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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评论加州领导者时，使用了较为严厉的措辞，但我的批评却不无道理。我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加州民众一样，相信加州有潜能成为那个可以帮助无数美国家庭实现美国梦的地方。加州风光旖旎，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加州不仅在创新和创意方面遥遥领先，它也有成为中产阶级心目中理想乐园的潜能。加州是自强者和流放者向往的地方，也可以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地方。
和以前纽约所获得的教训一样，加州得到的教训是：领导理念和领导政策固然非常重要，但领导力更加重要。如果官僚主义者和激进的思想意识扼杀了人们的潜能，领导力就是重新开启人类潜能的钥匙。如果领导者能为加州找到完全不同的未来，他们就也能为加州公民创造不一样的现实。这和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当年重新为纽约制订未来蓝图时的情况一样。
加州正在面临着抉择，美国也在面临抉择。在“黄金之州”加利福尼亚，我们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加州人民所受之苦，正是给我们的警示。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加州的故事也让我们知道了曾经走过的弯路。其实，我们还有另一条道路可以走，这条路能够引领一个国家走向富强，带领人们走出绝望，重拾对生活的勇气。这是一条让所有人发掘个人潜能的道路。
2011年，我离开了加州。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加州带给我的教训。在之后的几年里，我获得了可以与更多人分享加州故事的机会。不过，我暂时不想对人们会如何解读这个故事做出预言。
＇1＇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昔日的黄金之州不再”，2014年1月25日。
＇2＇ 汤姆·格雷和罗伯特·斯喀达玛丽亚，“伟大的出加州记”，曼哈顿研究所报告，2012年9月。
＇3＇ 理查·德莱德，“不堪重负的加州人”加州政策中心，2014年12月29日。californiapolicycenter。org/unaffordable… california…it…doesnt… have…to…be…this…way…4/＇4＇ 理查·德莱德，“不堪重负的加州人”，加州政策中心，2014年12月29日。
＇5＇ 特洛伊·赛尼可，“不平等的国度”，《国家评论》，2014年3月10日。
第7章
为男女平等而奔走
女性有权利获得就业机会，也应该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们需要用领导力来激发她们的潜能。女性可以成为政界强大的力量，她们代表了尚未利用的潜能，她们是积极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力量。
2014年，我在纽约出席一个竞选活动时，终于忍不住把我压在心底多年对于政治体制的感觉讲了出来，尤其是这种体制对于女性的态度让我愤怒。当时，我正在纽约参加一场关于支持共和党人罗伯·阿斯托里诺的活动。他当时正在和被罢免的原民主党州长安德鲁·库默竞争新州长。这场活动是专门为支持阿斯托里诺的女性选民举办的。乔装成为女权活动家的库默团队瞄准了这个活动，他们在人行道上，堵住了记者和与会者。据说，抗议者在那里要求罗伯签署将会在州立法讨论中支持《女性平等法案》的保证书。
《女性平等法案》，这真是一个好名字。谁敢说自己不支持女性平等？在10条规定中，有9条是两党都支持的纽约州立法。但是，最后的一条恰恰成了“致命的毒药”。这一条法规决定放宽纽约州的法律限制，允许非医护人员对9个月以上的胎儿进行堕胎。这就是典型的政治陷阱，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政客乐于使用这种策略——用一个听起来完美的标题去美化一个极端的政策建议，让对手们反驳自己，然后断章取义，做成30秒的竞选视频，攻击对手。
有一个记者问罗伯：你是否支持这个法案？这纯属例行公事。罗伯说他不支持，然后开始解释他的原因。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不再保持沉默。我受够了这种政治把戏。受够了媒体和政客明明知道这种游戏规则，但却没有人主动质疑其正确性的做法。我受够了当人们丧失健康保险、薪水下降，以及有美国人被中东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杀害的时候，政客们竟然还在利用女性在竞选活动中赢得优势的卑劣手段。纽约州是国家经济形势最差、政府机构最腐败的地方，我们却还在这里玩政治领域咬文嚼字的游戏。
我问罗伯我能否打断一下，并尽可能地控制我声音里的失望。“政坛里的一个怪相是人们总喜欢找个由头，给事件起一个好名字，但事情本身却并非如此。”我说：“第10条允许非医护人员对月龄达到9个月的胎儿进行堕胎。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支持女性？这明明就是对女性和儿童非人道的待遇。”
