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拔壅叩谋壤停蜓现靥拔鄱桓镏罢撸�19世纪时只有6％9％。
为什么不雷厉风行斩草除根呢？主因有好几项。（1）官员薪资太低，地方的行政经费太少，中央无法充份供应，只好纵容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2）如前所述，地广人多难以监督，因贪污而治罪者，通常是因为事态严重，中小型的贪污很少判刑。（3）如前所述，贪污是结构性的共犯，贪污群之间的关系紧密，团结对外难以清除，若强力清除，反而导致地方事务停顿。（4）因而在文化上与社会上，对贪污的宽容度较西方国家松缓许多。（5）交通不便讯息传达困难，若非重大事件，很少动用快速的驿站体系，造成监督与惩处的成本高居不下。
逃漏税的严重性，其实就是反映贪污的普及性。以171226年间，江南拖欠税款（其实就是逃漏税）的比例来看，1千万两的拖欠额中，欠税者承认的数额只有3％，其余的97％「仍在调查中」。要调查到什么时候？最后能追缴出多少？雍正皇帝发了怒火要清查此事，1728年的调查结果是：（1）拖欠税额中，应由高层官员负责的只有0。3％。（2）要由低阶官员和收税者负责的有41％。（3）要由地方士绅负责的有3。9％。（4）纳税者的逃漏有54。7％。重点在第（4）项：为什么能逃掉55％的税？应该是官员的查税不力与纵容。再追问下去，为什么会有这个局面，答案呼之欲出：应纳税者贿赂，查税者收贿。江南富庶地区有一半的税被逃掉，国家的税收怎么够用？
雍正皇帝随即展开税制改革，这些事情的面向复杂，其中与贪污相关的改善措施，是增加官员薪资，称为养廉银。平均而言，加薪最高的地区是四川（29。7％），这是偏远省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次是贵州（加薪11％），这也是偏远地区。奉天、山东、福建的加薪额度约9％10％，离中央政府较近的省份（河南、江苏），只加5。4％。有了养廉银制度后，税务改革的效果好吗？算得上好的是核心省份：山西、河南、陜西、直隶、贵州，偏远地区的效果仍旧有限，主因仍是监督困难、惩罚的效果难持久。
参考书目
Kiser； Edgar and Xiaoxi Tong （1992）： “Determinants of the amount and type of corruption in state fiscal bureaucracies： an analysi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5（3）：33031。
11明清时期的贪污规模推估
贪污是古今中外难解的大问题，这种事的严重程度，只能有个主观的判断，怎么可能估算出全国性的具体数额？难道你能估算出1900年代初期，广州市的贪污规模？这个念头听起来可笑，但有些经济学者试着用理论模型在推估，姑且一听。
税务方面的贪污，对经济成长有不同层面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税收减少，以及政府的开支减少。明清政府的可用资源降低后，又有好几项重大影响：国防经费不足、防水治灾的公共建设减少。还有一项恶性循环的影响：官员的薪资跟着减少，反过来使贪污的情况更严重。从防治的角度来看，政府有动机提高官员薪资（养廉），但因领土幅员广大监督不易，因贪污而被惩戒的机会不够显著，所以贪污问题一直没能逃脱这项循环。
14世纪末明朝建立时，科技、知识、文化都比欧洲高，但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开始发展。经过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1819世纪的产业革命，欧洲的掌控力迅速全球化。相对地，1419世纪之间的明清国势迅速下跌。造成一上一下的强烈对比，原因有内有外，其中一项内在因素，就是贪污造成税收无效率，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连串影响。
明清的贪污是普遍行为，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呈现金字塔型：高官的个人贪污金额大，但人数较少，离朝廷的监督较近，所以总额较小。相对地，愈靠近基层，官员人数愈庞大，虽然个别的金额较小，但总贪污额会组成金字塔的厚实底端。基层官员的贪污有几项特色：集体性、结构性、共犯性、长期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家发给的行政费与薪资不足，地方政府必须各自「谋财」，士绅、地主、富商自然愿意「报效捐输」，来换取减免税金。
以县官为例，他同时掌控好几项权力，例如司法判决权、税收权、人事任命权。相对地，欧洲的司法判决有法院体系，税收有财政体系，任免有人事体系，各自独立相互制衡。中国的地方官员同时掌握这些权力，只要打通县官，就可解决多项问题。贪污有「需求面」也有「供给面」，在中国的基层体系内，供需双方容易成立，相互掩护。在欧洲就相对地较困难，主要差别就是上述的行政权，在中国没有明确分开。
