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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顾福广和他的那个城市恐怖活动小组将会是导火索。顾福广的暴力行动将会是共产党残忍的、不顾一切的进攻的预兆。他会让巴黎醒过来的。他会让欧洲那帮政客全部醒过来的。他容忍他们在这城市里活动，不去逮捕他们（上帝知道那有多容易），就是想让他们把动静闹得更大一些。这不是个道德问题，他认为，伟大事业总是要在事先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他偶尔会觉得这种想法多少有些疯狂，但这是个疯狂的时代，他宽慰自己，这是个火山即将爆发的时代。
阳台上的草坪上有人尖叫，是网球场上的女人。球还未落地她就挥拍去接，急速冲来的小球砸在网球拍上，把球拍打落在五英尺外的草地上。显然她的右手臂——那块与肩膀连接的肌肉已受到某种程度的撕裂性损伤。她伸手揉着那地方，曲腿坐在地上。她的腿上全是汗水，膝盖上沾着几片残缺的草叶。萨尔礼认出她来，她是那个美国女作家，听说她跟一个中国诗人住在一起，还有两只猴子和一头鹦鹉。
少校这才看清楚球场这边的男子。他正朝拦网这边走来。他是英国外交部的布里南先生。座中一位少校不太熟悉的美国商人说：“听说他很快就要调回伦敦。”
马丁少校有些尴尬。他悄悄看一眼毕杜尔男爵，男爵骄傲地保持沉默。布里南先生是自动退出这个小圈子的，没有任何人对他提出这个要求，他很快发现自己已触犯众怒，偶尔偷情是被大家允许的。偶尔跟人家的老婆上床，大多数租界里的商人都会装作不知道。但事情一闹到报纸上就有所不同。闹到这步田地，事情的性质就发生变化，它变成一种挑衅，一种对租界男性白人旧有权力结构的挑衅。况且那个女人后来自杀，所以连商人的太太们也不同情这个家伙。
“如今只有这位女作家跟他来往——”小马蒂尔先生评论道：“女作家就像中国蛾子，一看到火光就浑身发热，一看到危险就扑扇翅膀。”
“她只是想把他写到她的文章里去。”先前那位美国商人解释说，显然他喜欢她写的文章：“她会把他写到《纽约客》上去的，这下他可就出大名啦。”
毕杜尔男爵试图把大家拉回到严肃的话题上来：“单单从海防向上海增兵是不够的，法国外交部最好快点向南京提交正式的备忘录。”
“最好是各国政府联合提交照会。”毕沙司令心急如焚。就好像一旦上海变成自由市，他的那个万国军团司令部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国防部。
⑴J。Madier。
⑵Danzig，在拿破仑时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两度被划为自由市。
四十四
民国二十年七月十二日下午一时三十五分
林培文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来提审他。连续两三天，那个自称是南京中央党部调查科特派员的家伙再也不来找他。他不知这算不算自已的胜利，这是不是敌人在碰壁之后，想要改变一下审讯策略。
他感到他们逐渐放松对他的管制。他们不再绑着他，他们也让他穿上衣服，可仍旧把他扔在那个黑漆漆的储物间里。有个三十岁左右的家伙（他自己说姓郑）常来找他说话。总是拿来一大堆报纸，《申报》，《大公报》，特别指给他看几篇文章。他不相信他们告诉他的话，他觉得他们用一条虚假的线索把报纸上的文章串起来，用一种阴险的、令人愤慨的、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推理把那些不尽不实的报道连到一起，企图让他上当。
他怎会去听信敌人的谎言？一向以来，他们都在诬陷革命者。可他忍不住要去看。这正是他们的阴险之处，他认为。假如说刺杀曹振武果真会引起公债投机市场价格波动，那正好可以说明他们做得对，那恰恰说明他们打在统治阶级的要害部位。他不相信白尔路那件所谓的枪击命案会跟老顾有关，他不相信老顾会和一个妓女交往。他当然也不相信老顾会领取什么暗杀赏金，有些投机集团因此得利，那纯粹是巧合。他们只是暂时占到点便宜，不用多久我们就会跟他们算账的。
白天很热，坐在那个小黑间里尤其热。蜘蛛网和灰尘的味道让他不时打喷嚏。他想这次他大概会牺牲，即使他什么都不承认，光福煦路那件案子就足以让租界会审法院判他死刑。也许还会把他交给南京，因为他是共产党，那样的话，结果也不会差太多。可他并不害怕。他担心的是敌人会把他描绘成一个恐怖分子。敌人甚至会诬陷他，伪造一些文件，编造几份口供，把他们的行动小组描绘成犯罪帮派。他已觉察到这种迹象，他为此焦虑，他要想出办法来反击这样的阴谋。