我接着说：“纽约有着异常糟糕的就业环境，近一半人失业，但女性却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帮助。如果有人要对女性发动战争，那肯定是自由主义者的政策让库默领导下的纽约变得毫无机遇可言。”
这个通常没有新闻绝不罢休的记者在听了我的评论后，收起了原来争强好胜的姿态，随后大家都沉默了。显然，没有人曾经质疑过《女性平等法案》是否真的对女性有利，也没有人戳穿过所谓的“政治气球”完全经不起推敲、一点就破的事实。我在政坛里摸爬滚打了很长时间，从麦凯恩的竞选到我自己的参议员竞选，我知道我们需要拆穿更多这样的政治谎言。也许是因为我来自于商界，知道所谓的政治辩论都有套路，但随着我了解的不断深入，我越发觉得它令人厌恶。政治辩论由两个政党阵营组成，每个代表都被伪装成独立的一方，竭尽所能地为对手设下陷阱。他们支持的政治家则会以他们各自获得的选票来给他们支付报酬。人们的声音、生活和生计全然被排除在了这个愤世嫉俗、沾沾自喜的游戏之外。没有人曾经回头想想：我们在这里究竟是要保护谁的利益？这个对话主要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帮人们解决问题，还是为了让谁重新当选？
大多数美国人也已经受够了这种把戏。在2014年，奥巴马总统通过了他对移民法案的单方面修改后，我在《会见新闻界》节目中告诉一脸怀疑的主持人查克·托德，“我觉得总统真正的目的是让美国国会上下对此进行表决。如果否定了，在总统看来，就会损害他们针对西班牙裔人的立场，由此进一步提升总统形象，因为似乎这一切都与总统无关。尽管他在演讲中一再强调自己对非法移民的同情，但我要说的是，他的行为瞬间出卖了他。他的很多做法都有政治利益的考虑。无论是他们还是其他政治从业人员的所作所为，都不过是他们愤世嫉俗的政治手腕。”
“他让2007年开展的全面移民改革方案石沉大海。他在能够有机会接触参议院、众议院和白宫的时候，竟然袖手旁观，对于推动移民改革不置可否。他在当月的11号和12号都公开表示，他爱莫能助。然后他为了竞选，推迟了自己的行动，这是典型的让人不可理喻的犬儒主义。”
有必要提出一个没人敢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新闻界》中提的问题：总统的行为到底在关照谁的利益？总统的行为根本没有解决美国非法移民最终的身份问题。更糟糕的是，这种现象使得本应该保护移民、解决系统漏洞问题的移民改革变得无法实现。总统没有办法让国会上下一致表明态度，但他却成功地做到了让各方成员和代表怒不可遏。最终谁吃亏？还不是美国境内合法和非法的全部移民。
在我看来，一旦涉及女性，人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打起愤世嫉俗这张牌，似乎政治言论和现实完全是两码事。虽然说，女性能够撑起半边天，但如果就业机会稀缺，工资水平下降，女性和男性遭遇的困境是一样的。如果大学教育费用上涨、挣的工资还不够送孩子进托儿所，或者医疗保险费用居高不下，女性面临的局面可能会比男性困难得多。女性通常要负责家庭的理财，做出医疗保险和接受教育的决定。但这些问题，政客们从来不把它们看作为女性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却同样需要靠女性的力量去解决。我们的政治体制又是如何回应这些疑虑的呢？他们只会利用男性的优越感和故意设计的哗众取宠来打消人们的疑虑，赢得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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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体制从来就不是为女性服务的。我深知这一点。我看到也深刻感受到了像芭芭拉·博克瑟这样的自由人士，为了能够吸引女性活动家所采用的策略。我也亲身经历过共和党是如何以多种方式辜负了女性的。
我在堪萨斯为萨姆·布朗巴克举行的一次活动上，碰到过一位女性。她告诉我，她是一名虔诚的共和党志愿者。和许多其他共和党的女性一样，她会帮助发放宣传资料、打电话、到各地奔走相告，积极地为她所中意的候选人筹款。她告诉我，她对共和党已经失去了信心。跑腿的事情都是她做，但共和党的上层官僚却屡屡居功自傲。她鼓励我继续向选民介绍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工作中心和人们的潜能。我知道她的意思。有太多的女性厌倦了在男人主导的职场里扮演装点门面或者平衡性别的角色，她们最不能理解的是，既然女性能够存在，为何女性就不能对做女人以外的事务有平等的机会发表意见呢？难道女性就应该被忽略？
在美国各地出差旅行的时候，我留意到共和党与女性选民有两个截然不同但互相关联的问题。首先，很多倾向于共和党的女性其实是不太过分关注两党问题的。她们可能是因为不再对政治抱有幻想，也可能是随机投票的结果。其次，很多人不反对投票给共和党，但还需要一些推动力。这两类女性选民都不太喜欢政治论调，也不关心票期。她们对两党之间的争论、没完没了的表态和竞争表示漠不关心。她们的日程安排繁忙紧凑，因此往往需要较高的执行力和协调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