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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时间表
美国人仍愿意将目标定在1990年的水平，但并不想低于这个标准。事情已经很明显，包括欧洲人在内，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原来在里约热内卢所计划的那样，在2000年达到这一目标。现在的问题是，将最后期限定为2010年，将三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15％（欧洲的意见），还是在2008至2012年间将六种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减少至1990年的水平（美国的意见）。显而易见，后者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使新技术得以应用。这自然是美国所希望的。
欧洲各国和那些岛国开始时认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奢侈浪费，美国的经济政策自私自利，并且经常滥用美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特权地位。它们认为，所有这些二氧化碳汇、温室效应气体以及排放量交易问题，都是美国想出来的巧妙逃避办法，目的是避开它对国际社会应负的责任。美国的虚伪本质就在于，一面声称要做世界正义的领导者，一面又四处找空子钻。美国的人口虽然只占世界的4％，它的污染量却占全球的25％还多。美国现在要么站出来，要么就缄口不言。所以欧洲反对美国寻求的弹性目标，并再次将之视为阻挡世界上普通民众挽救环境的惟一障碍。
德国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的开幕辞等于是为本次会议定下了基调。他先是表扬了美国人创新的传统，然后话锋一转说，“人们一般都期待先驱者定下比较高的标准。决不能让后人遭受我们的疏忽之累。”作为欧盟的发言人，他进而建议，到2010年排放量要达到在1990年的水平上再减15％。这一标准虽低于岛屿国家所提出的20％，却远高于美国阵营的计划。考虑到美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这样的目标意味着美国要在现有水平上将排放量减少近35％。
接下来，英国环境大臣迈克尔·米彻也不甘落后，他呼吁他的美国同行做出“更大的努力”，站出来助他们一臂之力，提议到2010年将交通和工业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再减少20％。此外，欧洲人不想考虑什么二氧化碳汇、排放量交易以及除三种主要温室效应气体之外的其它气体问题。他们想真正减少实际的排放量，而不是弄虚作假。当时，副国务卿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他明白，如果他带着这样的一份协议回到华盛顿，他非被绞死不可。到达京都前，他曾说过“我们想达成协议，但并非不惜一切代价。”其时副总统戈尔插话说，“我们随时准备退出我们认为不起作用的协议。”然而，没有起作用的却是副总统的虚张声势。欧洲人拒绝让步，一周后，会议似乎要以失败而告终了。为了挽救这次会议和他那环保主义者的名声，戈尔不顾一切地飞赴京都，向与会代表发表讲话。更重要的是，他指示执拗的艾森施塔特要“表现得灵活一点”。结果达成了一种日本式的妥协。美国阵营的温室效应气体涉及范围得到了认可，包括甲烷、一氧化二氮（笑气）和三种替代含氯氟代烷烃的卤烃。二氧化碳汇这一条他们也拿到了，但定义和吸收的计算标准则留待日后再另行研究（细节部分往往都由下边去干）。不过排放量交易问题没能通过。在最重要的目标和时间表问题上，协议规定，在2008至2012年之间，欧洲要在1990年的水平上将排放量减少8％，美国减少7％，日本减少6％。发展中国家无须承担任何义务，但被邀请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进来”。一旦经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55％的至少55个国家签署，议定书将立即生效。香槟酒塞终于按时开启，疲惫的谈判代表和大多数参与这项环保事业的人一起欢庆了协议的达成。然而，这还不足以使他们在海牙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
海牙
京都的整个讨论带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性质。欧洲和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亲密的盟友，但是却为了排放量削减目标上15％的差异而相互攻击。长时间以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一直在说，要想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以免到2100年人为地造成全球气候变暖，需要马上削减60％～80％的排放量。但在京都，没人提出哪怕是近似的方案。另外，发展中国家即将超过发达国家，成为最大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国，这一点早已十分明显。因此，只要暖化是人为造成的，气温上升就会持续下去，京都议定书到2100年只会对气温产生零点几摄氏度的影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除了那些岛国，大部分国家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当然，欧洲方面很有诚意，但欧洲可能是在牺牲美国的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装好人。艾森施塔特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将此看成一次能使美国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机会。