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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再问什么了，一连喝了几杯酒。鹫娃要我慢慢喝。我说：“碰碰碰。”右手端着我的杯，左手端着他的杯，使劲碰了一下，再把他的杯还给他，“喝喝喝。”我吃着，喝着，直到醉眼惺松，舌头僵硬，卧倒在藏毯上。
等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宾馆里刺鼻刺眼的新装修的味道让我窒息，我匆匆洗漱，快快出门，想去镇街上转转，却被鹫娃的司机拦在了大厅里。
司机说：“你去哪里都行，但必须坐车，这是鹫娃副州长吩咐的。”
我反感这种受制于人的安排，立刻打电话给鸳娃：“我不坐车。我离开青果阿妈草原时才是个高中生，现在都大学毕业又在社会上混了几年，走在街上谁还能认出我来？”
鹫娃说：“你外形的变化不大，一定会认出来的。
听我的没错，都是为了你好。当初你离开派出所的理由是保外就医，我们给人家说，你病情严重去了西海府，恐怕治不好了，一辈子都不可能回到麦玛镇了。
现在突然看到你在街上溜达，人家就是不抓你，也会放出藏獒来咬死你。咬死了还不承担法律责任。你想想看，划得来吗？”
我明白了，一个犯罪嫌疑人是不能在拥有犯罪现场的光天化日里走来走去。虽然作为受害人的销售基地此前基本放弃了追究，但如果我把逍遥法外当作炫耀，大摇大摆地刺激人家，那就很难保证人家会继续放任不管了。还是小合一点吧，为了我的自由和我打算继续活着的信心。
我躲在车里，在麦玛镇转悠了半天，看到我不在的这几年里，到处都莫名其妙地盖起了楼房，就连我的母校麦玛一中和州立高中也都是三层五层的水泥教学楼了。突然想到拉姆玉珍，便让司机开向了贝囊家。贝囊家已经不存在了，那儿是一大片建筑工地，从工地前的彩绘广告牌上可以看出，正在建设的是一座广场和展览馆什么的。我问司机：“这里原来的居民呢？”司机说：“都拿着搬迁费走人啦，去哪儿说不上，反正离麦玛镇都不会很远。”我在沮丧中离开了那里，路过喜马拉雅藏獒销售基地时，让司机停下，从车窗里望了半天：红砖的围墙已经消失，代之以既不防贼也不防窥的矛头铁栅子，好看了许多。被我烧过的平房遗址上，盗立着一座四层的红色楼房。
楼房一侧是几排封闭的铁栅门的犬舍，几声硬邦邦的藏獒的叫声从那里传来。司机告诉我，销售基地这几年发了，他们的藏獒每天都有进有出，大部分是从边远草场低价搜罗来的，也有他们自己养育的。我说：“听声音这里的藏獒也不怎么样嘛。”司机说：“他们的好藏獒都在麦玛镇北边的台地草甸上，外地人旅游参观都去那边。”我知道那就是归并给销售基地的原珠穆朗玛藏獒保护基地了，便让司机开了过去。
我没有下车，看不见藏羹，但能隔着铁栅子听听藏獒此起彼伏的吼叫，也算是一种幸运了。我分辨着公獒和母獒！小美和成年獒的叫声，想在众多的叫声里捕捉到那个熟悉的轰鸣，那个因为老远就能闻出我的味道而激情澎湃！缠绵徘恻的轰鸣。然而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来，我确信我的斯巴真的已经不在这里了。
我说：“这里的藏獒真不错，它们的吼声能把人的心震烂。”
司机说：“其实青果阿妈草原最好的藏獒并没有搜罗到销售基地，有的獒主坚决不卖自家的藏羹，你出的价钱越高他越舍不得。”
“最好的藏獒在哪里？叫什么？”我希望司机说出“斯巴”这个名字来。
司机说：“嘎朵觉悟！各姿各雅，都是最好的。可惜我也没见过，不知道是谁家的。”
转完了麦玛镇，我再次被鹫娃接去吃饭，又是喝酒又是醉，又是第二天上午才醒来。这次是被鹫娃的司机叫醒的。司机带我来到车上。鹫娃已经在车里了。我以为他是来陪我的，便说：“你知道不知道拉姆玉珍在哪里？知道的话带我去看看。”鹫娃说：“别去啦。拉姆玉珍嫁给了一个牧人，你去了不是添乱吗？”
然后告诉我，他要去省会西海府开会，顺便把我带回去。我说我还不打算离开，还想待几天。鹫娃说：“不行，你待在这里我不放心，万一出了事我没办法给你父母亲交代。”
我知道我的安危关联着鹫娃副州长的安危，他是不会给我自由的。我跟着鹫娃离开了麦玛镇，一再叹息：“可惜死啦，我没有见到我的斯巴。拜托啦莺娃，你还是要继续打听，斯巴到底卖到了哪里。”
鹫娃笑道：“你放心，我对斯巴的感情一点不比你少。”
