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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叫做“不准扰乱帮规”，是指不遵帮规行事，不受前人教训，忘却开香堂时所“慈悲”的五个字而言——这五个字，名为“敬求吃学怕”，各有说法。
五字之下，又各有五字：敬的是天地君亲师；求的是四季平安福；吃的是金木水火土；学的是仁义礼智信；怕的是生老病死苦。此为帮中师弟相传做人的道理。
第九条是十大帮规中最重要的一条。至于第十条“不准欺师凌弱”，不过凑数；清帮各种戒条，都成整数，如“十禁”、“十戒”、“十要”、“传道十条”，都不免迁就硬凑。
这第九条叫做“不准开闸流水”意思跟“不准爬灰倒笼”差不多，但前者的情况，比后者严重得多。“爬灰倒笼”意指为了个人私利，做出有伤道义的行为，受害的不过一二弟兄：“开闸放水”则可淹没他人大片田地家产，为祸甚烈。
然则如何才谓之“开闸放水”？何以为祸甚烈？这就因为清帮最初确有反清复明的痕迹：第一，家庙二门的横匾：“正大光明”；大内乾清宫的匾额，就是这四个字，用在此处，不伦不类，而且犯忌，原来其中另有说法。这四个字下还有一行：“灭清复土”，以“正”为一“征”，上下连读，就变成“征灭大清，光复明土。”
第二，二门的对联，叫做“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这红、白、青“三教”实在就是洪门、白莲教、清帮。洪门公所称为“红花亭”；其义甚明；白藕之为白莲，更不待言；青荷叶的青，点出清帮。三教一家，宗旨相同；而家庙所藏潘祖遗像，挺立荷花池旁，亦见得红花白藕青荷，在清帮中隐寓着重大的意义。
第三，清帮开香堂供祖，神牌共列十七祖，因为假托佛教，所以始自达摩，迄于王降祖；据说这也是掩人耳目之计，其实供的十七祖，乃是明朝自太祖高皇帝以至南明的福王，连建文帝及景宗在内共十七帝。
第四，粮船旗号，多以葫芦为记；葫芦谐音胡虏。
第五，开香堂禁用清朝服饰。马褂、坎肩、腰带，都是满洲人带来的“胡服”，进香堂之前，一律解除；同时须将长袍襟钮解开，衣襟尖角反折向内，略带明朝“海青”的式样。辫子当然也要解开，披发在后；如果时间匆促，亦须将辫子移在胸前。这与潘祖的遗像，长袍大袖，“上怀不纽，下怀不扣，右手自握发辫”的情状是相符的。
第六，帮中有各种歌词，尤其在开香堂时，随处都听得见七字歌谣，如整衣歌。“衣冠不敢忘前朝，仪注相传教尔曹；今日整襟来拜祖，何时重见汉宫袍？”故国之思，彰明较着；这也就是开大香堂，不准外人进入的主要原因。
第七，清帮弟子，不收剃头这一行。这一条不成文的戒律，最值得注意。清初为了剃发，不知死了多少人；顺治二年六月，有一道诏命。说是汉人如果不跟满洲人一样，剃发留辫，“不几为异国之人乎？”因而限期剃完，“不遵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这道诏命，是摄政王多尔衮受了一个人的煽动，所作的断然处置。当清兵刚刚入关，衣服鞋帽，仍沿明制；前朝的降臣，还是头发束在头顶心，用簪子扣住，加上“进贤冠”；穿的也还是宽袖长袍。朝廷之上，满人一班、汉人一班，服饰不同，径渭分明，原也相安无事；不料有个无耻的山东人，出了花样。
这个人叫孙之獬，原是明朝的进士；为了求富贵。媚新主，首先剃发改装，换成满人服饰。汉班看他服饰不同，羞与为伍，推他人满班；满班看他是假旗人，不屑与之同列。这样推来推去，变成俗话所说的“狗不理”了。孙之獬羞愤交加，便上了一道奏疏，说：“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仍其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多尔衰原想让降臣改服饰，但恐阻力大大，不便开口，难得孙之獬有此一奏，大为赞叹：“想不到降臣中，还有人能说这样的话！”因而下了削发的诏命。
诏令中的限期极严，“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同时声明：“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换句话说，剃发与否，即是顺道之辨；因而又有两句惊心动魄的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事实上雷厉风行，绝无例外，甚至衍圣公亦应照办不误。