惩治贪污的法律条文，在中国相当完备，处罚也足够严厉，为何无法有效减少？因为贪污者知道，虽然条文严苛，只要不太过份或被出卖，很少有官员会受处分。再说，贪污者之间环环相扣，这是共犯性的结构，出事时必然官官相护。明清史上的地方官员，很少因为贪污而被惩戒，就是个好左证。前面说过，基层贪污的两大主因，是国家发给的行政费用不足、官员的薪俸太薄，以下举英国的例子对照。
以1770年代为例，英国的中级官员年收入高达数百镑，低阶的守门人和园丁年薪约20镑。高级官员中，以国务卿为例，年薪8；000镑，司法总长2；100镑，税务署长约1；000镑。同时期的家庭收入，高所得者约150镑，中所得者30至150镑，低所得者约30镑。简言之，官员的收入明显高过民间，贪污的需求就会降减，如果配合有效的监督与惩罚体系，加上行政权的分立，就不易造成共犯性集体贪污，全国性的贪污总额就会减少许多。
英国式的「制度性贪污」，大都是一人身兼数职，同时领取多项酬劳。但因这些兼职的收入有法令规范，这种「额外收入」的程度，无法和中国式的贪污相比。中国式的贪污是系统性的，主要的破坏点是税收来源。基层县官的两个特色是：（1）高权低薪，（2）同时掌控原本应该分立的职务。十年寒窗无人知，目的是之后的位高权重油水多，本职薪资是象征性的，随着职位而来的名利才是重点（鸡犬升天）。虽然各级官员都有轮调，但长期的官场风气与同化作用，已使各省各地的贪污成为常态。
雍正年间（1727）实施养廉银制度，希望透过加薪减少贪污增加税收。当时的官员总薪资额约6。3百万两，其中1。4百万是本薪，4。3百万是养廉银，0。6百万是公费。整体而言，这项措施让官员的合法收入增加3倍，但减少贪污的效果依然有限，原因很简单：微薄的本薪就算增加5倍，还是比不上贪污所得的吸引力。有人估算过，1880年时的官员总数约2。3万人，非法所得每年约1。15亿两白银。换言之，平均贪污所得是本薪的18倍。但这1。15亿两中，有一半是被上层的1；700位官员分掉。
这些贪污的钱主要来自何处？基本上来自中小农，除了本税还有火耗这类合法的附加税，以及巧立名目的各项杂税捐。这些事情的普遍度，在正史记载与笔记小说内，从未断绝过。清朝的法律规定，受贿15两银子以上者，罚打70到100大板，如果用力真打，必死无疑。贪受80两以上者绞死：罚则虽严，但很少人因为80两银子而受刑。如果真的雷厉风行，恐怕没有几个官员能幸免。
从几个因贪罪而处死的例子来看，真正的原因，通常是行政上的重大疏失或得罪上级，贪污本身的刑罚，其实无逻辑性的轨迹可循，因小型贪罪而受罚的机率相当小。乾隆治国的60年间，贪罪的弹劾案有4百件，但大都未起诉定罪。假设当时全国的官员有2万人，再假设每人的任期是3年轮调一次，这样在乾隆60年间，总共有40万个职位，才出现4百件弹劾案，机率是0。1％。真正被定罪的机率就更少了，应该不会高于0。01％。
最后要回答一个猜测性的问题：明清时期的贪污如果这么普遍，总累计的金额必定相当可观。有无可能提出一个方向性的数字，让大家了解一下贪污的规模，在全国经济体系内的严重性？有2位经济学者透过复杂的数理模型，估算明清时期官员的总贪污额，大约是总薪资收入的14到22倍之间。这是相当可观的倍数：如果县官的年薪是100两，他每年的贪污额大约是2；000两。换个方式来表达：全国农业的总收入中，大约有22％被0。4％的人口（官员）贪掉了。这种推估方式，对模型内的参数设定相当敏感，但可提供一个更深入讨论的起点。
参考书目
Ni； Shawn and Pham Hoang Van （2006）： “High corruption ine in Ming and Qing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1：31636。
12美洲白银对明清经济的影响
中国历代的白银产量，大都不够民间的需求。明代中后期张居正推动一条鞭法，在税制上最大的变革，就是用银缴税。明代工商业发达后，民间对白银的需求增加，西班牙与葡萄牙商人，从拉丁美洲运来大量的白银，日本也出口不少白银到中国。这些在明代中后叶输入的大量白银，一方面繁荣了工商业，二方面让用银缴税成为可能。但在1640年代左右，进口的白银数量逐渐减少。有人从货币数量说的观点，认为这可能导致明代的亡国、压抑清初的经济繁荣。外国白银供应量的高低，和明清经济的起伏，有这么直接的因果吗？
张居正，152582
美洲白银在1617世纪大量流入欧洲后，产生两项长久的影响。（1）解除了15世纪以来的「流动性危机」：金银的供给数量，原本不敷铸币的需求，美洲白银解除了「旱象」。（2）造成物价革命：1世纪之内物价上涨3倍，但也播下17世纪经济萧条的种子。欧洲的经济史学者估计，美洲白银约有13流入中国，应该也会造成类似的影响：（1）解除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