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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希望有时由于各种挫折而变得蒙蒙眬眬，但它仍是存在心底的一片温馨一线光明。没有这一点点温馨和光明，她就活不下去了。而现在蒙眬消失了，企望明朗了，而且聚集在一个焦点上——孩子，他们的希望，他们生命的延伸。
自从她知道自己怀上一个生命之后，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不再消沉，她要好好活着，要对这个生命负责。她深信：即便自己看不到光明，自己的孩子是一定会看到光明的。到真相大白的一天，她或他会知道父母是蒙冤一生。虽然她今年已经38岁了，但并不企望一定要生个男孩。传宗接代那是老一辈人的企盼。她只想不管是男是女，只要他（她）一生下来第一眼能同时看见爸爸和妈妈那就够了。可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见不到丈夫，她不由得充满了担心和惆怅。
将近一年没有见到他了，那次艰辛的跋涉，团聚中的欢乐和苦涩，仿佛还在眼前。和每次相聚不同的是那次短暂相聚中留下的种子，就要结出成熟的果子来了。但是企盼的团聚呢？却仍然是遥遥无期，令人心神不安。在她生产时他能来吗？即使是相聚个十天八天，也算是三口之家的团聚了。虽然这团聚的甜蜜中仍有几多愁楚，几多苦涩
三口之家，家又在哪里？这里哪是个家呀！母亲家中只有一间房，住着奶奶、母亲、妹妹和妹夫。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去农场改造，有时晚上回来也只能住到这间屋里。我们一家再挤进来，生了小孩就是三口了，这可怎么挤呀？这里虽说是个家，实际更像个旅馆。除了奶奶、母亲、妹妹是长住户以外，别人是谁来了谁住，住两天就得走的。屋子里大床、小床、折叠床挤得满满的，床与床中间只能挤挤擦擦地勉强过个人。哪里还能住人啊！她真是盼他回来又愁他回来。
快吃完饭的时候，母亲抬眼看了看她，见她只喝了一碗粥，馒头没动，便关切地说：“你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怎么就吃这一点儿？”她知道女儿有心事，本不想触动女儿的心事，可是又不能不触动，便凑到女儿耳边，轻轻地仿佛恐怕伤着女儿似地问：“他有信吗？能来吗？”女儿悲伤地叹了口气：“不知道。不来也好，来了又在哪里住呢？”娘说：“哎！别发愁，来了就有地方住。我已经和旁边屋里的老齐说好了，借那半间储藏室住几天。”女儿说：“那里面不是箱子上面摞箱子吗？”女儿知道那是两家合用的储藏室，里面塞满了东西，箱子都快摞到了房顶上。娘说：“箱子上面搭上两块木板，满可以睡人的，他年轻爬得上去。”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2）
这里本来是只供一户住的三居室的单元房，因为大学的房子太紧，现在却住了三户人家。吴玉萍的爸爸解放前就是大学教授，住房却是这么个情况。一家一间屋，三家合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那半小间的储藏室两家合用，虽堆满了东西，但实在挤不下时，还可以睡人，就像睡在货堆上一样。
墙上的挂钟当当地响了十下，奶奶妈妈早已睡下，她也躺下了，黑暗中睁大了一双眼睛。睡在母亲身边的日子，现在对她来说是难得的安宁。然而以前，她却把睡在母亲身边过富裕的日子视为羁绊。宁静的夜，难眠的夜，她的思绪一下子退回到二十年前。
那是如火如荼的年代，她在全国有名的一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地下“民青”，从此成了家庭的叛逆。她家住在一座三层小楼上，一天她正在后院的椅子上看书，吴妈站在餐厅的门口向她招手：“大小姐！老爷请你上楼去！”她的心咯噔一下，什么事？刚才吃饭的时候不说，单单让吴妈来叫？她和爸爸说不来，爸爸向来是不找她单独谈什么的。
她的潜意识里忽然漾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是升旗的事让爸爸察觉了？她把书放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跑上楼去。爸爸一个人黑着脸坐在屋里，见她进来，一句话没说，起身就把门锁上。她感到事情比她预想的还要严重，不禁一阵凉意渗透全身，好像突然刮来一场寒风。“你前天上哪里去了？”爸爸十分严肃，一脸杀气。
她明白爸爸指的是四月四日那一天，市里1500多名进步学生春游集会，演出了讽刺国民党统治的话剧《凯旋》。学生们为了维护刚刚成立的市学联，还喊出了保卫学联的口号。她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心激烈地跳动着，冲击着一腔热血，脸红红的，两只拳头都握得出汗了。集会将要结束时升团结旗，司仪喊罢，她不管是不是预先指定了人，跟着几个女同学一起跑上去，毫不犹疑地抓住了升旗的绳子，激动地望着那面红旗缓缓升起，眼含热泪，以至看到的只是红灿灿的一片霞光，分不清是红旗，还是灿烂的阳光。难道是这事让爸爸知道了？是人群中有特务盯梢吗？还是被什么熟人看见告诉了爸爸？当然在白色恐怖时期众目睽睽之下，她跑上前去升红旗，这步子也迈得太大了，她绝不能承认。
爸爸见她不想承认气呼呼地说：“你不必欺骗我，我也不一定要你马上承认。我只告诉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是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要吃官司掉脑袋呀！你知道不知道？你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告诉你以后不许参加这类活动，不许和那些赤色分子来往，你听到了吗？”
她站在那里没有说话。她想好了，任你打我骂我，我也不会离开我已看清了的这一条道路。我愿意为此赴汤蹈火，我宁愿受刑坐牢。父亲暴跳如雷：“你说话呀！你哑巴啦！”
