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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首先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孙中山在赴纽约途中，路过圣路易斯，看到报上载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的文字，从此，他在途中
格外谨慎，避免会见一切报馆访员。可是，他到了芝加哥，又忍不住参加了芝加哥同盟会举行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满怀激情地为中国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代拟了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的布告：
“武昌已于本月19日光复，义声所播，国人莫不额手相庆，而虏运行将告终。本会谨择于24日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仰各界侨胞届期踊跃齐临庆祝，以壮声威，有厚望焉！”
10月20日，孙中山在同盟会会员朱卓文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华盛顿，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请求秘密会晤，希望得到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物质援助，或者是坚持中立。诺克斯没有接见他。
在纽约，他对华侨演讲共和政治，向美国朝野人士介绍中国革命宗旨，大谈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笔者按：（一九○六年秋冬间）这个文件为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在日本所制订，当时未包括文中所列《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两篇。这里收录的是一九○八年河口起义后孙中山与胡汉民、汪精卫三人在星加坡增订的版本。具体制订时间不详，今从一般记载。），希望博得他们的同情。
方略中的对外宣言
中华国民军奉命驱除异族**政府，建立民国；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平和，增进人类之福祉。所有国民军对外之行动，宣言如下：一、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二、偿款外债照旧担认，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四、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之域内人民财产。五、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七、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概搜获没收。
不过洋人对孙先生抛过来的媚眼不感兴趣。
于是，孙中山又转到纽约，秘密会见了日本驻纽约总领事小野幸吉的代表鹤冈永太郎，表示愿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后得到回答说，如果他肯改名，登陆或停留都可以。日本政府实际上拒绝了孙中山公开访日的要求。孙中山再一次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同意他不更改姓名而登陆，对中国革命示以同情的态度，他就改变原定经欧洲、印度洋返国的计划，而经日本回国，这样既可鼓舞革命军的士气，又可消除外界认为日本政府暗中庇护北京政府的疑虑，对双方都有利。日本政府对孙中山的这些话没有反应。
美国一些报纸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纽约时报》连续发表社论说：“孙中山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只有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孙中山没有失去信心，他在纽约致伦敦的美国友人咸马里的电报说：“黎元洪的宣言是难以解释的，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久持。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们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因此贷款是必需的。”
为此，孙先生拟由黄兴领导湖北革命军对清作战，由胡汉民、朱执信诸人相机争取广东反正，并致电两广总督张鸣歧，敦促他率领所部归降。但是孙先生队黄兴的寄托，以黄兴孝感之战败而破产。
两天后，孙中山由纽约抵达伦敦。
11月11日，孙中山抵达伦敦。他在同英国记者谈话时说：“倘国人召彼前往组织中，央政府，以总理一席属之，彼必乐为效力。”
在伦敦居留期间，他又通过成马里介绍，与四国银行团主任商谈停止贷款给清廷的事。
孙中山去英国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想取得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谅解和支持。
在此期间，英国马克沁机枪厂厂主达耳生看到孙中山将来有可能当选为大总统，盼他订购武器与军火，愿意从中代孙中山同英国政府联系。孙中山便托达耳生向英国政府要求三件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
他还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一份由他本人与咸马里签署的备忘录，表示*人希望与英、美结盟。
达耳生代表孙中山会见英国内阁外相格雷，孙中山所求三事皆得英国政府允许。但是，英国政府也向孙中山表明：“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的职位，――假如他能够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也就是说，英国政府既反对满清，也反对革命党掌权，只给袁世凯以支持。
孙中山清楚地知道，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将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他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现在英国外相既然公开向他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他就不得不放弃总理一席，而支持袁世凯了。
孙中山又要求四国银行团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四国银行团也只是表示：“我们政府既然答允先生的要求，停止借款清廷，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则只有与新政府交涉了。这样，必然要待先生回到中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方能开始议论贷款的事。本团现在打算派某行长与先生同行归国。正式政府成立之后，就近与他磋商便可以了。”
对此，孙中山又能再说些什么呢？他只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1月中旬，孙中山公开发表政见。他对伦敦《滨海杂志》记者说：“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脐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
孙中山在老师康德黎家中得到中国成立临时政府，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消息，便于11月16日发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现在看来，孙中山的政见不无商榷之处，但这些确实是孙中山当时的心里话。
孙中山于11月21日由伦敦到巴黎，在巴黎又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他会见了法国参议院议员、外交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成员克烈孟梭。并在法国《世纪报》记者阿尔贝·梅崩、阿尔贝·米约陪同下，去法国众议院，会见议员阿尔弗雷得·马赛、吕西安·于贝安尔等人，向他们提出法国是否愿意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孙中山还会见了《巴黎星期报》、《巴黎日报》等报的记者，以中国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就建国任务和对外关系问题发表谈话，争取外国的同情和支持。
孙中山在英国和法国，都进行了筹款或借款活动，但都落了空。
孙中山在巴黎同一些旅法的同盟会员胡秉柯、张翼枢等人会晤。他要胡秉柯代表他访问法国外交部。胡秉何在孙中山离开巴黎经马赛回国的那一天，访问了外交部，询问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孙中山后来任命张翼枢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法国的全权代表。这时，胡秉柯已返回中国。正当孙中山在国外进行一系列外交活动时，国内革命形势有了飞跃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一方面，随着宣布独立，响应起义的地区越来越多，光复各省都督府准备举行代表会议商讨组织民国临时政府，在酝酿过程中发生了争权夺利的现象，另一方面，清政府组成了新内阁，在向南方用兵的同时作出和谈的试探，南方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则极力从革命内部攫取权力，并与清政府新内阁暗中勾结。
在这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孙中山在接到国内一再敦促他速回的电报后，便匆匆离开法国巴黎从马赛港乘船，他不得不“不名一钱”地回国。
孙中山从马赛乘船经槟榔屿、新加坡等地，于1911年12月21日到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香港迎接……
一阵喧哗，突然打断孙中山对月作伟人状的无限遐思。
胡汉民、廖仲恺，还有吴敬恒、马君武、张继、宫崎滔天、池亨吉、成马里诸人争争吵吵的，一下子都涌进这个园子里。他们就这样一边走一边就国内形势、应采取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个个争吵的兴奋异常，面红耳赤。
孙中山莞尔一笑，也兴致勃勃的听着他们的争论。
胡汉民对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自有一套看法，处于地域观念，还有当前的局势，主张孙中山先生不要北上，留粤主持一切。他的理由是：“当前的革命形势，清朝政府已人心尽去，所依赖的不过袁世凯的数万兵力；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不可信。加上他还有北洋系的四镇兵力，这四镇兵力无疑的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