我又回到了西海府。在这个我不喜欢的城市里，我没有藏獒，没有女人，没有我所钟情的生活，只有寂寞和写作陪伴着我。我写出了关于藏獒的小说，把没有藏獒的日子变成了有藏獒的日子。其间我学会了开车，买了一辆二手货的北京吉普，污染着原本就浊气冲天的环境。好几次我都冲动地准备开到青果阿妈草原去，一想到鹫娃我又放弃了。我跟鹫娃又见过几面，都是在西海府，在他来开会时下榻的宾馆里。我把鹫娃介绍给了已经是省政府应急委员会副主任的路多多。他们两个似乎一见如故，很快就背着我交往起来。我理解他们，他们都是官场中人，属于那种没有利害冲突又可以互相利用的关系。不久，中国出现了藏獒热，都说是我的小说引发了这股前所未有的豢养并买卖宠物藏獒的潮流。但我有时并不这么认为，我的书可能会让许多人喜欢藏獒，却无法提供让他们如此喜欢的更深层的理由——那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精神的不期而至的需求。鹫娃适时制定了“把藏獒经济当作青果阿妈州龙头经济”的方针，还提出了“以獒富州”的口号。不知这突然爆发的藏獒经济到底起没起到让该州富裕起来的作用，反正过了不久，鹫娃就由青果阿妈州的副州长变成州长了。又是藏獒，我说过，鹫娃的每一次升迁都跟藏獒有关。这就是宿命吧，是鹫娃跟藏獒的因缘吧。
又是一次“藏獒兴，鹫娃升”。而我却恶毒地想：说不定下来就是“藏獒衰，鸯娃败”呢。
第七章 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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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最在机场雇了一辆小型的厢式货车，把嘎朵觉悟和八只小藏獒运到家后，就开始忙前忙后地安顿它们。他家在蓝岛后海的一片居民区里，一楼，靠着后面的阳台，是一块用冬青树围起来的草坪。这块草坪现在就成了嘎朵觉悟和八只小藏獒的领地。袁最把嘎朵觉悟的铁链子拴在一棵石榴树上，发现地上太潮，便从家里拿出一块地毯铺在了草坪上。从下飞机到现在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小藏獒们已经从眩晕中恢复过来，虽然团团卧在一起，精神却是饱满的，抬头好奇而忐忑地望着四周。嘎朵觉悟只比刚下飞机时好了一点点，无精打采地卧在地毯上，滴流着满嘴的口涎，眼睛一会儿睁一会儿闭，似乎想睡又不敢睡。袁最放了一盆水在草坪上，坐在嘎朵觉悟身边，把手插进它浓密的截毛，不停地抓挠着：“这就是家了，我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他想自己离家已经快两个月了。两个月中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他无从知晓，唯一的知晓便是地展。现在连地震他也要忘记了，忘记青果阿妈草原以及麦玛镇，忘记一个叫袁最的人在地震发生后前赴后继所做的一切。他没有去过地震现场，甚至都没有去过西海府。这两个月中他在河北省的某个地方给朋友帮忙，当然朋友是办獒场的。某一天，他在大街上闲逛，无意中买了几张彩票，竟然中了。他用中獒的一百万，不，两百万，不，三百万，从朋友的獒场优惠买到了这只大藏獒和八只小藏獒。现在他回来了，回到了妻子和女儿身边，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妻子的好丈夫，是女儿的好爸爸，而且会更好，越来越好。他已经脱胎换骨，成了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无耻！自私！残忍！贪婪，关于罪恶的一切都将成为生活的空白而跟他毫无关系。他是多么的幸运和幸福啊，心满意足地守护在自己的藏獒身边，等待着妻子下班归来！女儿放学回家。
袁最当然不是第一次拥有藏獒。两年前他从律师事务所辞职，前往黄海獒场上班时，凭借的就是十一只藏獒差不多半个獒场的股份。十一只藏獒是当事人送给他的，这天外来福改变了他的人生，让他从此成了一个爱藏獒胜过爱一切（也许要除掉妻子和女儿吧）的人。
当事人叫王故，台湾人，来蓝岛和朋友合伙办獒场，结果就有了那起令王故心惊胆寒的獒场强奸案。
心惊胆寒的原因是作为合伙人的朋友李简尘状告王故用匪夷所思的手段强奸了他的未婚妻獒场驯狗师花馨子，致使花馨子因惊吓过度而大病住院。王故没有请律师，因为他觉得根本用不着。他在法庭的自我辩护是：不是强奸是两厢情愿，充其量不过是一夜情，不，是半夜情，而且是没有搞成的半夜情。花馨子说她突然不舒服了，就没有搞成。要是这也算犯罪，中国人从官员到百姓是不是有一半都得受审了？你们为什么不去问问花馨子呢？他的辩护刚刚结束，失踪半个月的花馨子就出现在法庭上，指着王故大骂他是没有人性的畜生，并详细讲述了被强奸的经过：王故借口制定驯狗计划把花馨子带进了他的宿舍。
她没想到宿舍里有三只王故刚从河曲草原收购来的大藏獒。当三只大藏獒扑向她而她本能地贴近王故寻求保护时，王故抱住了她。之后他威胁道：“要么让藏獒咬死你，要么你在我怀里老老实实待着。”他把她压倒在地上，扒光了她，也扒光了自己。她本来是可以反抗的，但三只大藏羹一只咬住了她的脚，一只用有力的前爪踩住了她的胳膊，一只在头顶吼叫，口水都流进她眼睛里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