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访问古巴的影响
不见得。不管卡斯特罗是否预见，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古巴，在古巴产生两项无法磨灭的长久影响。一项是松动了古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强度，能够和天主教共存的共产主义，就已经不是原来建立革命政权的那个共产主义了。
第二项影响是使得古巴经济更加依赖旅游。而要持续吸引旅游客，要振兴旅游业，古巴不可能再关着门不理会国际观感。古巴不能有政治动荡、不能有仇外作为，甚至不能让国际上觉得那是一个封闭可怕的社会。
美国对古巴进行禁运，是希望借经济压力逼迫卡斯特罗进行改革，让渡出自由与民主的空间，并且降低对美国的敌意。卡斯特罗无论如何不肯对美国低头，所以找了旅游收入来对抗美国的压力，然而绕了一大圈，旅游、开放，毕竟还是使得古巴不可能维持原本的样貌，不得不给予其社会愈来愈大的自由空间。
这几十年逐渐组构而成的全球旅游网络，具有远超过一般想象的影响力。旅游业一方面使得许多地方快速丧失地理与文化上的特色，令人遗憾；然而换另一个角度看，旅游网络的同质化作用，却也发生在政治体制与运作层面上。自由、稳定、安全、开放，成了国际旅游的基本条件，于是任何想要加入这套网络得到经济利益的国家，就不得不自我转化提供这样的条件了。
＇怀疑＇ 保持怀疑、思考的态度（1）
以色列作家奥兹（Amos Oz）小时候曾经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的家从东欧搬到巴勒斯坦，在那里亲历了以色列建国的过程。
英国对于中东地区的控制，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就已大幅削弱。奥兹和当时其他以色列少年一样，疯狂崇拜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他们诉诸暗杀行为来传递最强烈的讯息。
在1944年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由后来当过以色列总理的贝京（Menahem Begin）领导的组织，一口气炸死了超过八十个人，其中有他们痛恨的美国人，此外却也有无辜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另外在开罗，英国战争部部长被暗杀身亡。英国判以色列复国运动的恐怖分子绞刑，贝京他们就抓了英国军官把他们吊死，以为报复。
奥兹说，那个时候他跟其他男孩一样，最喜欢的玩具是模型小士兵跟各种小武器，每天趴在地板上摆弄自己的“私人军队”，指挥他们攻打白金汉宫。他们相信：唯有让自己变成狮子，证明自己是头狮子，犹太人才有办法在沙漠中各种凶猛动物之间活下去。
1946年以色列建国了，有一个特别的场合，奥兹跟家里的大人一起去耶路撒冷最庞大的会堂，参加群众运动。其中要上台对群众演讲的，就包括了建国后从地下组织翻身成为台面上政治人物的比金。
比金及其他政治领袖精英，讲的是古典的希伯来语。这是一种从书本、尤其是犹太圣经里复原的古老语言，靠现代犹太人的惊人意志力，让本来已经死掉消失了的语言，重新在日常生活里运用。
可是奥兹他们家，以及会场上坐在后面的绝大部分听众，使用的却是一种俚俗方言的希伯来语。这是他们在东欧犹太区里流传使用的语言。他们大致可以听得懂古典希伯来语，不过有些关键词，很容易产生误会。
例如古典希伯来语的“武器”，发音和希伯来俗语的“阳具”完全一样。“武器”的动词形式，在希伯来俗语里听来，就变成了不堪的“干”了。
虚幻的国家主义
贝京那天演讲的主题，是以色列的困难处境，号召以色列同胞认清危险局势，团结一致，保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祖国。贝京的演讲深具煽动性，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可以有效地控制全场群众的情绪，唯一的问题是：他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艾登夜以继日不停供应武器给埃及总统纳赛尔，却没有人、完全没有人供应武器给以色列，慷慨激昂讲的这段话，听在那些群众耳朵里，就变成了：
“艾森豪威尔和艾登夜以继日一直干纳赛尔，可是有谁干我们？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人干我们！”
全场一片死寂。听到这些奇怪的话的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比金却没有注意到，他继续发挥：如果大家选他当总理，他保证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会乐意来干以色列，以色列再也不必担心没人干了。
