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认为，应该遵守联合国决议，对伊拉克承诺的武器销毁工作进行核查。实际上，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发誓，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支持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美国新的预防性和先发制人的战争原则，在比我们更熟谙战争的欧洲敲响了警钟。当美国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公约以及其它条约时，欧洲则继续前进，以使这些条约在没有美国签署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生效。另外，诸如变基因食品之类的有关情感问题的贸易纠纷，亦如雨后春芛般地显现出来了。
此外，辩论这些问题的口气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硬了。美国的老欧洲朋友感到失望，并有些叛逆表现。欧盟前任专员艾蒂安·达维农对我说，“美国正在将北约改变成一个志愿者联盟。”《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说，“美国过去有个很好的优点，以世界的利益为美国的利益。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被抛弃了。如今的美国令人恐惧，因为它不受约束。左翼人士一向认为美国是个无赖国家，现在连中间人士也这么认为了。”
在许多欧洲人看来，美国似乎已经背弃了支撑着全球机制的价值观，而且用沃尔夫的话说，它选择了“有势就有理”的价值观。在美国方面，国防部副部长杜格·菲斯把美国对北约的政策称作是“让这个怪物继续活下去”的政策，而白宫的一位官员则称欧洲人是“共安乐而不共患难的朋友”。罗伯特·卡根2000年在他所著的那本倍受关注的《论天堂与强权》一书中称，“欧洲来自金星，美国源于火星。”他还认为，欧洲在军事上的虚弱，往往会使它对美国采取绥靖和牵制的策略。在美国，欧洲的形象正逐渐变得不仅是对美国姑息迁就，而且是反民主、反市场，闭关自守，一副机会主义的模样，不愿在国防上花钱，却又嫉妒和憎恨美国的实力和成功。
在这些具体的问题和失望之下，隐藏着的是有关价值观、动因及模式等深层次的问题。法国专栏作家多米尼克·穆瓦西在《外交》季刊上评论道，“20世纪70年代的反美，是对美国以往所作所为的反应；今天的反美，则是对美国本性的回答。”一些美国评论家，如《国民评论》的约翰·奥沙利文，发出警告说，欧盟正在朝着成为美国敌对势力的方向发展。而马丁·沃尔夫则说，欧盟、中国和印度也许需要结盟来与美国保持平衡。
这种矛盾并不像老夫老妻之间的口角。巨大的地质板块正在运动之中，很有可能会极大地改变萨瑟兰所描述的全球系统，如果不是将其毁灭的话。“历史的终结”论认为，已获胜的民主资本主义是一元化的，而事实上却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假如历史继续前进并在这些不同类型之间引起竞争，那么，这种竞争有可能引起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争斗。这是因为在世界上的所有列强中，惟独欧洲具备可用来挑战美国的规模、资源、体制和技术。实际上，包括福山在内的一些观察家早就在问，“西方”一词究竟还有没有意义。鉴于美国业已宣布要实行防止挑战者崛起的政策，这种思路突然使得有关美国入侵海牙的笑话（该笑话是由于美国拒不签署国际刑事法庭公约而杜撰出来的）变得不那么好笑了。当然，实际的入侵不会发生，但是美国与欧洲之间出现某种冷战显然是有可能的。
美国人几乎都还没有认识到欧洲经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反，欧洲立场的难于统一，没完没了地成立委员会，专心致志地制订八万多页令人头脑发木的欧盟全套规章制度等等，往往令我们感到不胜其烦。但是，正如肯尼迪总统1962年在发表支持欧洲统一努力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建设“联合欧洲”的任务远比建设美国的任务艰巨得多。20世纪70年代，当我作为斯科特纸业公司欧洲市场营销部的负责人在布鲁塞尔工作期间，对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有过切身体验。当时，我们在欧洲主要国家里都设有分公司，并且正在努力规范我们的营销活动，以使这些活动得以在全欧洲，而不只是在某个国家里开展。
这一努力常常需要把各个不同国家的市场营销经理们召集到一起商讨市场变化。其间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我们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然而，这样做并非总能行得通。此外，还有上千条理由说明全欧洲的营销策略行不通。比如说，我们在意大利北部有一家造纸厂，在比利时北部另外还有一家。我们想让这两家造纸厂向法国市场供纸。可是，比利时的纸巾卷比意大利的碰巧宽一点。这样一来，把货物运到法国超市后就造成了混乱。还有，在英国标签上的信息必须与在荷兰的有所不同。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不过我们已从中窥其概貌。这是一个冗长乏味、经常急得人发疯的过程，而我经管的只是一个公司和一个相当简单的产品流程。对那些正在为欧盟一次制订一个标准的欧洲官员们所表现出来的精力、耐心及奉献精神，我实在感到惊奇。
