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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长江以南的红军零散部队又得到允许，在叶挺手下改编成新四军，名义上接受国民党将军顾祝同的指挥。
根据共产党对这场爱国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八路军由1937年的45000人增加到1940年的400000人，而新四军则在同期由15000人增加到100000人。这里，1937年的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1940年大大增加后的数字，却没有理由怀疑。
共产党在敌后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力组织群众。在绝大多数地方，农民受尽了日本人的蹂躏，都十分愿意加入共产党，而共产党反过来则十分注意不脱离农民。通过发动农民，共产党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1939年5月，当寒冷季节里笼罩着重庆的大雾散去时，日本人便开始了在这座城市的空中轰炸。头一次空袭是在5月3日，造成5000人伤亡。
防卫的人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可以躲避空袭的地方。这次空袭一结束，蒋介石和他夫人就露面了。和往常一样，蒋介石训斥了他那弱小的空军的几个指挥官，指责他们太无能。
他命令何应钦负责群众的撤离工作，自己则隐居到最近的一座山上，静静地思考中国的问题。
空袭一直延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到1940年春天又开始了规馍更大的轰炸。这时，人们才终于建好了足够的防空洞和掩蔽处。轰炸得最厉害的是1941年，最长的空袭间隔是五个小时。最短的只有一个半小时，就象在德国狂轰滥炸下的伦敦一样，重庆遭了殃。
在1930年的5月，日本人还干了另外一件事，他们对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的边境进行了攻击，以试探苏联是否决心参战。
对此，俄国人予以了猛烈的还击。呆在中国无所作为的朱可夫将军正闲得发慌，8月20日，他带领俄国人和蒙古人奋起出击，重创日军。这下东京得到了它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仅仅三天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日本人和全世界大为震惊：苏联与纳粹德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
现在，日本不仅知道苏联人如果受到进攻就会反击，而且也知道他们不能指望德国人，协调一致的战略是不会有的，尽管还有一个反第三国际的协定。使日本人尤为伤心的是，当时他们正在和德国人商讨建立一个对付苏联的联盟。结果这个会谈很快就中断了。
从九月份起，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势力扩展到了北方的陕西。河北、山东以及长江下游的江苏和安徽。
1939年8月28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P·J·尼赫鲁，在蒋介石的山庄会见了蒋氏夫妇，三个人在日本的空袭声中谈了好几个小时。
从那时起到这年年底，蒋介石的军队失去了长沙，后来又收复了长沙，并在一场战斗中把日本人赶出了广西。此间，中国南部的昆仑关几经易手，最后在12月31日的决战中又重新被中国人控制。
这时，国外希望中国胜利的人以及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乘胜转入进攻。
后来，这种消极的做法使史迪威大为恼火。但是蒋介石的战略是撤到内地，按兵不动。他已经如愿以偿地挫败了日本人的锐气。他没有求胜的计划，他只求生存，只求在持久力上超过敌人。
他猜测，美国人迟早会被拉进这场战争，到那时，他将是牵制了一百多万日军的有功之臣。也许连苏联人也会卷进这次战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已经帮了斯大林的大忙，他们转移了威胁苏联的日军大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何要在军事上竭尽全力，把他将来用于对付共产党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消耗掉呢？
蒋介石的固执将在他后来的失败中再次表现出来。
当他坐等日本人进攻时，共产党更加深入地打到了日本人的后方。他们并非每仗都打，但他们打的仗足以让人觉得他们已转入了进攻。日本人不时地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烧毁村庄，犯下了种种暴行。
但是每次报复之后，共产党越变得更强大了，人们对他们所抱的期望也越来越大。而蒋介石在重庆或坐等观望或不安地来回踱步，总是固执己见，他没有看到，他这种按兵不动的做法正在为他开辟一条通向垮台的道路。
即使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蒋介石仍无法完全摆脱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军事历史学家陈晓伟将军1957年在香港曾和埃里克·周谈起过这一点。他说，蒋介石把整个战场划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战区，其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作战单位，让每个单位自己去抵挡进攻中的日本人。这样，日本人向内地推进得越深，他们在所经过的战区就会遇到越多的抵抗。
