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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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 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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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法国人不会因为吃了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包就不再当法国人了,或者转而抛弃笛卡尔。年轻的印尼妇女会离开传统的村庄,到奈克运动鞋厂去打工并住在集体宿舍里,但这种经历可能会使她们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更加注意戴穆斯林妇女那种头巾,甚至不戴了的还会重新戴起来,以此来坚守她们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去扑灭这种火焰,也不应该试图去这样做。 


  第三,发动美国人进行十字军式的远征行不通,是因为它会使我们越来越多地涉入各种各样的便利联盟和残忍的行动,这样不单会败坏我们的品德,腐化我们的机构,从长远看,也只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复杂。 


  第四,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人的极度浪费,已经损害了我们的经济主权,使我们更多地依赖于我们想控制的国家,而且依赖的程度比我们觉察到的要大。有人指控我们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而入侵伊拉克,这种指控在美国人听来虽然纯属虚妄,但国外相信它的却大有人在,究其原因,则正是因为世界上许多人都知道美国人经济上有几根软肋,所以才把美国搞军事威胁的意图作此理解:美国人想让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的安全港,然后通过控制关键性资源的价格来实现保持“布巴”的生活方式不变的目标。美国的经济如今已经走上了不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它的增长绝大部分要依靠消费来拉动,而消费则是靠数额不断增加的借款来刺激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于生产水平了,而我们只有从国外借款才能保持现有的状态。我们为世界的安全提供保障,又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提供国。正是靠了这种地位,我们的美元才得以坚挺,我们才得以享受一种高于我们实际所得应达水准的生活。但是,欧元已逐渐开始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储备货币了,而我们的国际债务需求量已经大到了让债主们日益胆寒的程度。如果我们整天摇晃着马口铁杯子,怎么能成为世界的主宰呢?当然,除非我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但这也正是搞十字军式远征行不通的最后一个原因。美国人不是罗马人,也不是英国人。美国也许时不时地会干些傻事,甚至于坏事。但是,美国人民既不会把运尸袋看成是光荣与英勇的象征,也不会热切地希望把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或女儿送到殖民军中去服务。由于我们本身是在反叛帝国中诞生的,因此,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对帝国主义那一套安之若素过,也根本不善于搞帝国主义。原因之一是,我们太想让别人喜欢我们了。 


  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乔治·W·布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事实上,他竞选时开头说的话还是挺对的。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谦逊的国家,别人会看到并予以尊重的。”我们需要的是重新回到真正保守主义的道路上来。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提出的帝国规划,根本称不上是保守主义,只不过是用富于煽动性的传统爱国主义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激进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冒险主义罢了。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从来就不是什么救世主,也不是什么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保守主义的精髓是有限政府,这一点新保守主义者也常常宣传。可是,他们所提出的帝国规划将大大增加政府在国内外的作用。我们在强化已经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机器,把国土安全部变成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机构的同时,已经大幅度地增加了联邦政府的开支。这绝不是保守主义,而是大政府主义。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总是小心翼翼地平衡预算,坚持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履行公民义务。但是,新的帝国主义者们却一边要求减税,一边增加开支。今后再不会有什么征兵和牺牲了,总统惟一要首肯的公民义务就是敦促大家都去购物,助美国经济一臂之力。 

  这既不是什么保守主义,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而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让我们回想一下伟大的保守主义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几个世纪前谈到英帝国的势力时讲过的一句话吧。他说,“我生怕我们遭到许多人的讨厌。”势力会招来诸多威胁,对威胁所作的反应又会促使种种基金的规划出台。温思罗普总督认为,“山巅之城”不是因为势力强大,而是因为道德高尚才富有吸引力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曾经嘱咐说,我们“不要到国外去找妖怪杀。”这些人都是优秀的保守主义先导,我们在确定美国未来的战略走向时,应当多多参照他们的思想。 


