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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我在日本攻读研究生时有亲身体验。我学了两年日语，成绩尽管不是顶尖的，但也不错。有一天，在东京羽田机场我用日语询问问讯室服务员一个问题。她用英语回答说她只能讲几句英语，所以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转向我的中国夫人（她不会说日语），告诉她对服务员说些什么。当我夫人用日语重复我刚才的问题时，服务员立即用日语作了回答，给了我们所要的信息。我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说，该服务员知道外国人不会说日语，于是当不像日本人的人说她的母语时，她就听不懂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美国人常常对某些事情不明白，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置于这种处境之中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总是错的，别的国家一贯正确。就拿京都议定书来说，我们本可以拿出很好的理由来说明布什政府的立场，然而我们不是说明自己的观点或者甚至承认其他国家的正当要求，而是企图发号施令，这常常坏了我们的事，即使我们有正确的理由也是枉然。在京都议定书问题上，我们的单边主义做法可能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使我们几乎不可能在修改后的协定上签字，而这个协定现在看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在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上——如伊拉克和反恐问题——寻求支持与合作的努力遇到了困难。实际上，正是因为不可避免的会有这样的时候，即我们必须采取单边行动，我们才应该矫枉过正，只要有可能，就要采取多边行动，以便将我们不能避免的阻力减至最小程度。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要顾及别人的想法，反正他们也不能伤害我们。这正是问题之所在。他们能够伤害我们，办法多的是：例如，在提供有关恐怖活动的情报方面不合作，不为美国的远征部队提供中转设施或飞越领空的权利，或者抵制美国货抑或推销其代替品。实际情况是，世界变得如此之小和如此之危险，美国完全不能忽视自己在全球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实情况，或者误解别国的作用。里根总统重复约翰·温思罗普的理念说：现在是清醒的时候了，要像别人看我们那样来认识我们自己，并要做出决定，我们是真的希望成为“不亲、不恭、不受制约和不负责任的国家”，还是希望成为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的人。
您在阅读以后各章时要记住，所做出的选择，不仅对美国的对外关系，而且对美国自己，以及对维护我国的驻外使馆在“９·１１”事件后淹没在鲜花丛中的那种理想有何意义。还请记住第二点，也是温思罗普训诫中常常难以说出口的话：“如果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我们对上帝不诚实，上帝就会撤销它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就会成为新闻报导的题材，就会嗅名远扬。我们将会给敌人以口实，让它诽谤上帝和所有信仰上帝的人，我们将会使许多上帝的信徒丢脸，使他们的祈祷语句成为对我们的诅咒，直至我们无地自容。
第二章 不被人承认的帝国
引言
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特殊的选民——我们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负载着世界自由之舟。——赫尔曼·梅尔维尔
波托马克河从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山间狂奔而出之后，河面豁然变宽，舒缓地弯向汇入大西洋前的最后一个航段。美国最美的城市之一华盛顿，就坐落在这个航段的岸边。它宽阔的街道由中心向四周呈放射状延伸，环形交叉口、雅致的纪念建筑物和城市广场星散其间，给这座城市平添了些许欧陆风情，展现出了它的原设计者，法国城市设计师皮埃尔·朗方的美学风格。它的规模与质朴，使得它与其它大国的首都相比别具一格。该市的人口不足60万，面积仅为6825平方英里，而且依照法律的规定不许建摩天大楼，按世界标准来说，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既没有纽约或洛杉矶那么强的影响力或令人叹为观止的辽阔地域，又没有巴黎的辉煌，也不像东京或伦敦那么密集交错，但市内众多的公共建筑和纪念建筑物的希腊与罗马风格，却将它与昔日古典主义的荣光，具体而言，是与伟大的共和国与共和制，而不是与帝国和帝国传统联系在了一起。