前排坐的年长知识分子们，响起了零零落落的掌声，其他人则依然保持困惑的沉默，唯独有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原本是贝京的超级崇拜者，再也没办法节制自己，开始冒出大笑来。
全场恐慌的眼光都投注到小男孩身上。那个小男孩就是奥兹。旁边他的祖父又羞又怒，立刻扯住他的耳朵，将他拉离开座位。即使如此，小男孩还是停不住大笑，被拉到会场外，祖父狠狠地赏了他好几个耳光，十二岁的奥兹才终于止住了笑声。同时也止住了他对国家主义的热情。奥兹说：“从那一刻起，我开始逃离国家主义所承诺的复活与救赎 直到今天都还在逃。”
这段故事写在奥兹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里。长大之后，奥兹果真离开了深信以色列国家主义的家庭，远离祖父、父亲，住到集体农场里去，在那里开始写作，因为出版的小说获得好评，得到集体农场特许，可以有不下田专心写作的一点时间，他一本一本写出深刻剖析以色列社会与犹太人情结的小说，曾经多次被提名竞逐诺贝尔文学奖。他宁可要真实具体的农场同志情谊，再也不要高蹈却空洞的国家主义。
让他从国家主义幻梦中醒来的
＇怀疑＇ 保持怀疑、思考的态度（2）
契机，是比金一场煽动性的演讲，尤其是在演讲中意外造成的误会。“供应武器”变成“干”，这看来无关紧要，只具有闹剧效果的差错，却直接地帮奥兹揭露了耸动性言词的本质。
空洞的煽动性语言
耸动性的言词，基本上是没有内容的，愈是带煽动力的，能够同时煽动愈多人的，往往愈没有内容，人有千千百百种，千千百百种个性、千千百百种思想、千千百百种感受，要怎么样让他们同时一起相信同一件事呢？
唯一的方法，那一件事其实没有任何让他们具体去思考、去感受的内容，没有让他们自主地决定要不要同意的内容。煽动的演讲根本就不是为了要讲什么，只是为了要制造怎样的气氛，是挑动起来的气氛，而不是演讲里讲了什么，构成了真正耸动的元素。
换句话说，煽动演讲没有要让人用大脑，煽动演讲不能让人感到一丝一毫的怀疑，一旦怀疑，我们就开始思考。煽动演讲说的，是群众再熟悉不过的话语，用变化控制的音调不断反复、不断反复，直到所有人进入那种情境与气氛中。
奥兹的启蒙，就来自于那偶然的谐音。谐音错误使得煽动家唱做俱佳的表演破功了。那个错误在听者心中种下了不解与怀疑，他们开始想：为什么会讲这个？他真的要讲这个吗？他到底要讲什么？
一怀疑、一思考，人就进入不了那被煽动引染起来的气氛里了。作为一个小男孩，奥兹的怀疑用更戏剧性的形式表达出来：他大笑，而且大笑不止。
大笑的当下，付出了挨耳光的代价，然而真正换来的，是从煽动中彻底抽身的宝贵经验。这样看来，那几记耳光，终究还是挺划算的。
＇名嘴＇ 别太相信名嘴（1）
两年前，我带着女儿去参加一项钢琴比赛，比赛完了在等成绩公布时，突然有一个参赛者的家长，冲着我说：“啊，你是那个名嘴对不对？名嘴你好！” 我不自觉地低沉了脸，很不高兴地摇头回应：“我不是，我不是什么 名嘴 。”
就在那里，就在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再强烈不过的感觉：无论如何，我绝对不要被人家视为、称为“名嘴”。被用“名嘴”称呼，让我极度地不舒服，更重要的是，我看看身边的女儿，她慢慢长大了，等她更懂事，她一定也不会要自己的爸爸是个“名嘴”。
“名嘴”不是个尊称，甚至不是个正式的工作职业。倒不是说别人讲起“名嘴”往往语带嘲讽意味，也不是一些会被叫成“名嘴”的人有多坏，我真正最在意的是“名嘴”这个称呼的来源，那背后有着彻底违背我的信念的东西。
“名嘴”是个新鲜东西。现在大家讲“名嘴”，指的是在电视上参加政论节目、公开谈论政治议题的人。不过并不是有政论节目就有“名嘴”。政论节目有各式各样来宾，来宾也就有各式各样上节目的身份与理由，这是原本的情况。政论节目会有政治人物，从“部会首长”到“立法委员”到县市长。政论节目也会有跑政治或社会线的记者，提供他们在线跑来的新闻并帮忙铺陈新闻背景。政论节目还会有学者或专栏作家，负责解读新闻并提供了解政治的观念。
这样的政论节目里，每个人都有他的身份，也就都有随职业身份而来的功能，彼此对话、乃至彼此辩论，让看节目的观众因而得到了对政治多角度的理解。这样的政论节目里，没有“名嘴”，也不需要“名嘴”。所以那时候，没有任何人走在街上会被叫“名嘴”。
敢讲的人能上节目
曾几何时，电视政论节目产生了奇怪的变化。先是出现了一种人，他们上节目讲的话，跟他们的专业身份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不是政治人物，不是记者，也不是学者，他们或许没有掌握什么比一般观众更广泛或更深入的政治讯息，但他们很会说、很能说，就是靠着“说政治”，让他们在节目里占了一席之地。
再来与此相关，但方向相反的，有了另一项发展：很多有专业本职的人，慢慢不能或不愿上节目了，于是留下来继续上节目的，往往都是“前××”。“前立委”、前县长、前部长、前记者、前教授，他们比现任职业的人少了许多拘束、多了许多自由，也就比现任者更敢讲、更能讲。敢讲能讲就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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