  人们常说,不要太把对美国的批评当回事儿,因为当老大的遭人嫉妒和埋怨是常有的事。想当年,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都是这样。但是,这种要我们持无动于衷态度的训喻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想和罗马与英国一样行事?我们常常说,美国必须当领袖,美国是“不可缺少的国家”。可是一位墨西哥朋友却这样问我,“为什么?为什么美国必须什么都管?有谁给美国下过委任状吗?”当然,这种局面不是一天所造成的,但他这番话倒提醒了我们,还有一种可供选择的战略,可以不让美国放弃它的义务和责任。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程度甚深,不能也不应该试图撒手而去。我们得记住,尽管美国犯了不少错误,但是从皮尤民意调查的数据来看,它仍被看作是一个相对无害的霸权国。不过,从各个方面来看,如果美国能成为人们最后而不是首轮求助对象,那将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下面是对这种战略可能包含的内容所作的一些思考。 


  到了目前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美国以及它能拉来的无论什么伙伴只能将萨达姆推翻并占领伊拉克了。如今若不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要比这样做付出的还要大。但是,我们应竭尽全力避免美国长期占领伊拉克。我们可以重新确立联合国的重要地位,要求联合国组建一个由马来西亚、约旦、瑞士、加拿大之类的国家及其它一些国家构成的联合机构,在这个机构的监督指导下创建一个新的伊拉克,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成为占领国,对医治最近的创伤起到帮助作用。美国可以是一个主要参与国,也可以承担大部分费用,但它决不可以单干或者是执掌帅印。 


  联合国本身的未来也必须认真加以考虑。联合国的确有缺陷,但正如温斯顿·丘吉尔谈到民主时所讲的那样,“它还不是最最糟糕的东西”,所以它依然存在。我们非但不能废弃它,相反还应当恢复它的活力,重新设计它。应当将印度、巴西,也许还有日本和沙特阿拉伯增设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国和法国的席位则应该由欧盟一家取而代之。在挑选轮流担任安理会理事国的问题上,日后必须规定相应的条件。另外,否决权的使用范围也必须重新加以审核。目前看来,这些想法似乎有点理想化,但从长远来看,一个能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联合国只会扩大而不是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在伊拉克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当和继续努力打破巴以僵局结合起来,其中应包括将以下要求作为对以色列援助的条件,即:从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军;冻结一切修建定居点的计划;关闭除了戴维营和塔巴谈判暂时认可之外的所有定居点。在塔巴未达成协议部分的主要内容可以通过在西岸和加沙地区部署北约的部队担任守卫来实施。任何协议均不应以结束所有暴力活动为先决条件,因为这样的条件只会促使双方的激进分子动用否决权。 


  至于北朝鲜问题,我们应该通过谈判来达成一项新的协议。这项协议既要保证北朝鲜的安全,使它不会受到外来攻击,又要确保它有足够的电力和食品;要签订一个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并在外交上正式承认北朝鲜;要支持韩国在发展与北朝鲜的贸易和投资以及在发展经济方面的努力。比起外部威胁来,内部的经济发展更有可能改变金正日政权。当然,作为对所有这些的回报,北朝鲜必须停止其核计划并接受联合国的监督和核查。 


  人们一直用“成年人监督”一词来形容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关系。有些观察家(如卡根)认为,由于欧洲和日本把应付现实世界的负担甩给了美国,因此它们可以生活在人造天堂里,沉湎于作作毫无意义的姿态,自私自利地打打自己的小算盘。此话并非空穴来风,污蔑欧洲人和日本人不知感恩图报,不愿意做一些为保护自己该做的事情时,人们就会这么说。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却不曾有人说,美国人更愿意欧洲和日本的青春期更长一点,这样它就有理由继续支配它们了。不幸的是,我们正为这种支配权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我们之外的发达国家和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憎恨美国人的监督,而且反叛意识越来越强。与此同时,美国为保护它们的石油运输线和防备它们的周围地区所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那么,为什么不让它们真正长大成人,或者用小泽的话来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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