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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官兵在梅城横冲直撞的日子里，梅城中深深陷于痛苦中不能自拔的男人，莫过于春在茶馆的小老板裕顺。自从初十庙会以来，裕顺的内心就一直没有太平过。深深的恐惧和妒嫉折磨着他，刚开始，他因为自己的媳妇不止一次去过教堂，一直担心愤怒的群众会借机哄抢他苦心经营的茶馆。紧接着，胡大少又欺人太甚地睡在了他的床上，并且附带着连他的漂亮媳妇一起睡了。强烈的妒嫉煎熬着裕顺的心，这位老实巴交身有残疾的茶馆老板，不止一次差点就失去理智。他不止一次想用砍柴的爷子劈死胡大少，不止一次想去官府告密，甚至不止一次想到干脆一把大火，将自己的命根子茶馆烧掉拉倒。
拥有一位让梅城中许多男人都垂涎的漂亮媳妇，一直是裕顺活着的骄傲。作为一个天生佝偻的残疾人，裕顺不得不感谢自己的桃花运。这媳妇是他托人花钱从穷乡僻壤的山区买来的，裕顺永远也忘不了那个令人回味的新婚之夜，盖着红纱将永远属于他的新媳妇，静静地坐在新房中，一动不动仿佛一座雕像。裕顺胆战心惊地揭去她头顶上红纱的一角，媳妇过分的漂亮惊得他赶快吹灭了油灯。在黑暗中，裕顺的心口咚咚直跳，好像有一面小鼓在里面擂着。他沉默了好一会，不知如何是好，都到了这一刻，说什么也多余，他突然十分粗暴地将她掀翻在床沿上，然后一件接一件地剥她的衣服，接着把自己的一只瘸腿翘在床前的一张小椅子上，十分痛快同时十分尽兴地占有了她。
产生放一把火烧掉自己茶馆念头的真正原因，是胡大少竟然选择了裕顺的家，作为他躲避大兵搜捕的藏身之处。胡大少使得裕顺的恶梦变成了现实，又使他的现实变成恶梦。软弱无能的裕顺深知自己不可能一斧子劈死了胡大少，也知道他不可能去告密，更不可能放把火使自己苦心经营的茶馆毁于一旦。在大雨哗哗下的日子里，穷凶极恶的大兵在街面上窜来窜去，不时冲进茶馆来浑水摸鱼地捞上一把。裕顺知道自己除了忍气吞声，还是忍气吞声。天下最倒霉的事偏偏轮到了裕顺的头上。胡大少显然已成了官兵捉拿的要犯，光凭窝藏钦犯这条罪名，就足以让裕顺吃不了兜着走。裕顺知道自己实在是太无能太窝囊，他的无能和窝囊就在于既不能赶胡大少走，又不得不乖乖地管吃管住好生侍候，将胡大少千方百计地藏好。
胡大少就藏在春在茶馆的小阁楼上。小小的阁楼堆满了杂物，小得让人甚至都抬不起头来，一股浓重的霉味，老鼠吱吱地叫个不停。胡大少对于即将来临的末日，没有丝毫的恐惧，他并不在乎结局会怎么样，外面纷乱的世界似乎和他没什么关系，当搜索的大兵冲进茶馆，吆喝着东翻西找的时候，胡大少甚至会探出头去，居高临下地看看热闹。事实上，在官兵挨家挨户捉拿要犯的日子里，裕顺远比胡大少更为担心他会被捉住。他不得不苦苦哀求胡大少藏在阁楼上别动弹，不得不哀求他好好地忍耐忍耐，太太平平度过这灾难的日子。在和闯进来的大兵敷衍的时候，裕顺老是不住地抬头对阁楼偷看，他每次都感到大祸就要临头，然而每次又都是有惊无险。
无数次地担惊受怕，裕顺有时候竟然连出于本能的生气和吃醋，都会暂时忘得一干二净。街上到处贴着杀气腾腾的告示，精力旺盛的官兵，不仅在湿漉漉的大街上公然追逐女人，而且毫不客气地向任何敢于逃跑的男人开枪射击。大雨没完没了地下着，好像天幕被戳了个大破洞，哗哗哗的雨水一古脑地往梅城倾泻，结果只要是低洼的地方便都成了池塘。在这样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往日的茶客再也不敢上门，春在茶馆空荡荡一片萧条。胡大少孤身一人躲在小小的阁楼上，虽然寂寞却不肯就此老实，他不时地让裕顺媳妇爬上扶梯，为他送吃送喝并且倒尿盆。大雨连绵丝毫没有妨碍胡大少兴致极好地大碗大碗喝茶，他成了灾难的日子中春在茶馆里独一无二的茶客，裕顺常常被头顶上轻脆的撒尿声，冷不丁地吓一大跳。
通往阁楼的扶梯是用竹子绑成的，裕顺媳妇每次往上爬的时候，都吱吱嘎嘎地叫个不歇。躲在阁楼上的胡大少扮演着恶魔的角色，一旦他听到竹梯开始叫了，便悄悄探出头来，迫不及待伸出手，像捞小鸡似的把裕顺媳妇一把拎上去。有时候胡大少的手会捞空，因为裕顺媳妇对他早有防范，她把装有食物的篮子顶在头上，一旦胡大少拿到了篮子以后，她已经十分机灵地开始往扶梯下去。有时候却不能幸免，裕顺媳妇稍一犹豫，已像落入虎口的猎物一样，被胡大少拎到阁楼上好一番肉搏。
发生在阁楼上的肉搏其实是一种没必要的假象，肉搏不过是一种极度矫情的虚假姿态。事实上，就像胡大少迫切需要裕顺媳妇一样，裕顺媳妇同样也为胡大少身上体现出来的男人活力所折服。她夸张地反抗着，把阁楼的地板震得嘭嘭直响，她的低声的尖叫，与其说是一种痛苦的表示，还不如说是一种高潮来临时，饱胀的情欲得到满足的呻吟。她和胡大少在小得不能再小的阁楼上滚来滚去，不止一次差一点摔下来，阁楼上的灰尘像下雨一样纷纷往下落，裕顺痛苦不堪地听着，恨得咬牙切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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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了秩序的小城显得比大队官兵到来前，更加宁静和太平。人们所担心的事似乎已经结束，灾难的阴云正在人们的心头逐渐消失。初十庙会那天的骚乱，穷凶极恶的官兵的四处搜索和趁火打劫，转眼之间都成了人们议论的旧话题。雨季进入了漫长的僵持阶段，下下停停，停停下下，没有完没有了，到处都是积水，房间里也在渗水，一股浓郁的霉味弥漫在梅城的空气中。街上重新有人开始走动，孩子们开始光着脚丫，在水洼里捕捉从河里漫上来的小鱼。
