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军阀”、“军人统治”和“政治高层”等标题。他强调了这些集团之间的交叉情况，以及当美国（或更早时期的欧洲）的历史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集团也会受到影响。
在写到“企业富豪”时，米尔斯注意到了一种变化：“在过去的私有体制中依靠继承得来的财富和权力，今日的企业富豪应有尽有。”换言之，他承认20世纪中期的美国已经发展到以商业为中心的体系，不论是财富体系，还是阶级体系。工业革命的后果变得越来越明显。令米尔斯惊讶的是，公司所有人将大部分权力转移至首席执行官手上。他表达了很多受到马克思影响的观点，他问：“难道那些旧日的剥夺者现在不是在被这些拿薪酬的经理们剥夺吗？”就像二战后的美国一样，米尔斯对社会秩序的改变印象深刻，在这个秩序里，公司担任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国家的重心不再是小企业、中产阶级，以及更早期的拥有并耕种土地的人们。
米尔斯在分析了每个精英群体之后，都会总结性地讨论社会内部权力如何平衡，以及关于这种平衡的已有理论需要如何修改。
美国人坚持认为，政府是一种自动机器，在各种利益相互竞争，达到平衡的过程中受到规范。政治形象是经济状况的反映：两者都是通过多方利益的推和拉实现平衡，各方利益只受法律和非道德层面的约束。
自我平衡的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术语中得到了最深刻的阐释：市场是至高无上的，在小企业家神奇的经济中没有专制主义。政治领域也一样：权力的分割和制衡盛行，因此没有专制主义的机会。“不采用权力制衡的民族，”约翰？亚当斯写道，“就只能采用专制主义，没有别的选择。”
第13节：跨国时代：当金融和商业变成一切的中心（2）
显然，米尔斯认为平衡已经消失，小演员已经被行动一致、合伙消灭了平衡的大演员所替代。他感叹道，采取重大决策不再经过公开的辩论。（看到美国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却不经过国会宣战或者任何真正的全民讨论之后，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当他提到，作为国家的“枢轴和稳定器”，中产阶级已经越来越衰弱时，在这个时代—— 一个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已经萎缩了几十年的时代，我们又听到了令人不安的回声。
正是凭借这种回声，让米尔斯的大作至今都值得一读，米尔斯的观察最惊人的一点是，不仅提出了社会运行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同时还摆脱了时代的局限性。他不仅描写了国家现状，还描述了由一个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划时代的转变结果，以及导致转变的经济、社会、技术和政治因素。真的，他是在估量那次重大动荡的后果对精英结构造成的根本影响。
50年后的今天，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另一场划时代的改革正在进行。全球资金和信息瞬间可得，运输时间和成本有了显著下降。这使得全球企业成为可能，同时也把信息传递给了不同的人群，将他们连接在一起。全球品牌成为塑造全球文化的关键要素，而像可口可乐、微软、IBM、通用电气、诺基亚、丰田和英特尔等公司都已从他们建立多年的全球化意识中获得大约300多亿美元的丰厚利润。其次，对于大多数的大公司来说，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都在国外，发达国家的公司设在中国和印度，而中国和印度的优秀企业则进入了美国和欧洲。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大公司需要建立一致的规章和标准，使他们不必为满足个别国家的需要而生产并负担高昂的成本。与此同时，商业的全球化也导致了政府的变化，企业的流动性，迅速有效地影响任何一个地区的能力，日益增加的资源，都为他们带来了米尔斯难以想象的优势。米尔斯那个时代的大公司有许多都是扎根在一个国家，遵照一套规则行事。此外，新时代的开始不仅把重心从世界上最富有强大的国家精英那里转移到跨国界的全球精英手里，而且它还提出了哪类权力集团更重要，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自米尔斯的时代以来有了怎样的变化等问题。
第14节：跨国时代：当金融和商业变成一切的中心（3）
关于这种权力转变的本质，华盛顿最近的一次名流聚会让我们得以一探究竟，虽然场合有些奇怪，在这种场合中人们通常是聊天和吃橡皮似的鸡肉。这就是大西洋理事会一年一次的餐会。大西洋理事会是一个智库①，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即跨大西洋国家关系。参加这次餐会的500名贵宾都是商界、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他们要为3名现任和前任的超级精英成员举杯庆贺。这3位成员是：史蒂夫？施瓦茨曼，他由于私募股权的强势劲头而成为华尔街当月之星并荣获商业领袖奖；詹姆斯？琼斯将军，曾任欧洲联合部队最高司令兼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司令，荣获军事成就奖；阿伦？格林斯潘，这位金字塔的顶层人物，超级精英中的超级精英成员荣获公共服务奖。格林斯潘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服务了20年，一直是全球金融市场中高深莫测的大长老，即使退休了，他仍能以巧妙的措施影响市场。