这个计划的弱点在于，各战区的指挥官没有按照所期望的样子去做。各省的部队在保卫家乡的战斗中打得不错，但他们没有准备到远离本省的地方去抗击日寇。光这一点就足以使国军无法转入进攻，即使蒋介石愿意把他直接控制的装备和训练较好的中央军用于进攻而不是防御。
总的来说，国民党的军队在打游击战方面无法与共产党相比。
蒋介石曾在湖南省的衡山地区开办了一个训练游击队伍的学校，以达到从后方骚扰日军的目的。
冯玉祥来到这个地区，看到5000名年轻精壮的村民正在省长的手下接受游击战的训练。然而，他们的热情弥补不了训练上的不足。训练时间太短，实战训练不够。因此，冯将军预言，这些游击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此话果然言中。
国民党雄心更大的游击计划是在河北省。在冯玉祥的推荐下，委员长任命鹿钟鳞担任河北省省长兼河北和察哈尔的总司令。当时，河北省政府已撤退到洛阳。鹿钟鳞从洛阳出发，过黄河，向北进发，到达河北时，他召集了300000到400000自带长枪的民兵。带领他们骚扰日本人，并重创敌军。
但是，蒋介石每月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花的钱还不足六元，而当时一顿简单的饭就不下一百元。（原文如此。——译者）尽管有爱国之心，但每月六元钱活命都不够。结果，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
但是，有一个地方的国民党游击队的确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山西省西北部的游击队，这个地区因出产煤和其他的矿产对日本人极具吸引力。
战争初期，日本人就占领了省会太原，并控制了铁路，但是他们没能打垮山上的游击队，在整个战争中，这批游击队几乎随时都可以下山来，重创日军。他们一共钳制了500000日军。
1940年头几个月里，最让人震惊的新闻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上的：汪精卫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当他1938年底逃到河内时，蒋介石所作的唯一的公开反应就是在1939年1月7日发表一个声明，说明他和汪精卫事先没有讨论过与日本讲和（这不是实情）。
过了许多年之后，有人让霍林顿·唐站出来说，蒋介石当时是想给汪精卫留条后路，让他再考虑一下他的行动。
我们已看到，实际上蒋介石已派了杀手去刺杀汪精卫。当看到刺客显然不可能成功时，蒋介石的政府在1939年6月8日发出了捉拿惩罚汪精卫的命令。
7月9日，汪精卫指责蒋介石在“为赤色分子帮忙”，要把中国引向灭亡。随后，他宣称自己是“正统的中国国民党”的领袖。这个伪国民党开了一个“第六届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主席”。
到1940年1月底，日本首相米内光大将又提出了一项“和平”建议。他间接地提到由汪精卫来组织新政府，在这个政府里，“甚至连蒋介石将军”和重庆的其他官员也都可以接受。一个月之后，有报道说，汪精卫“政府”已与日本签定了“八条协议”。
所有这些行动的高潮是在1940年3月30日，这一天，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整个过程像一出奇特的闹剧。汪精卫不仅把自己的党称作“国民党”，并全部照搬国民党的口号，而且还使用孙中山设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样一来，重庆和南京两个首府上空飘的是相同的旗子。
汪精卫的“政府”甚至还征集了一支军队，他们给被抓来的“士兵”两个选择：要么参加这个军队，要么枪毙。毫不奇怪，这支军队有许多人开小差。1941年9月，在河南北部，30000名汪精卫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日本军官，转到了蒋介石这边。
日本一直等到11月30日才承认它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也跟着承认。1941年7月1日，德国和意大利以及轴心国的卫星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相继表示承认汪伪政权。西班牙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在重庆，蒋介石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把汪精卫的一个同谋石友三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将他处决；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155名被认为是暗中支持汪精卫的人。
传统的看法显然认为汪精卫是个典型的叛徒和傀儡，是一个卖国贼。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实际上要比战时人们所看到的复杂得多。汪精卫曾是孙中山最亲近的一个学生。在权力斗争中，他败在了蒋介石手下，受到了排挤。但是，他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并不能作为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所为的唯一解释。
据陈公博讲，他是在1932年就对抗日产生了疑虑。在此之前，他是支持抵抗的，但是长城古北口之战使他十分失望。从幸存的中国将领那里，他得知士兵们根本无法抵挡日本人，因为他们的武器与敌人的相比大落后了。这件事使汪精卫认为，讲和比抵抗强。
1946年，《大公报》的创建者之一胡霖告诉埃里克·周，汪精卫在1932年的欧洲之行以后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共派。
从此以后，在私下的谈话中，他常常自责曾领导过国民党的左翼。他认为，欧洲对共产主义的担心超过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