开始有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梅城的街头，首先是道台大人派来协助办案的官员，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位瘾君子，每天都打着哈欠从县衙门进进出出。很快又有洋人到来，最先来到的那洋人是《泰晤士报》驻中国的新任记者哈莫斯，一位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和年轻的哈莫斯结伴而行的是上海《申报》的一位办事员，此人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记者之一，他一边替哈莫斯翻译，一边以枚生的笔名给《申报》写信，报道梅城教案的种种消息。枚生是梅城一书生的意思，他的真名叫杨锡祉，是一位来自檀香山的华侨。
梅城教案很快变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组，开始反复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上。在梅城的老百姓试图忘却一切的时候，梅城教案已轰动了朝野，成了中外引人注目的大事件，道台大人很快发现事态要比想象中的严重更严重，他一次接一次下达要严肃处理的批文，一次比一次严厉，事隔不久，又不得不下令对董知县和霍管带撤职查办，对初十庙会的肇事者，除了严惩不贷，其家产一律没收充公。事态的发展越来越可怕，当新任命的储知县匆匆走马上任，糊里糊涂还不知道怎么着手办公的时候，大英帝国的军舰已经沿着长江，驶到了离梅城不远的地方停泊下来。英国之外，在北京的英德俄普日比等驻华大使，一起联名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列强的军舰像候鸟似的，一起驶往了天津口岸，武力威胁有效地配合着外交讹诈。清政府手忙脚乱焦头烂额，慌忙派钦差大臣主持交涉梅城教案。
哈莫斯和杨锡祉就驻在县衙大院内的西花园里，因为哈莫斯是教案后第一个来到梅城的外国人，无论是很快就被撤职查办的董知县，还是赶来顶职的储知县，都把他当做大人物对待，随着哈莫斯一起沾光的是杨锡扯，他不时地被董知县偷偷请去问话，手足无措的董知县想从杨锡祉的嘴里，探听到洋大人对已发生的梅城教案究竟抱着什么态度。
哈莫斯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他感兴趣的只是梅城教案的事实真相，以及如何妥善尽快了结这一不愉快的事件。在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他站在了大英帝国的立场上，描述了中国老百姓激烈的反基督情绪。和中国官方对外国人过分的友好形成尖锐的对比，几乎所有的中国平民都仇视他们心目中的洋人。洋教在中国是一个极含贬义的字眼，整个中国像是一堆干柴，只要一点点小小的火星，就可能引起一场轰轰烈烈难以收拾的大火。事实上，因为大家守口如瓶，哈莫斯对梅城几位洋人怎么被弄死一无所知，因此他只能凭借想象，在报道中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描述安教士夫妇以及文森特和沃安娜的死。尽管他本人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哈莫斯的报道中，最精采的部分，就是用那种十分煽情的语句，描述遇难者受上帝的委托向愚昧的中国人传播福音时的献身精神。
作为哈莫斯的合作伙伴杨锡祉的态度便暧昧得多。由于他给《申报》写的报道，是以梅城某一位亲眼目睹教案的书生的口吻写成，他的文章给人的印象要真实而且有趣得多。然而事实上仍然和哈莫斯的文章一样，他们虽然人已经在了梅城，可对于事实的真相，将永远是局外人，永远一无所知。在令人心烦意乱的雨季里，杨锡祉和哈莫斯除了关门杜撰文章之外，没任何有趣的事可以做。那是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为了解闷，杨锡祉领着哈莫斯走出县衙门，向统领大人借了两匹军马，趁着不下雨的间歇，在城外骑马玩。姚统领第一次和洋人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