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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必须坚决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的斗争。
思想领域内的这种斗争，也要通过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进行。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真正克服错误的思想倾向，并且促进科学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
四、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改革和队伍建设。
要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得到更快的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本身的改革和队伍建设问题。
（１）
现在科学发展的趋势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相结合，而以综合为主。固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需要分门别类的研究，也不排斥学者个人从事研究；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多学科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才能完成。我国社会科学的现行体制只适应单学科的、孤立的、分散的研究，这种状况必须逐步加以改变。对这一点，我们长期重视不够。我们应该把社会科学管理作为一门科学，组织力量进行研究。
在科学研究中，既要加强计划性、组织性，又要充分发挥每个研究单位、每个研究人员的主动性、创造性。对一些重大的综合性研究课题，要组织集体攻关。
（２）
要加强横向联系，改变目前互相分割和封闭的状态。
不但要加强同一学科各方面研究力量之间的联系，尤其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研究力量的联系。研究机构同实际部门间的联系也要加强。研究工作者要改变不敢研究现实问题、怕承担风险的心理状态，要勇于承担实际部门委托的研究任务。
也希望实际部门为研究工作提供方便和条件，在决策过程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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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者发挥应有的作用。
国际学术交流也要进一步加强。
（３）
要逐步改变单纯靠行政方法管理社会科学的做法。
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当多，要逐步创造条件改革体制，解决问题。
（４）要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建设。现在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队伍老化，青黄不接，缺乏后继的学科带头人，理论水平和知识结构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要注意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对一些优秀的青年尖子人才，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速培养。
（５）
为了提高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和决策服务的能力，需要大大加强信息资料网络的建设。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９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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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
科学，一般说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把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但哲学并不属于社会科学，它既和社会科学有联系，又和自然科学有联系。通常我们说科学技术时，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很重要。
自然科学中有基础科学，也有应用科学。
没有基础科学的发展，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呢？从历史经验看，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有过重大的失误。
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条，即我们不够重视社会科学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决策没有实行科学化、民主化，没有使社会科学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由中国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但是，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有许多复杂问题需要探索。可以说，我们对社会主义曾经只有某些很简单的概念，而缺乏科学的认识。
靠着简单的概念，再加上照搬过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一类的经验，就不能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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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４胡绳文集
成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严重失误，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大动乱。
比如公有化问题。
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公有制，但只从公有化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出发，而不对公有化的形式、范围等作认真的科学研究，以为公有制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而最大的公有就是国有，以为国有就是国家直接经营，一切由国家统管起来最好。这种看法和想法已经被实际生活证明是不对的。农村搞合作化不能算错误，但合作化以后很快就搞人民公社，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在１９５８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实在是很草率地、想当然地作出的。在作出这个决策时，对当时的合作化状况并没有作科学的调查研究。
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把所有的小商、小贩、小私有者经营的小店铺统统国有化，好像这样社会主义才彻底，才纯洁，实际上是造成了吃大锅饭的局面，并没有能表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全民炼钢”
开始了所谓“大跃进”运动。以为不惜工本，“土法上马”
，就可以使钢产量一年间翻一番，以为只要钢产量翻一番，就可以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既不顾技术科学，也谈不上有什么经济科学的依据，只是简单地沿用革命时代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又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并不是个简单的“兴无灭资”
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既是一个否定的过程，又是一个继承的过程。要把社会化大生产及其经验继承下来。像大银行、大生产的管理经验，资本主义社会已准备下了，社会主义要继承它。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社会主义也必须批判地继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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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东西。既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又继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东西，这个复杂的过程不是“兴无灭资”的简单口号所能概括的。中国社会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补充学习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许多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东西，这更是难题。一个简单的“兴无灭资”的公式，就把这个难题掩盖掉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处理不很适当，是和这个简单公式有关的。
以为在原有的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中工商业很不发达）的底子上，加上公有化，加上集中统一的管理，就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更是同这种简单公式有关。
所以，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中，这是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科学问题。
在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前期，我们党也曾提倡调查研究，但那时的调查研究往往必须适合于其实并无科学依据的既定的方针政策。虽然党内外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者提供了不同于既定的方针政策的调查材料，但他们被置之不理，甚至反而遭殃。党固然也曾因某些做法事实上行不通而加以改正，但是并没有对为什么发生错误进行深入的探讨。
只是就事论事地改正错误，而不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因此错误也就还会重犯。总之，走了弯路，造成失误，固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落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没有重视社会科学研究。许多重大决策是凭主观愿望和一些抽象、笼统的概念作出来的，已经过时的老经验和外国的模式也在起作用。
实际上，这些决策没有科学依据，也不要求科学的依据。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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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不能提供真正科学的依据的。
胡耀邦同志在今年１０月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期间举行的座谈会上谈到，“从我党成立起６５年了，我们的社会科学只有一次大繁荣，这就是延安时期。这里我把建党的那段时期除外了。真正成熟是延安时期，确实是我们党的一次理论的大繁荣”。
那次理论的大繁荣，是以毛泽东的几部主要著作为代表。但也不能不看到，从３０年代开始，社会科学界的党内党外许多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批驳许多错误的观点（如说中国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或说中国仍完全是封建社会）
，从而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等基本问题上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在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的许多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党的斗争经验，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对于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他都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作出了理论的说明。这就使党在革命中所实行的政策、策略和各种具体措施都有了明确的方向。中国的民主革命带有极大的复杂性。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既要坚持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不断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倾向，并与之作适当的斗争。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