她仍然站在那里，一声不吭。父亲气得浑身哆嗦，等待着她的回答。僵持了好一会儿，她仍然没有回答。父亲完全失望了，大声吼着说：“告诉你，要是出了事儿，你可不要怪我没有父女情义。”说完嘴唇哆嗦着面孔刷白，好像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等了一会儿才挥挥手，有气无力地说：“去！你去吧！”说完颓然地跌坐在沙发上，显出十分疲倦的样子。看见父亲那种样子，她也很难过。可是她没法使他宽心，只好默默地退了出去。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爸爸的话在他们父女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她知道，这深深的鸿沟是没法填平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和爸爸对立的。爸爸曾经是一个爱国青年，在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为了抗日去了大后方离家十几年，归来时已是这个城市的国民党中层官员。而她却悄悄成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员。
他们之间成为既是父女又是敌对的关系。在这以前这种关系是有时清楚有时模糊；理智上清楚，感情上模糊。而在父亲说了莫怪他无父女之情以后，她骤然明白了父亲和自己在关键时刻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她被捕了，父亲是不会以他的职位来庇护她的。那时她并没有想到父亲或许有为难之处，而只是认为这是父亲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
父亲的话并没有使她退却，倒像是挥了一拳把她打清醒了，把她从难以割舍的父亲身边赶走了，使她思想上有时还存在的模糊变得更加清楚了。行动更加小心，活动也更加隐蔽。一直坚持到这个城市的解放。
当解放的炮声隆隆响起时，她成了胜利者，心里抑止不住地欢呼雀跃。而父亲成了失败者，整天垂头丧气，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解放了，她好像小雀冲破了牢笼，毅然离开了家，离开了那舒适的小楼，抛弃了美丽的衣服，穿上粗布灰制服，告别了柔软的席梦思，睡在了稻草铺成的地铺上。一边啃着窝窝头，一边高唱：“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她经受着革命的锤炼，也接受了后来竟至是痛苦的煎熬。
每次学习和政治运动里，她都狠命挖掘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划清和资产阶级家庭的界限。为的是使自己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她把她知道的父亲的一切向组织作了毫无隐瞒的汇报，甚至包括她的猜想和怀疑。在她离开家的数年里，虽然离家并不远，但她一直没有回去。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3）
她是那样地想念母亲，可怜的母亲，在父亲南下杳无音信的十年里，曾和她相依为命。为了让她能够上中学求亲靠友，忍受了极大的屈辱，甚至向一些有钱的亲友跪下来磕头求乞。当年吴玉萍离开家时，有病的母亲伸出枯黄的手，哭泣着说：“儿啊！你走了要想着娘，你可想着回来看看娘啊！”娘的话深深牵动着她。她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思念着娘啊！多么想回家看看年老有病的母亲啊！她们相依为命，可她却狠下心没有回去，只因为要和父亲划清界限。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只不过是她一厢情愿。不管她怎样努力，都没有人承认她脱胎换骨，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脱胎换骨。在改造路上经过十年的艰难跋涉，即便是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人家仍然把她视为异端。从1948年到1958年，十年来她像梦一样只不过走了一个曲曲折折的大怪圈，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从资产阶级家的小姐成了资产阶级的右派。
右派这顶帽子，曾使她心惊胆战，痛不欲生，百思不得其解，但现在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她曾认为她和父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会永远背道而驰，想不到却殊途同归，都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派被改造。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只是父亲和她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消失。别人或许察觉不了也不可能理解，这只存在于他俩的心底。父亲在她面前不像在妹妹们面前那样说笑自然，显得很拘谨。这次她回到家里生孩子时，父亲见了她，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把帽子摘掉啦？”就再也没有别的话。关于父亲自己的一切，一句也不向她披露，他的内心仍对她保持着警惕。以致她回来的这些天，父亲只从农场回来一夜就走了，以后就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