他又被叫出储物间。外面阳光明媚。那天提审以后，陈设又做过调整。聚光灯已搬走，桌子也换成一张方的，他提审时坐的椅子放在桌边。那台电扇倒还留着，放在靠窗的墙角地上，正在转动。
姓郑的家伙让别人给他端来一杯茶，茶叶在玻璃杯里旋转。那些小特务已离开房间。他坐在椅子上，端起杯子，透过玻璃和鹅黄色的茶水望着他的对手。他再没别的办法，也可以跟敌人调皮捣蛋。
关门，转上保险，又关窗，拉窗帘。他笑着说：“林同志，我要跟你谈点革命理论问题。”
“我们不是同志，从民国十六年春天你们背叛革命起，我们就不再是同志，你们甘心做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的走狗，我们之间，注定是你死我活。”林培文希望自己的声音里有足够的冷淡，足够的平静。
“相信我……早晚有一天，你我会成为同志……”他的声音和茶杯上方的热汽一样飘渺：“等到你把一切都弄清楚那一天，等到水落石出那一刻……”
他轻轻地咳嗽，像是一种顿号，像是换行空格，像是要换种语气：“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思想也是左倾的。我对共产党的事情，比你知道的多得多。”
“知道和信仰完全不同，而你不过知道点皮毛。”
“革命家可不光靠信仰，革命家要有头脑，要善于分析。你现在是个受到蒙蔽的青年，我们希望你迷途知返。”
林培文从牙齿缝里嗤一声，他不屑于跟这种冒充成半吊子党务理论家的特务讨论什么问题，他更不想让他们那些散发着毒药气息的想法渗透进他的头脑里。
“我给你的报纸你看过么？”
林培文决定不再回应他的话，有毒的想法会不知不觉伤害人的心灵。
“其实——对于你那个上级，那个顾福广，我们对他知道得很多，超出你的想象，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我们掌握他的历史。我们知道他出生在浦东烂泥渡，早年在祥泰木栈做过工，我们知道他年轻时加入过码头上的帮会。你不相信他跟白尔路那个被枪杀的妓女发生过关系。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照片，取在桌上，用手指尖把它们推到林培文的茶杯旁，让它们拱卫在茶杯两侧。照片拍得模糊不清，是两份文件，其中一份写在红色的竖排格里，用毛笔。另一份是印制的表格，用墨水钢笔。
他指着茶杯左边的那张，向林培文解释说：“这是一份房屋租赁铺保书。白尔路南益里一幢石库门房子的二楼西厢房前后两间。承租人是个女人，房东要求她在签名的旁边添加上老七两个字，因为大家平时都那样叫她。她的职业身份有些可疑，房东怀疑她是妓女，因此要求她提供铺保。在担保人那一行里，盖着一家蜡烛店的图章。我们按照地址去找过那家店铺，早已迁址，很神秘，不知去向。担保人还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也许你很熟悉，也许你从未看到过，可你至少熟悉他的姓，他叫顾廷龙。我们让拍照的人特地把镜头对准这个名字，照片上只有这一小块地方相当清晰。”
他又开始介绍第二张照片：“这是念慈妇科医院出具的手术通知书。医院的地址在安纳金路⑴和奥利和路⑵交叉街口转角上。是离白尔路最近的一家医院，私人小医院，一整幢石库门房子。只有一位主治大夫，陈小村医生是从日本回国的，我们认为他的名字很可能是去日本之后改的。病人在流产，情况很紧急。在家属一栏里，我们再次看到顾廷龙的名字。”
林培文感到愤怒像熔浆一样涌到喉咙口，他想呕吐，他抓起茶杯朝地上砸去。一阵脚步声，通芯门锁在转动，打不开，开始撞击。有人在喊叫，听不太清，门很厚，隔音很好。
林培文双臂撑在桌上，瞪着他。他望着林培文，又转头朝门外大声喊：“不用进来，不要紧。林同志有些激动。”
撞门声止住，沉默，脚步声离去。
“不要激动。你不喜欢听这些——我们可以说点别的。”
他把那只口袋当成魔鬼的道具，他演戏似地又掏出一件东西。
“我这里有一份你们那个群力社的行动纲领——”他翻开那本油印的小册子，逐条朗读起来。刚开始，他就像在朗读一份冗长的菜单，像是在朗读一份蹩脚的学生剧脚本，但后来他的神态变得严肃起来。他没有把它全部读完，他把它扔在桌上，好像那纸上沾染着毒药。
“说说你对它的看法吧，他怎么对你们说的？你的上级，你的那个——顾福广？这是共产党最新的中央文件？”
“我们从你们对革命者的大屠杀中吸取教训，我们要以牙还牙。”他冷冷地望着他，用两只手拍自己的口袋，可他找不到香烟。他不抽烟。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绝不会写出这种东西来的！”林培文觉得他的语气像是在愤怒，像是他需要找到另一个立场来指责这份文件，像是他觉得，只有那样才能说服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