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职务终身制。二是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发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已进入现代化进程。
机构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主要是因为机构问题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很深层次的问题，机构改革可以说是诸多改革中最具实质性的利益博弈。机构问题积累的时间较长（延安整风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时的提法是“精兵简政”），涉及的问题面又深又广，它牵涉到其切身利益的那些人可不是一般的工人、农民，而是领导层（“统治阶级”），这个阶层是我国目前社会中队伍最为庞大的阶层，而且是国体的支柱。工农不稳会导致社会不稳，而“党政干部”不稳则会使国家不稳！一般说来，这个阶层的利益是不容许稍有触动的，弄不好整个国家的大厦就会倾倒！（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这方面就有极其深刻的教训！）所以，机构改革就不仅仅是机构问题，而是涉及到共产党的领导，涉及到国家的基本制度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我国机构改革任重而道远，目前要进行总结并作出结论性的评价还为时尚早，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只是：从上到下对机构改革并未丧失信心，这方面的改革没有放弃，仍在进行。当前，中共十七大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新一轮机构改革又进行了新的部署，本次机构改革将突出三个重点：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二是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按照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要求，对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整合。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大部制”。当然，其效果如何，我们还将拭目以待。
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可以总结出以下一些基本经验：
1．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作了正确的界定，确认：政治体制改革是对原有体制进行完善，而不是对基本政治制度的全盘否定。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起步之初，邓老就力主积极、稳妥。邓老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以克服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弊端为基本出发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改革是这一理论的宗旨。之所以提改革而不提革命，是因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3＇，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邓老深刻地揭示了苏联式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他认为，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的一些具体方面、一些具体制度不合理、不健全、不完善，而克服这些弊端的根本出路是积极稳妥的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邓老一代中共领导人在论及政治体制改革时，开始曾使用的是“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这样的提法，也用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样的提法。直到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的报告中，才正式使用“政治体制”这个概念。此后，党和国家的文件，邓老等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中就不再提“政治制度改革”，而统一提“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区分开，就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是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端，对原有体制进行完善，其目的是使原有制度更加巩固，而不是要改变国家的根本制度。邓老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他在1980年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1986年所作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两篇讲话及其他一些报告、讲话中，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这一改革的具体内容、目的、总体目标、指导原则、方法步骤等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从而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指导方针。3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坚定地贯彻了当初对“改革”的这一定性，才取得了既克服了原有体制的若干弊端，又坚持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效果。中国改革没有出现苏联、东欧式结果，这是根本原因之一。
2．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作了正确的规定，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渐进式地进行，而不能急于求成。
3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是遵循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外围后核心，层层剥笋、逐步到位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逐渐展开、不断深入进行的。先急后缓：先解决当务之急。即：为改革开放的进程所提出非马上解决不可，不解决就会影响发展总体进程的问题一定要立即解决，如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领导职务终身制，人民公社体制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开放就无法进行，所以必须立即解决。而别的那些相对来讲不是那麽急的问题就可以先放一放；先易后难：在先急后缓的前提下，先解决容易解决的问题，后解决难度大的问题。比如，机构改革就比建立退休制度难，所以就先退休，后精简机构精简人；先外围后核心：先解决远离国体的问题，后解决与国体联系较紧密的问题。比如人大、政府体制先改革，党内制度、政党制度的改革可以后一步。决策体制、议事制度先改革，批评和监督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可以后一步；层层剥笋、逐步到位：有些事情不一定一步完成，分成几个阶段完成比较好，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就是顾问委员会的设立和撤销。这种改革的策略不是全线出击，而是重点突破，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扎扎实实、一个一个地真正解决问题，保证了整个改革稳定、有序、有效地进行。
3．牢牢把握改革的总体性、全局性和整体目标的一致性。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总体改革中的部分，都要服从而不能脱离整个改革的全局，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一致。这就是邓老在1986年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14＇
在同一篇讲话中，邓老还讲到：“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15＇这就提出了不同方面的改革的适应性问题，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性问题。适应性即是同步性，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对称，相互促成，相互依赖，相互配合，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二者在实质、内容与目标上要一致，不能两张皮，各搞一套，更不能相互矛盾、相互背离。中共十四大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地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在目标和方向上就是一致的。这样，二者就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反的例子如当初热闹一时的“新权威主义”，其倡导者在经济上主张“分权”，在政治上主张“集权”，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对立、自相矛盾，如果真的按照“新权威主义”者的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结果必然会使政治经济两大体制陷入相互干扰、相互消蚀和尖锐冲突之中。“新权威主义”没有为历史所选择原因即在于此。“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显然是照搬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而没有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这在方法上与当初王明辈照搬苏俄经验，反对农村路线，主张城市暴动如出一辙。适应性的第二个意思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时间与步骤上不能相距太远，而必须大体同步。所谓大体同步，当然不是指非要齐头并进，而是指二者不能脱节，更不能有所偏废。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客观上是紧密相联、不可分离的，无论哪一方面，进行到任何一个步骤，都会对对方提出相应的改革要求，这就叫“对称”，或者叫“配套”。如果这种作为改革正常进行的前提条件的“对称”和“配套”不能实现，整个改革就会发生紊乱，就会停止，甚至夭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虽搞过多次经济改革，但从未有过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结果经济改革屡改屡败。戈尔巴乔夫又是另一个极端，政治改革且急且快，经济改革却迟迟没有动作，在没有使人民得到任何经济实惠的情况下进行以自由化为取向的政治改革，结果导致了国家解体、制度瓦解、执政党下台。再看我国，改革从农业与农村开始，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当然首先是突破口选得好，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大体同步、基本对称也是关键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在推行经济方面的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政治方面必要和相应的配套改革，从而才使得经济改革能够进行。因为经济与政治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种政治安排其实质是一种特定的经济利益格局，经济形态是靠政治制度来保护的，反过来也是这样，每一既定的经济形态都必须要披上足够坚硬的政治铠甲，要想取得经济内核，必须敲开政治外壳。没有人权宣言，没有普选，没有议会民主，很难想象私有制、市场经济以及大工业。我国改革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经济体制方面（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格局）的改革的几乎同时，废除了属于政治体制范畴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剥去了原有那种大量侵占农民利益的经济模式的政治保护膜，这才使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试想，如果不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推行吗？这方面我们也有教训，那就是城市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个任务提出至少有20多年了，至今效果并不理想，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方面政企不分的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职能没有转变，政府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国有企业仍然是政府的附属，被政府死死地管住，企业行为从根本上说仍然是政府行为。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受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领导，国资委受政府（最终还是受党委）领导，政府用行政手段保证国有企业、特别是国家独资的大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