完并在构思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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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主张个体的反对一般的，在其他方面我们简直是敌对的。无论何时，无论对谁，我都没有感到真正的同源，虽然经常在寻找并且准备对此加以夸张（我现在想到的是Ｊ。伯麦）。有时我对自己提出问题：我对未来的一代能有完全的了解吗？
我是一定时代的人，体验着一定时代的矛盾和斗争，同时又与时代对立而面向未来。 人在自身中承负着特殊的世界，很难被其他人所了解。 对人来说，这些不同的人的世界的全部交往是可能并需要努力的。 尽管我的思想足够丰富，但并没有很清晰地解决这个问题。 有时感到我的人的世界与其他人的人的世界并不相像，我的上帝和其他人的上帝并不相像。 总的说，最能理解的，是最陈腐的，消却了个体性、抽象的——一般的东西。 需要致力的伟大任务是把共性、一般放到最个体化的、原本的、唯一的东西中去理解。 这是那被称作存在主义哲学（它越出了一般解释的、客体化的、社会化的认识的界限）的困难任务。 还有，我的最后的最重要的体验，很多人应当发现但在任何自传里都不可能描述的，这就是死亡的体验。 我的书就在这种思考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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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１９４７年的补充
１９４７年是我因俄国而备受折磨的一年。我与苏俄的关系是真正的悲剧，并且人们不好理解。我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在英雄的斗争之后，苏俄所产生的进程远不是人们所指望的。自由没有增加，反而更少了。 阿赫马托娃事件和左琴科事件令人产生了非常沉重的印象。 辩证唯物主义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世界观。 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的统治集团都用它的标准校正杂志和报纸。 杂志使人感到非常艰难。 对东正教会的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几乎给它提供了特权的地位。 但是，教会生活的范围是受限制的，而且教会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自由。 在俄国，宗教运动有无可怀疑的增长，在俄国人民中基督教信仰是很强的。 由于革命与战争所经历的体验，在俄国人民内部产生了很重要的精神过程，这个过程还不能自我揭示出来。但它使我不安和痛苦，在官方教会中，在高等的教会等级制中具有保守的方向，具有恢复到１６和１７世纪的期望。 基督教被理解为拯救个人以达永恒生命的独特的宗教。 俄罗斯关于社会的和宇宙的改造的宗教思想，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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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５６３
基督教的新的创造时代的宗教思想的课题是没有的。 这种教会的保守方向正是苏维埃政权所鼓励的。 民族感情的增长可能是得到赞许的。 但是，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危险，而民族主义会代替俄罗斯的普济主义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使命。同样，全面发展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也使人厌恶。 与此相联系，最使我苦恼的是最后两年里在侨民中形成的方向，一切都主要由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决定，或者是百分之百地无条件地接受它，或者是敌视它，排斥革命后俄国的一切。 然而，对俄罗斯人民的态度，对革命在人民的历史命运中的意义的态度，对苏维埃制度的态度，和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对国家政权的态度并不能等同起来。 我可以承认革命和革命的社会成果的积极意义，可以在苏维埃原则本身中看到很多肯定的东西，可以相信俄罗斯民族的伟大群众，同时，对现实的苏维埃政权我又可以作很多的批判，对意识形态的专政我可以是不可调和的敌人。 我像以前一样，在侨民中是很孤独的人。 当正统的东正教决定把自己对苏维埃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