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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当然还是赞颂诸葛亮的居多。因为这些史籍和小说、戏剧之类，基本上都是在汉族人民群众中流行的。他们历来把诸葛亮当做先知先觉、多谋善断的伟大人物，似乎一切人的聪明智慧都无过于诸葛亮，都要以诸葛亮为代表。
但是，我现在并不打算来谈论这些，而只想另外谈谈三种诸葛亮，即：事前的诸葛亮、事后的诸葛亮和带汁的诸葛亮。
人所共知，传说中的诸葛亮料事如神，不论遇到什么事情，他差不多都能够预先做出种种安排。所以，一般人提到诸葛亮，总认为他有先见之明。并且由此推论，凡是有先见之明者，都可以称之为诸葛亮。这就是我们说的事前的诸葛亮。这种诸葛亮当然是最可贵的了。
为什么诸葛亮会有先见之明呢？是不是因为他懂得天文地理，熟悉阴阳五行，甚至于真的会呼风唤雨，驱使六丁六甲之类的天兵天将，简直象神仙一样的呢？当然不是。他之所以会有先见之明，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平素注意调查研究各种情况，熟悉各地山川形势、道路里程、民情风俗等等，并且有丰富的知识，对于政治、经济、历史的背景，了如指掌。如果缺乏这些条件，任何先见之明就都不过是吹牛而已。
但是，诸葛亮的先见之时也不宜于过分加以夸大。实际上，他并非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有先见之明的。误用马谡，以致失守街亭，这不是缺乏先见之明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评论古人，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未免太苛了吧！
说一句公平话，在千变万化的新事物面前，我们也不必过分强调事前的诸葛亮，宁可多一些事后的诸葛亮，倒也不坏。问题就要看我们对于事后的诸葛亮，究竟应该如何看法？
常常可以听见，有些人把事后诸葛亮当做了一种讽刺。如果对于那种光在旁边说风凉话，临事毫无主张，事后就哇啦哇啦的人，讽刺是应该的。否则，就是不应该的，因为诸葛亮的先见之明，不能不是从无数次事后研究各种经验教训中得来的。有许多事情，在它们没有发生的时候，根本无法预断它们是什么样子；只有当它们已经发生了，至少是已经露出了萌芽之后，才有可能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做出某些判断，估计它们的发展前途。
因此，应该承认，在这种意义上，事后的诸葛亮还是有用处的。由事后的诸葛亮到事前的诸葛亮，这是一个正常的必经的认识过程。
只有带汁的诸葛亮是最要不得的。这个名目见于岳飞的孙子岳珂的《程史》第十五卷《郭倪自比诸葛亮》的一条记载中。据称：“郭棣帅淮东，实筑二城，倪从焉。……议论自负，莫敢撄者。一日，持扇题其上曰：三顾频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盖意以孔明自许。……余至泗，正暑，见其坐上客扇，果有此两句，然后知所闻为不诬也。倬既溃于符离，僎又败于仪真，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时彭法传师为法曹，好谑，适在座，谓人曰：此带汁诸葛亮也。传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将罪之，会罢去，遂止。”
象郭倪这种带汁的诸葛亮，简直令人发笑，也令人发呕。然而，这也证明，冒充诸葛亮，假装诸葛亮是吓不住人的，总会有一天要原形毕露，被天下人所耻笑。
王道和霸道
读古代历史，处处可以发现有王道和霸道这两派人物，两派做法。过去的历史家，对于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评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对于王道和霸道，究竟应该怎样看法呢？
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刘向，博通经术，评论历朝政治得失，有独到见解，兼晓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之学。汉元帝叫他负责校阅天禄阁藏书，他一边读书，一边著书。在他所著的《新序》《善谋篇》中写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议。”他在同卷的另一处又写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看来刘向是称赞王道，而不赞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于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结合的结果。这也有道理。因为《礼记》老早就写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这样说来，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反之，如果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命名，巧取豪夺，就是所谓霸道了。
但是，这种解释仍然是很不够的，尤其不是我们现在的看法。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古人的所谓王道和霸道，从本质上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实行王道和实行霸道，结果可以完全相同；而赞成王道的人和赞成霸道的人，虽然有时分为两派，甚至互相攻击，各不相让，然而，有时是同一种人，甚至是同一个人，忽而提倡王道，忽而又提倡霸道。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所谓“纵横家”之流，往往随机应变，朝秦暮楚。他们既能宣扬王道、又能宣扬霸道，完全是以政治投机为目的。
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据司马迁写的《史记》《商君列传》所载：“（商鞅）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语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然膝之前于席也。”
同是一个商鞅，他前后四次见到秦孝公，说的话却变化了几个样子。头一次，他敷敷衍衍地说了一通所谓“帝道”，目的是做一下试探，觉得不对头；在第二次谈话的时候，他就改变了腔调，说出了关于所谓“王道”的一些议论，结果仍然不好；在第三次谈话中，他就又改变了腔调，说了一套所谓“霸道”，结果显然比以前两次谈话要好得多，却还不够满意；因此，在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商鞅就索性充分发挥他关于实行“霸道”的一大套意见，结果就完全达到目的了。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古人有时不管谈论王道和朝道，或者随便谈论其他什么道，都只是当作进行政治投机的一种方法，简直象闯江湖的骗子一样，信口胡说而已。
但是，古来关于王道和霸道的两派做法，在实际效果上仍然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古人对于王道和霸道的解释，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太不确切了。
那末，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呢？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也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不过，这种解释是不能强加于古人的，用这种观点去评论古人也是不合实际的。
但是，无论如何，从古代的历史中，人们却也不难找出经验教训，说明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汉书》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汉以前诸侯争霸的局势时，在好几个地方都对霸道有所讥刺。例如，他说：“晋文公将行霸道，遂伐卫，执曹伯，败楚城濮，再会诸侯。”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
至于历来也有一部分人，对于王道和霸道两派之间的斗争，采取所谓不偏不倚的态度，企图找到一条折衷的道路。如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写道：“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这便是想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寻找折衷的“常道”，加上某些权宜变通的方法，并且自夸为“贤”人政治。其实，这种折衷的道路也只能用以自欺欺人，因为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啊！
智谋是可靠的吗？
看《三国演义》的人，都很佩服诸葛亮足智多谋；而对于张飞，多半都笑他有勇无谋。古来许多政治上著名的人物，也常常以智谋的高下，作为衡量和选拔属僚的标准。看来，智谋似乎是很重要的一种政治才能，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呢？
所谓智，便是指人们的聪明智慧；所谓谋，便是指人们对问题的计议和对事情的策划。智是谋之本，有智才有谋，所以智比谋更重要。
但是，人的智慧决不是无限制的。要想任何东西都知道，拥有无穷的智慧，那不过是愚夫的妄想而已，实际上绝对不可能做到。所以，人们的聪明智慧可以区别为虚、实、真、假、大、小等各种类型。有一种人看来好象很聪明，严格说来，只不过是假聪明或者是小聪明罢了，算不得真聪明，更算不得大聪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介绍“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总觉得樗里子很“鬼”，有些小聪明，但是未必称得起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历史上还有许多被称为明智的人物，结果也并没有什么真正值得佩服的聪明智慧。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战国时代的情形是：“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然而结果如何呢？齐、赵、楚、魏难道不是被秦始皇吞并了吗？
这就说明，要是人们光凭着聪明智慧，想解决一切问题是行不通的。老子早在他的《道德经》中就大声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