阙里的地方官，照定制必由孔家族人担任，当时的曲阜知县叫孔文讠票，特为上了一个奏折：“臣家宗子衍圣公孔元植已率四世子孙，告之祖庙，俱遵令剃发讫。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贤起而羽翼。礼之大者，莫要于冠发，先圣之章甫逢掖、子孙世适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之或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推圣裁。”这篇文章做得很典雅，说得也很委婉，一则表示三千年来衣冠未改，不是有意反抗新朝；再则陈明先遵功令，再请示应否蓄发？只是“以复先世衣冠”这句话，措词正好触犯忌讳，因此，孔文讠票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文讠票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对之时者，似此违制，有抬伊祖时中之道，着革职永不叙用。”
这是孔文讠票沾了孔门后裔的光。在东南一带，明末因受东林的激励，对先朝的忠忱，非出太监和阔党的那些地方可比；因而为了三千烦恼丝而骄首受诛者，时有所闻。
孙之獬就是阉党。所谓阉党，意思是指明末权势熏天的太监魏忠贤的走狗爪牙。阉党专与大半为正人君子的东林党作对，有一部“三朝要典”是阉党大头目，后来亦降了清朝的冯铨所纂；这部书等于阉党捕治东林的黑名单。崇祯即位，魏忠贤伏法；这部“三朝要典”当然要毁掉；而孙之獬不识风色，竟跑到内阁痛哭力争，要求保存，因而也入了“逆案”——专为处理阉党的一案；结果落了个革职回籍的处分。
明臣投降清朝的很多，孙之獬官不过翰林院侍讲，应该是个无人注意的小角色；亦不会有人跟他过不去；但就因为他出卖中国衣冠以求荣的无耻行为，引出了限十日剃发的严旨，以致于“留发不留头”者不知凡几，所以血性男儿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他是做“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的同乡；顺治四年谢迁起义反清，攻破淄川，孙之獬一门被祸，妇女皆受凌辱，连未成年的孙女都不免。真所谓“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孙之獬等于与所有的汉族为敌；无怪乎受报如此之酷。
由于严旨限十日剃完，而要剃的又是满洲式样，同时在明朝亦可能根本没有剃头匠这个行当、所以“留头不留发”这个差使，便由旗丁充任。
在京里，剃头棚子相沿算是“官差”；剃头名为“做活”；剃头钱名为“活钱”，都还遗留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段惨痛史实的痕迹。每一个剃头棚子，当然都有官兵在“伺候”；路人被迫削发。如若不从，捉到官里正法，所以剃头棚子本身并无可怕之处：但剃头担就大为不同了。
地方官为了遵行功令，必须在十日以内剃完；而乡下人终年难得进一趟城，同时也不可能为了剃头，专程进城。更何况本心不愿，为了留发又要留头，杜门不出，或者逃入深山；这样，就必须“移樽就教”，主动“唤头”来剃。
京里的剃头担，招揽顾客用两种不同的东西，在城里用小木梆；乡下用一把形如镊子的铁器，其名为“唤头”；捏在手上一开一阖，发出“呛、呛”的声音，就叫“打唤头”。
至于剃头担子，一共分为两部分，前面是一个红漆圆笼，当中置一只小炭炉，上坐一挑子水，回笼旁边挂一只脸盆，专为洗头之用，这不足为奇。奇的是竖一枝旗杆，且有习斗；这枝旗杆的形式，与衙门前面所竖的完全相同；只是具体而微而已。
后面一部分是一只长约两尺许，宽一尺的小红柜，柜中藏剃头用具。这是顾客的座位，但在最初，却是剃头的人座位；被剃者是没有得坐的。
因为当初并无剃头匠的名称，这些旗下为人剃头，乃是奉行法令，据说官封“待诏”之职；翰林院有“待诏”，是从九品的小官，专掌文字抄缮，与旗丁剃头这个职务，风马牛不相及，何以有此离奇的误会，已不可考。
不过当时旗丁“奉旨剃头”，颇为威风，确是事实。大致每到一处，用“唤头”将一村一乡的男了都唤了来，由旗丁逐一验看，已剃者自然无事退去；未剃者集合待命。一然后“待诏”手执剃刀，大马金刀地坐在小红柜上。而被剃者则须跪在他面前，俯首受剃：倘或抗命不剃，立刻为随护的兵丁抓住，就地正法，悬首示众——人头就挂在剃头担子前面那支具体而微的旗杆上。
这就是所谓“留发不留头”；但亦有人宁死不屈，特别是明朝的遗民志士。采取两种方法避免受辱，一种是归隐，入山唯恐不深；一种是干脆做和尚，等你来剃不如我自己剃。相传旗丁“唤头”不至，大肆搜索，有所谓“三不追”，其一就是寺庙；就因为既逃入寺庙，不落发则终究不能露面，无须再追。
剃发是清初汉人痛心疾首之事，也是汉人受异族压迫的开头；同时也因为清初的旗下蛮横暴虐，跟粮船上的水手、纤夫，时有殴斗，因而成为清帮的公敌，自然摒诸门外。但到潘祖组织粮船成帮时，“奉旨剃头”的苛政早已过去几十年了；而剃头亦已成为行业，都由汉人充任，最大的变化是：被剃的由跪而坐，施术的由坐而立。那支旗杆倒还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