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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到现在青狐还没到杭州去过呢，她只是在电视风光片和白娘子的故事里知道了杭州和她的景点的名称。然而她仍然写得有劲，写了她心目中的杭州，在杭州的那么多经历和体味。她千真万确地感受到，她就是山桃，画家就是杨巨艇加蓝英，她写画家与山桃的拥抱就像是想像她与杨巨艇或者蓝英的拥抱，她写到画家的时候竟然闻到了杨巨艇的男性的与辛酸的汗味。是的，画家应该也时而犯疝气。她写到山桃的时候竟然不住地用舌头舐自己的嘴唇而且身体扭来扭去。
而杭州，就是属于她的天堂。她从小没有认真读过几篇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但是她会背诵白居易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不一定非要去杭州游览，只要有一颗憧憬杭州的心。真是好极了，这么一写就更像小说。故事里套着故事，情节里勾着情节，真实里掺着虚幻，幻想里含着真实，这才叫小说。然而，她又分明知道，她的写山桃和画家的小说可能不被接受，习惯成自然，现在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已经呆板化狭窄化了。她好像是在等待着，她等了好几天，她给新小说定了稿，然而，也又觉得自己已经绕进去了，她掉到了情节、语言、结构的迷宫里，怎么也找不到出口。照片上的山桃，实际的山桃，画家梦里的山桃，她腹稿中的山桃，这是一个山桃吗？四个山桃吗？如果是，铁一样的真实的逻辑不是会压得小说喘不过气来吗？如果不是，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而山桃与画家与青狐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他们都是她身上的毫毛变的吗？如果说她爱过哲学家，生活里的与小说里的，如果说她对杨巨艇也对蓝英有好感，那么她爱不爱这个画家呢？
桃山山桃，画家家画，梦人人梦，知音音知，这样的一些似通非通的短语，使她快要爆炸。语言怎么有这么可怕？蛇一样纠缠，火一样燃烧，像符咒一样控制着人，像酒像麻醉品一样使人五迷三道。
她尤其不敢想的是，这个山桃和画家与杨巨艇与蓝英又有什么关系？杨巨艇未必喜欢画，杨巨艇也未必会爱上梦中的姑娘，该死的杨巨艇的救世伟业呀。至于蓝英呢，她估计他一次至少能爱上一打女人。
是不是她快要疯了？
那么她在等待谁？当然不是才见过一次面的导演。那么，一个小时和一个小时，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一个整天又一个整天，她没有等到杨巨艇，她淡淡地一笑。
她突然顿悟了，这只不过是小说，小说解放了人的心灵，使人的思想开阔到了极致，放肆到了极致。
事实上，她与杨巨艇之间什么也没发生。
这就是她的生活，她的命运，她的小说。命运和小说对着干，小说的神奇反衬命运的贫乏，小说的多情证明生活的干枯。
她的下一篇小说要写的就是一个自以为发生了的爱情，一切跟真的爱情一样，一样真实，一样强烈，一样美好。然而，就是没有发生。一场盛宴，没有上菜。一场大雪，没有降下。一个大海，没有海水。一次怀孕，没有生产和小产。好像是一场春梦，醒来了什么都不存在。
有一点像习惯性泻肚，泻了再吃，吃了再泻，不足为奇。梦了再没，没了再梦，永远不接受教训。不可能因为泄肚而停食，正如你不可能因为需要饮食而停止泄肚因为她还活着。只要活着，这就是她的永远的法则：希望等待，梦幻高烧；然后什么都没发生，肥皂泡破裂，梦醒过来，半开的花瓣重新合上。她吃饭和做饭，穿衣和补衣，购物和找钱，拉尿和放屁；她活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她老了一年又一年，她冷了一次又一次，她的多余的精力只够与态度不好的售货员吵几次架，当她到商场购物的时候。她真的动了情，她在见到蓝英以后别开生面地完成了《山桃》，总算寄出。此后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想新的小说构思，不去想自以为发生了的，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所谓爱情。
而在青月动手改编《阿珍》的时候，她越来越多地想起美髯公式的导演。这也成了文学艺术构思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来，文学只是她的生活的一部分，最近，她尝到了她的生活变成了她的文学构思文学体验的一部分的滋味。
她还能有什么生活呢？只剩下了点文学自欺欺人而已。
本来她完全不想将已经发表的作品炒来炒去。但想到了美髯公导演，她决心把电影剧本改好。他的胡须使他看来好像一幅画，他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飘飘然地飞翔，唧唧然地得意。有了美髯以后，反衬得他的眼睛深邃而且美丽。那眼睛中闪耀着谦和而又得意洋洋的光芒。那也是一种人，投身到艺术事业，每一个细胞都流露着灵感、激情和特立独行，他用不着过问别的事，政治学习与肉票油票都用不着他操心。她后来知道，他在文革当中也拍过与“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作“斗争”的影片。他对那种影片的兴趣可能同样在于男女演员的形象和风度，画面与构图，光影与色彩，效果与配音，刺激与噱头那样的生活与趣味不也是很好的么？胡须，共鸣，对于各种流行音乐“盒带”的收藏，先进得了不得的录、放机。