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么坦然倒显得我小气了，爱眉这时进了院子。
“爱眉，爱眉！”我招呼她，把她介绍给郭郭，两人马上聊了起来。爱眉的父母都是画画的，都画国画。爱眉出于对家里堆得到处都是的笔墨纸砚的反抗，除国画之外的所有美术门类都感兴趣。
每次到这种场合我都会赞叹爱眉的社交才能，她跟谁都有的说，跟谁都说得来，而且全都轻松自如，我就僵硬多了，不是滔滔不绝，就是一言不发。
“当然了，我是双子座。”爱眉说。
“我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去乡下种菜了。”
“嗯，我需要活人。”
“活人，说得真恐怖，你不会吃他们吧。”
爱眉好脾气地笑：“反正不交谈我绝对受不了。”
郭郭是爱说话，爱眉是爱交谈，这两者之间有些差别。
我们都认识的一个画家周良神气地带着个外国女人向我们走了过来，他面色黝黑，脑后有辫，说话大舌头，但颇有活动能力。
“这是卡色琳，美国使馆文化处的。”
我们都向那个瘦小的黄毛女人点头。
“这是陶然，这是爱眉，她们是搞文学的，批评家。”
“我可不是。”我一点亏都不肯吃。
“今天有你的东西吗？”爱眉问。
“有啊，你们还没看呢？靠墙那七八副都是我的作品。”
我侧过头，墙边的确树着七八副大画，它们看起来全都一模一样，以致被我忽略了。
“你画的是什么？它们看起来像是——葫芦。”我指着画布上的一个个连环的圆圈问。
“你挺有艺术感觉的嘛。”
“不敢当。”
“——就是葫芦。”
“果然。你为什么画这么多葫芦？”我用手画着圆圈。
“这是我的新画风，葫芦代表中国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那种形而上的，飘的东西，是一种八卦，八卦风格。葫芦蕴涵了很深的哲学意义，它的弧形两个象征连在一起，这种连法代表的哲学，我们应该学习这种连法儿”
我很难告诉你周良到底说了什么，因为凭我的复述，这些话好像有了点逻辑关系，但是我敢保证，他说的时候绝对没有。
周良的阐述被一场行为艺术打断了。大家把一满脸粗糙、年龄不清的男人围在中间，他下身赤裸，软塌塌的生殖器上拴了一跟绳，绳子的另一端绑着一只小鸟，那可怜的小鸟肯定是受了惊吓，扑腾着翅膀上下左右飞窜，带着那裹着包皮的黑东西来回乱抖。
“题目是：‘我的小鸟一去无影踪’。”爱眉在念一份介绍，“小鸟不是在那儿呢吗？”
“没看见有人在边上拿了把剪子准备嘛？”郭郭提醒她。
“噢，看见了。你说他是要剪线，还是剪鸡巴？剪线就无聊了，剪那玩意还有点意思。”
“走吧，会让我对男人丧失兴趣的。”我拉爱眉。
我和郭郭爱眉出门以后，周良还在后面喊：“再呆会儿吧，一会儿艺术家们要出去吃饭。”
我们决定放弃和艺术家们一起吃饭的机会。
“你说，你倒说说，你认识的画画的人多，是不是我有偏见？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落——‘我们应该学习这种连法儿’！老天爷，这是什么话？！他有一次给我写过一张便签，说他晚上要去看话剧，知道是哪两个字吗？‘化剧’，‘化学’的‘化’，‘剧’字倒是写对了。有一些字是可以写错的，比如说‘兴高采烈’的‘采’，但是有一些字是不可能写错的，除非他是个白痴！你说他是不是个白痴？或者我有偏见，我有文化歧视。画画的人都这样吗？他们因为不会用语言和文字表达，所以才画画的？”
我在吃饭的桌子对面朝爱眉挥舞着筷子。
“是嘛？是嘛？他真的这么写的？”郭郭大叫。
“肯定不能这么说，画家中有学识善表达的人大有人在，多了，比如惠斯勒，你爱的王尔德还抄袭他呢。”
“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爱他了，他的俏皮话太多，真正谈得上观点的东西太少。不说他。”
“当然像周良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有一种说法——最无学识，最没文化的人是最有天赋的艺术家”
“比如卢梭。”郭郭说。
“比如卢梭。”
“可是你说他是卢梭吗？他是真的有才能只是表达不出来，还是根本就是个白痴？”我说。
“这个有待时间的考验。”
“我看他多半是个白痴。”郭郭肯定地说。
“我小时候天天见的都是画画的人，后来我父母叫我学画，我死活不肯，因为很多人都像周良这样，我看不上，我喜欢用语言表达。不过后来我的确遇到过几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他们什么也说不清。”
“你认识许仙嘛？他就是这样的人！”
“好吧，那我们再看看吧。”我表示同意，但仍坚持说，“幸好我没学画画，每天和说蠢话的人在一起我会发疯的。”
“跟美术相比，你肯定更有语言才能。”
我打出租送爱眉回家的时候，她说。
