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历时3年。1983年，国务院即着手组织“七五”计划的起草工作。1986年3月，经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史上第一次在一个新的五年计划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制定出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七五”期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86年到1988年9月，特点是经济发展持续过热，不稳定因素增加；后一阶段从1988年9月到1990年，为经济的治理整顿时期。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幕。几乎所有的银行门前都排满了来提款的储户，不管到期还是未到期；几乎所有的商店前都挤满了来购物的大妈大婶，不管需要不需要。她们抱着、拎着、拖着各式各样的物件，一趟又一趟。百货大楼空了，杂货铺也空了。这个时刻属于白糖，属于洗衣粉，甚至属于大白菜。因为它们都成为这场空前的抢购风中的**货品。这个时刻也属于“七五”。
力行近十年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键点，计划和市场也到了生死抉择的最后交锋时期。新旧体制的“共荣共存”难以为继，继续转舵势成必然。“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其中最大的尝试和焦点之战则是“价格闯关”。
1988年5月8日，各大新闻媒体透露，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第一张百元大钞。这让长期习惯了“大团结”（拾元币）的中国老百姓颇感意外。虽然不知道决策层的具体动向，但是已经对涨价异常敏感的老百姓也悄悄紧张起来，传言四起。
当时中央在下价格“并轨”的决心。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说，“当时的改革是考虑要由产品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不解决物价严重的扭曲问题，那就不可能转到商品经济的领域里来。我们当时的物价，管你供求关系有多大变化，我照样不动，价值有多大变化，我价格照样不动。这就是产品经济，因此，没有活力。”
1988年5月19日，邓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的改革要“过五关斩六将”，物价改革虽然风险很大，但是“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同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文章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时刻。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该《方案》提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条重要消息。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
抢购潮
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敏感及其反应，使这次价格闯关遭受重大挫折，也充分表明这几年经济形势中的各种矛盾为改革带来的巨大阻力。中央重新审视和调整决策，原有计划大转弯，急刹车。
8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对物价闯关的改革方案作出解释。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延长治理整顿的时间，将原定的“两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延长为“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
八五计划，即1991－1995年是中国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1990年l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今后十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1991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以1992年邓老同志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八五”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八五”计划期间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提前五年完成了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199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00亿元，扣除物价因素，是1980年的4。3倍，提前完成了“翻两番”的任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八五”时期中国的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稳步增长。总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煤炭、水泥、棉布、电视机、粮食、棉花、肉类。居世界第二位的是钢和化学纤维。发电量居世界第三位。在整个“八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11％左右，比“七五”时期的年均增长高出近4个百分点，经济波动不到5个百分点。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执行的8个五年计划中，“八五”计划是中国历次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波动最小的一个五年计划。
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八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38900亿元，年均增长l7。9％，比“七五”高l3。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年均增长22。9％，大大高于“七五”年均4。1％的水平。
“八五”计划期间全部建成投产的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约为845个，建成投产的限额以上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约为374个，这些项目使主要产业部门的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的装备水平、市场竞争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八五”期间新建铁路干线5800公里，复线3400公里，电气化2600公里，公路新增l0。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600多公里，港口吞吐能力增加1。38亿吨，新建机场12个，铺设长途光缆干线10万公里，电话交换机总容量新增5895万门，发电装机总容量新增7500万千瓦，新增产电力年均增长9％。
“八五”期间第一产业产值年均增长4。1％，第二产业产值年均增长l7。3％，第三产业产值年均增长9。5％，一、二、三产业的产值结构由“六五”末期的28。4：43。1：28。5和“七五”末期的27。1：41。6：31。3转变为“八五”末期的20。3：47。7：32。0。
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财政体制，以增殖税为主体的新税制已经基本建立并正常运行。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初步分开，汇率顺利并轨，新的宏观经济调控框架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对外开放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由一般加工工业到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总体开放格局。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地区的开发开放，成为“八五”期间对外开放区域布局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对外开放的县市超过ll00个，兴办了一大批经济开发区和l3个保税区。
“八五”期间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对外贸易总额累计达l0145亿美元，比“七五”翻了一番，年均增长19。5％，高于“六五”的12。8％和“七五”的l0。6％。年出口额已突破1000亿元，占世界商品贸易的比重从“七五”的1。6％增加到3％。199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第十一位；国家外汇储备已达到736亿美元，比“七五”末期的111亿美元增加5。6倍。
“八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1578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分别为7。7％和4。5％，大大高于“七五”的3。7％和2。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累计达67275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l0。6％，大大高于“七五”时期3。3％的水平。1995年底，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接近3万亿元，比“七五”末期增加两万多亿元。
“八五“”期间，城乡新建住房面积43亿平方米，到1994年末，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达20。5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7。7平方米。
“八五”期间全社会劳动者总数约增加5000万人，其中城镇劳动力增加3740万人。贫困人口由80年代末的8500万人减少到6500万人。
“八五”期间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抑制，人口自然增长率由l990年的14。39‰降到l995年的10。55‰。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78。7％和84。8％，比1990年提高4和5个百分点。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是一个跨世纪的发展规划。
1996～2000年是我国执行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中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今后15年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李鹏在会上作关于《建议》的说明。《建议》提出，“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