让这样的人去拍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影片，就如同邀请一只猴子到熊窝里落户，从熊窝里出来，猴子还是猴子。出熊窝而不染，出文革而故我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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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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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留了胡子以后，他的笑容与目光有了背景，有了衬托，就都显得特别明朗乃至于妩媚和温存。那胡子是专门为妇人们留起来的吧。她设想着摸抚那胡子的滋味，扎手，喜人。这成为她改编剧本的一个力量。要不，她有那么多新题材要写，她才不想再回到《阿珍》上去。干脆，她的《阿珍》里的哲学家也留着一点小胡须吧？
要命，从此她的一切遐想再也离不开杨巨艇与蓝英了。
杨巨艇有点让她伤心，病怎么样了？她惦记着，他却一个信也没有。
就在她电影剧本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这天下午四点钟，杨巨艇敲响了她的门。他的到来使青狐喜出望外，因为从看电影犯疝气算，已经过了两个月，她已经对与杨巨艇来往放弃了希望。那时是初夏，现在正是阴雨连绵的夏末，闷憋得你喘不过气，现在不是交往和串门的时候，不是友谊和恋爱的时候，甚至也不是文学和艺术的时候。现在只有汗、只有痱子和婴儿痱子粉、只有电风扇、雨衣雨伞和十滴水和霍香正气药水充塞在人们的生活里。就在这个时候，杨巨艇来了。杨巨艇说，上次犯病的第二天他就全没有事了。他去了一趟南方，去考察一个女科学家的遭遇，那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是一个天才，然而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压制。他在南方呆了一个月，写了一篇文章《野蛮与愚蠢还能肆虐多久？》即将发表。另外他的工作有了新安排，他要到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部门担任领导的副职。
青狐不禁用幽怨的目光看着他，至少他也应该给青狐一个信儿，是青狐陪他从电影院到了医院，又扶着他回了家，又在他家里陪了他好几个小时，是杨巨艇拉着她的手不放，害得她错过了末班车，深夜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家。但是杨巨艇浑然无觉，大人物大概都是最重视自己的，他们坚信，只有他关心的东西最重要。他旁若无人地兴致勃勃地谈他的新论，猛烈抨击各级领导干部不学无术，缺乏常识，鼠目寸光，草菅人命。他说他碰到的一个乡长不知道什么是作协，竟以是“做鞋”。他说有一个县委什么什么部长竟然把《莫斯科近郊的傍晚》说成是“莫斯科的晚傍晌”。他说有一个地区专员每次讲话都说是“致以哀心的感谢”，而一个妇联主席把做绝育手术竟说成是“撬掉”“骟掉”。于是害怕撬掉、骟掉的农民，听说计划生育干部来检查工作了，赶快爬到树上。还有一个乡干部给他爸爸出殡时请了二百多个和尚念经。还有在四人帮时期大为行时的那位学毛著的模范，他接见外宾的时候外宾提到了《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李时珍，他竟然问：“李时珍同志来了吗”
杨巨艇谈起这些时有一种热烈和忘我，眼睛瞪得老大，呼吸粗重，脑门上沁着汗珠，样子叫人心痛得不行。于是青狐和他抬杠，要教训教训他。杨巨艇说谁谁谁不知道谁是李时珍，她说，那要什么紧，不知道李时珍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做好，称职，为大家谋福利，不知道李时珍并不会给国家人民造成损失。杨巨艇说某某领导把苏联的著名歌曲叫成“莫斯科的晚傍晌”。青狐抬杠道，第一本来傍晚就是晚傍晌，第二，不知道傍晚这个词的人照样可以是好人，给大家办好事的人。第三，她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位同志压根就对“傍晚”一词门清，但是她不喜欢“傍晚”这种“字话”，于是这位好同志故意把一个“字话”说成人话，就是说把傍晚说成晚傍晌。第四，青狐并且指出，晚傍晌呀，李时珍同志呀，这一类故事她的耳朵已经听出茧子来了，光雪山那儿就讲过好几回，这不过是一些个鸡毛蒜皮。如果大家都说这些东西，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当真无话可说了。
青狐的反驳使杨巨艇满头大汗，那种认真出汗的样子使青狐十分开心，她去卫生间洗了一条热毛巾递给杨巨艇。在杨巨艇被她驳得狼狈不堪的时候，她哈哈哈笑了起来，她说：“我逗你玩呢，我才不为那些草包辩护呢，只是，你为什么那样操心呢？你上次犯了病，差点把我吓死！”
杨巨艇完全不能理解青狐为什么突然换了口气，他不好意思地捏一捏自己的脸又攥一攥拳头，鼻子吭吭了几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多么傻。又一阵爱怜的波浪从青狐心头涌起。十几分钟以前，她想念他而联系不上他，他在她的心目中还是高大的，神奇的，令人羡慕与崇拜的；而他来到了她家，喝了她亲手给他冲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