为颁奖典礼开场致辞的是美国前任国务卿鲍威尔，他受到了全场来宾的热烈欢迎，3位获奖人坐在椅子上，与过去的获奖者、曾两度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进行互动问答。斯考克罗夫特在向获奖者提问时幽默而睿智。他先问格林斯潘。问题是关于大西洋联盟对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工作的影响，格林斯潘的回答非常深刻，他从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两方面入手，对冷战结束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他说，当柏林墙倒塌，显露中央计划经济的灾难和彻底失败时，应该醒悟的不仅是那些直接参与冷战的各方。格林斯潘认为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垮台不仅让直接受影响的国家得到展现的机会，如寡头的崛起，而且也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明白一点，即现在只有一条道路：接受政治经济理念75年来试验的结果和参与全球市场。冷战结束这个关键性时刻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是让全球经济中新进入的10亿工人和消费者拥抱我们的观点。格林斯潘以深刻的信念谈到这个前景，即使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这种非凡的“理念的权力”仍然能够驾驭一切。
第15节：跨国时代：当金融和商业变成一切的中心（4）
格林斯潘的观点和施瓦茨曼的观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的观点更集中和务实。这位黑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认为美国实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正在使自己失去竞争力，因为该法案要求更加详细地披露和监督公司的财务。他说，一些公司董事会现在13的时间要花在处理法律问题上，这导致美国的商业领袖们无法把精力集中在应该做的事情上，即如何为股东们创造更多的价值。他还说，这些规定造成的结果是丧失了90％的首次公开发行股，因为想上市的公司都到政策宽松的国外市场去上市。他催促美国政府不要过度干涉市场，否则市场就会流向别的国家。施瓦茨曼还说，对于美国政府无法理解为何法律会伤害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发展迅速的私募股权公司其实是一种“资本主义回应”。
虽然讲话没有格林斯潘那种历史性的远见，施瓦茨曼谈到了当今时代觉醒的另一个重要结果，这种意义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米尔斯的意义，南北战争的结束对“强盗大亨”的意义，或者是与世界隔绝的决策对明朝的意义。跨国公司不再受单一国家的束缚，它们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超越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而国家和政府却受国界的限制。公司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市场，让各国政府在市场中为吸引投资而竞争，从根本上削弱了某些广为人知、强大而且历史悠久的主权基础。《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了自己和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克雷格？巴雷特的一次交谈：“巴雷特有一段话令人惊叹，‘就算不雇用一个美国人，英特尔今天照样能兴旺发达。这不是我们的愿望，不是我们的想法，而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他的意思就是，跨国公司现在凌驾于国家之上，脱离了自己的根据地。英特尔可以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翱翔，在美国翱翔，在世界可能发展的任何地方翱翔，没有总部。”
以全球最大的10家公司为例：沃尔玛、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通用汽车、雪佛龙、戴姆勒克莱斯勒、丰田、福特、康菲石油。除了有4家是来自100多年前标准石油公司分割出的“七姐妹”，2006年，这10大企业约有60％的收入来自海外的公司，59％的员工是从国外雇用的。这种国际化也进入了公司的董事会，平均每5个董事中有一个是来自其他国家。事实上，对于位列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美国最大的500家上市公司来说，2007年是分水岭：500强公司从国际市场赚的钱首次超过了国内市场。而在5年前，也就是2002年，海外收入才占35％。这种趋势已经变得那么明显，连投资银行也在为投资人制造组合方案，以安全的方式投资跨国经营的美国企业。高盛在2007年就推出了这样的投资组合，涵盖了34家美国大公司，其营业收入的23来自国际市场。用股票升值的行话说，这一组合在2007年第一季度以二比一的优势超越大盘。
第16节：跨国时代：当金融和商业变成一切的中心（5）
从公司的规模来看，今日的美国企业已远远超过米尔斯那个时代。当时大约有30家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独占鳌头。2007年，《财富》全球500强中排名最后的公司，加拿大一家叫庞巴迪的交通运输设备公司的年收入是149亿美元，总资产超过180亿美元。《福布斯》全球2000强涵盖57个国家，其中排名最后的公司年收入为4000万美元。（这2000家公司的总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