这座城市的雕像与纪念建筑物，纪念的是那些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们，其中不少都不是美国人。乔治·华盛顿的挚友，美国革命事业处于黑暗时期之时在福奇山谷给了他极大鼓舞的拉裴特侯爵即来自法国。他从自己所在的公园，放眼跃过宾夕法尼亚大街，可以将对面的白宫尽收眼底。当然，杰裴逊、华盛顿和林肯这些伟大的开国元勋和拯救者有着专门的大理石纪念堂，纪念堂的墙壁上铭刻着他们各自的讲话。在华盛顿，人们将敬意投向政治家和哲学家们的原则和思想。这些政治家和哲学家均是支持众生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者。这里没有为征服或征服者而设的纪念碑，没有凯旋门，没有勃兰登堡，没有白金汉宫，也没有紫禁城。参观人数最多的纪念碑，所纪念的是美国有史以来惟一输掉的那场战争。川流不息的人群每天神情肃穆地走下倒映池附近越南战争纪念碑那平缓的斜坡，到镌刻着阵亡将士名单的黑色花岗石上去寻找朋友、儿子、女儿、妻子或恋人的名字。没有哪位陆、海、空军的将官能吸引得住如此不尽的人流。在北京、维也纳或罗马，人们情不自禁感到的是对帝国传统的骄傲，华盛顿的外表展现出的却是一种谦逊和素朴，因为它从来都不是为建成帝国中心而设计的。
从越南战争纪念碑漫步几个街区，踏上宪法大街朝国会大厦走去，您就会见到左侧的椭圆形公园，从那里可以看到白宫的后面。白宫虽然绝对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官邸兼办公室，却没有那些地方通常所有的那种气派，与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在西雅图华盛顿湖畔为自己建造的66万平方英尺的豪宅相比，显得黯然失色。它的庭院和园圃景致秀丽，管理维护得也非常好，但跟洛克菲勒在波坎蒂科山的庄园或天皇在东京市中心深壕环绕、树木成林的城堡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更不足以为道的是白宫那些办公室。我第一次去参观椭圆形办公室时，不禁为它如此的狭小而震惊。如今大公司大多数总裁的办公场所都比它要大。白宫内其它办公室简直就更是小得可笑了。例如，国家安全顾问的房间好容易才放下一张茶几和一把来宾坐的椅子。他副手的办公室只放得下一张办公桌。看来白宫显然从来不准备建成一座宫殿。
我们美国人从小就受到反帝国主义、反军国主义的传统教育。我们知道自己的祖先之所以来到这片土地，就是为了逃离欧洲君主制与帝国的压迫、腐败和强权政治。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那些“从戎投战的农夫”，康科德和波士顿那些召之即来的民兵，以及那些弃耕猎于不顾而赴蒙茅斯和约克敦投身在华盛顿麾下的志愿者从英帝国手中赢得了美国的独立。言辞坦率的本·富兰克林虽然没有穿欧洲宫廷的奇装华服，没有沿袭欧洲宫廷的礼节礼貌，却智胜了法、英两个王国的政府，扩大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疆土，保障了自由的推进。对这些早期的美国人来说，欧式常备军以及这些常备军似乎需要的那些“缠人的盟友”（杰裴逊语），是一种需要避开的危险，这已成为他们的信条。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是一种民军的传统，每逢紧急情况即把民众召集起来抗敌，危机一结束再将其遣散。对美国人来说，帝国这个字眼意味着征服和违背自己的意志屈从于外邦，它所代表的是旧世界的邪恶本质，与美国以之为建国基础的理想是背道而驰的，正是我们美国人希望通过自己身体力行将之消灭的东西。
随着美国势力在20世纪的增长，“不情愿的超级大国”这一概念也有所发展。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对这一概念的阐述十分精辟。他说，“有些国家的大国地位是挣来的，美国的大国地位是送上门来的。”按照这种说法，美国并不谋求扩张势力范围或领土，它只是在被迫维护自己的势力，而且是为了保障和平与捍卫民主的崇高目的。美国两党的领导人对此看法均有过清楚的解释。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说，“美国不是从它具有获取并维持对他国霸主地位能力的角度，而是从它具有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与他国共同协作能力这一角度去界定自己的实力——实际上即它的伟大。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深度在大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财政部副部长拉里·萨默斯补充说，美国是“第一个非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时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也不甘落后，1999年秋天，他对加利福尼亚的听众说，“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帝国。实际上，我们可能是历史上惟一一个有此机会却将它拒之门外的强国——因为伟大比强权更诱人，正义比荣耀更可取。”在这一点上，布什无疑和他的绝大多数同胞英雄所见略同。
然而，三年之后，也就是2002年6月1日，已当上总统的同一位乔治·W·布什，在对西点美国军事学院毕业班学员发表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