“你敢说？”
“你自己不知道？”
“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步能算‘才能’。我的金星怎么样？”
“这得绘制星宫图，把你的九颗星星都放上去看它们的相位。”
“这么复杂？什么时候你有空，等你头不疼的时候，我想知道！”
“行。”
——有爱眉这样的朋友能解决多少人生的难题啊！
“要相信你的直觉，你有直觉能力。”爱眉下车的时候说。
如果我真有爱眉所说的直觉能力，我得说陈天给我的这个故事是个狗屎，一个中学生爱上了他的女老师，假模假式的性觉醒，矫揉造作，莫名其妙。还得避免过激的行为，避免实质性的接触，偷看女老师换衣服是肯定不行了，寄匿名情书还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审查。
我把剧本大纲给陈天的时候，他沉吟着，我就把这些话跟他说了，当然没提“狗屎”。
“香港人，他们出钱拍这个电影。”他言简意赅，“编剧嘛，是个职业，你要不要写它？”
“要。”
我回答的这么干脆把他逗乐了：“我们当然可以弄自己喜欢的东西，女孩挽救作家呀什么的”他讽刺我，“不过你还年轻，锻炼锻炼，挣点钱也不是坏事。”
“多谢指点。”
“不过要用心写。”他挥了挥手里的大纲。
“我回去重写。把港式段落删掉，写一个青涩的初恋故事如何？”
“好，我看这个你在行。”
我忍住了不跟他斗嘴，很正经地说：“下星期给你。”
“跟我出去吃饭吗？我要去见两个人。”他抬头看看墙上的钟，轻描淡写地说。
我脑袋里的警铃颤动起来，一闪一闪地亮着红灯，我给了他两秒钟的犹豫，回答说：“不了，我回家。”
“聪明，其实我也懒得见他们，可是不行。”
他拿出一副对待同龄人的态度把我送到门口，伸手帮我开门。
“下星期见。”
——要相信直觉，我的直觉告诉我，和陈天保持距离。
陈天有个坏名声，喜欢女人是许多艺术家的坏名声。这个坏名声证明他们是性情中人，证明他们情感炽烈，热爱美好的事物并且真挚忘我。我相信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对这个名声并不反感，像徐晨这样的作家还努力保持这个坏名声呢。（混际其中的下流胚除外，我从不谈论下流胚。）
不是道德禁忌，别跟一个喜欢拜伦的人提什么道德禁忌，对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们有自己的准则。我的问题是我已经说过我要远离风月情事，也就该远离那些情种，特别是那些还满不错的情种。
一个半月以后，我如期完成剧本，起名叫【小童的天空】，小童是那个爱上女老师的中学生。剧本交给陈天的时候，他很高兴，说很少有编剧提前完稿。除了这个，他没提什么意见，说等香港人看了再说。
写作是一件内耗的工作，让人身心疲惫，而放松身心的办法有人是喝酒作乐，而我是散步做爱。我每天散步，在散步不起作用的时候就做爱。我认为身体放松的时候大脑才能很好
地运转，当然，有个限制——做爱的时候只能用身体，不能用心，写剧本需要冷静。
那阵子，我和一个叫亚东的男孩有过一段交往。
亚东沉默寡言，有种处乱不惊的冷静，是我偏好的类型。这种人我一眼就能从人堆里拣出来。在一个酒吧不知为什么的莫名聚会里我们没说上两句话，但还是在离开前互相留了电话。两个星期以后我打电话给他，我们一起出去吃了饭，饭后去了一家台球厅，他手把手教了我两个小时的台球。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不论长短，都会形成一种特定的方式，就像是计算机的默认值，一启动就是这个模式，大家都省事。我和亚东的默认值是——不谈论感情，不介入对方生活，由我打电话定约会，不一起过夜。
这种默认值使我在决定不和男人来往的时候，没有把亚东算在其中。
剧本快写完的时候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亚东约他见面，他犹豫了一下，问我什么时候。
傍晚时分，他如约来到我的小屋，迟到了四十分钟。他没解释，我也没问，我们像往常一样做爱。
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我打开台灯，知道自己又可以安静地写上一阵子，心满意足地靠在床边看他穿衣服。
他背对我，忽然说：“刚才迟到了，下午我在做婚前检查。”
“你说什么？”我的脑袋已经不知道飞到哪去了，被他这句话拉了回来。
“我明天结婚。”
就算我一贯镇静如常，也还是愣了一下。
他转过身看着我，表情依然平淡，但我看得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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