我们来看看欧洲所取得的成就吧。欧盟制服了疯狂的通货膨胀，减少了恶性国家预算赤字并对新的赤字做了限制，设立了一个欧洲中央银行，而且使用了单一的货币。如今，你可周游欧洲各国而不必兑换货币或出示护照了。人们常说，美国的经济居世界第一，日本第二。这种看法已经过时了。2002年12月13日，欧盟决定吸收10个新的成员国，2004年6月生效，欧盟的人口总数将因之达到45亿，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9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是日本的两倍，仅次于美国的10万亿美元。此外，如果欧元大大强于美元，那么欧元还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货币。
对于这一发展的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在全球经济领域，欧洲是一支羽翼丰满的超级势力，它使得美国无法采取单边行动。欧盟可以通过一名高级官员用一个声音说话，就像它在贸易、农业、技术标准、竞争政策及货币等事务上所做的那样，它完全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一点儿都不用受别人的摆布。假如这类事情发生，欧盟自己往往会制订标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及工商大亨杰克·韦尔奇以切身之痛领教了这一点。为了在退休前做出最后的业绩，韦尔奇试图实现通用电气公司与霍尼韦尔公司的合并。当该方案顺利通过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审查程序后，他和华尔街的人士们都认为这笔交易已是板上钉钉，并订购了香槟酒。后来证明，他们过于心急了，没有把欧盟竞争政策专员马里奥·蒙蒂考虑在内，结果正是此人扼杀了这笔交易，也毁了韦尔奇的退休宴会。蒙蒂以此证明，任何两家在欧洲设厂但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未经欧洲批准就无法实现合并。通过此举，他也维护了注重对竞争者而不是对消费者的影响这一竞争原则的有效性，而这也正是美国的典型做法。
还有比竞争政策更重要的，那就是货币。货币是王牌。以前，华尔街，尤其是《华尔街日报》总是说，欧洲货币的统一永远不会发生。当欧洲货币统一后，人们又说统一的货币无法流通，即使真地流通，欧元也不会对美元构成挑战。欧元是否能够长期流通，只有时间能够证明。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它对美元的冲击。由于美元呈持续走软之势，2003年2月底，俄罗斯将它的部分外汇储备由美元换成了欧元。欧元正在成为60年来世界上从未见过的东西：一种可以代替美元的独立外汇储备货币。美国将会发现自己在利率、存款利息及贸易赤字方面的行动自由越来越多地受到抑制。这一点美国已有感受。美国也会发现，自己要为争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系统的控制权而同欧洲扭打争执了。如果欧美之间在更大范围的全球事务上加大分歧，这一竞争有可能变得尤为激烈，最终将有可能影响美国能力的施展。
这两个经济实体还有可能越来越多地发生其它方面的冲突。正像罗马帝国分裂后，罗马和拜占庭最终发展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一样，美国和欧洲也已演变出了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模式，而且由于全球化的原因，这两种社会经济模式之间的摩擦正在日益加剧。差异的核心是对个人与政府的作用及责任的不同看法。美国当然强调个人而不信任政府。它信奉机会均等，但会欣然接受大量不平等的结果。2002年8月26日，《每周商务》杂志在它的头条社论中敦促在美国采取会扩大贫富差别的政策。它这样做的理由是，尽管贫富差距会拉大，可穷人的绝对收入水平也会提高。这在欧洲却是个不受欢迎的论点，因为欧洲强调的是调节不平等的结果，而人们认为政府在提高社会福利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在有关发展与福利国家的辩论中，美国一向认为，政府对工商业的自由放任政策不仅可以保持低失业率，而且还可以促进工商业的启动、创新、发展以及生产力的提高。美国的时事评论员们往往强调欧洲的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而欧洲人则争辩说，他们的失业人员比美国许多有工作的人生活得还要好。有那么多的美国人缺少医疗保险，而且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欧洲人为之哀叹。
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这一争论似乎有可能以美国人获胜而告终。欧洲人开始设法取消政府调节并实行私有化，同时还大谈“股东”一词，并创建了纳斯达克的翻版。可是，随着科技泡沫的破灭，美国模式看上去不再那么诱人了，这一争论继尔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倾斜。正如雷诺公司首席执行官路易斯·施韦策最近在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认为，一种股票在某一短时间内的价格，是估价一家公司的价值或一位经理的工作表现的最好方法，这种观点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尽管美国通常对“欧洲僵化症”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