至于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采取那种方案，他们多半都是大输家。因此，它们采取的批判老殖民剥削者并拒绝与之合作的策略，也许在感情上能带给他们满足，但终将会自取灭亡。美国阵营的外围国家则尽力想讨各方喜欢——本国的选民、美国人和欧洲人。最终促成这项协议的是日本人。美国人最后利用自己的机构设置和政治制度耍花招。他们与欧洲其它议会制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同。签署完协议之后，他们不一定能保证它在国会能通过。即使通过了，也保不准会闹上法庭。他们不得不一边向国会表明他们是在保护美国的利益，一边还要向己方环保主义的支持者们说明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然而，大家共同的标准还是经济。谁也不是真想改变美国的制度，尽管他们会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抱怨美国人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批评美国以世界人口的4％占了全球废气排放量的25％强。正如前文所述，对后者的恰当回答是，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占了全球的25％强，并且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惟一发动机。难道有人想让这个发动机减缓速度吗？没有。即使是最最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他也要计算成本和收益。如果你真以为子孙后代会有大难，那就得接受科学家们提出的60％～80％的排放量削减幅度——当然，除非这意味着现在就大难临头。可是，事实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连欧洲人提出的减幅都那么低。再说，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这项协议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这又进一步降低人们愿意为不确定的收益所付的价码。如果说京都议定书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只是能为惟一可行的补救措施即新技术的应用争取时间而已。但新技术的应用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来配合，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感到满意，甚至于热衷于它。在京都，每个人都在原则上同意了，但实际的体系还有待于去设计。
正如事先所料，这项协议一到美国参议院就石沉大海了。多项研究均认为，为避免这个没有多少人相信会发生的全球气候变暖的灾难，成本大概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4％。有一项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50％多的美国人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仅有17％的人表示愿意为避免这个问题而每加仑汽油多付50美分。除了成本因素之外，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承担任何义务，这项协议肯定不会在美国的参议院获得通过。
然而，从京都会议到正式签署，这中间还有一系列的过渡性谈判会议，以便就细节问题达成一致，对任何一个地道的谈判代表而言，这样的“细节会议”一向是重开谈判的好机会。关键性会议是2000年11月13日至24日在荷兰的首都海牙召开的。当时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还有待法院裁定，这可能是世界各国最后一次能和一届真正支持环保事业的美国政府谈判的机会了。这次领导美国谈判代表团的是副国务卿弗朗克·洛伊，一位环保事业的资深人士和国际谈判老手。洛伊非常需要欧洲人伸出援手，需要他们慷慨地同意将森林二氧化碳汇计算在内，需要在排放量交易方面获得尽可能多的进展。他还希望能够给发展中国家施加一些压力，当时这些国家正由于自己的废气排放问题遭受漫天浓雾之害，这些烟雾一次能笼罩整个地区达几天之久。
洛伊后来向我承认，在这十年的谈判期间，美国在减少排放量方面所做太少，对美国自己的事业于事无补。另一方面，洛伊相信许多欧盟代表想强行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甚至于想惩罚美国。欧洲的谈判代表均来自环保部。洛伊注意到，当他遇到欧洲国家外交部或贸易部的官员时，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环保部总显得不屑一顾。
另一方面，欧洲谈判代表也真地害怕无所顾忌地缔结一项协议，到头来却因其自身的漏洞而作废。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任何欺诈行为都会使他们想让发展中国家承担义务的希望破灭。不管怎样，经过几天艰苦的讨价还价之后，洛伊和英国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终于达成了一致，在二氧化碳汇和排放量交易方面对洛伊做一些让步，这虽不是他想要的全部，至少是他所需要的。感恩节的凌晨4点，英美草签了一份三页的工作文件，并再次开启了香槟酒庆祝。但普雷斯科特还必须说服其他所有欧盟代表，而第二天他的努力无济于事，整个谈判以失败告终。一个月后，美国产生了新的总统，他的名字不叫阿尔·戈尔。
马拉喀什
乔治·W·布什本来完全可以让京都议定书继续沉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