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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平民百姓的生存，政府按冻结后的价格向他们每月定量供应大米、布匹、食油、盐以及燃料。
稳定委员会成立两年之后，在喜玛拉雅山上空艰难地飞行着的物资护送队，运载着成吨成吨在国外印制的纸币，以填进严重通货膨胀的无底洞。
然而，钱并不是中国人生活中追求的唯一目标，“脸面”对他们更为重要。
在1942年10月10日的“双十”纪念日上，委员长公布了一件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最为中国人挽回脸面的事情。他宣布，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他们的治外法权。英美两国放弃这些权力并非出于被迫，就这一层而言，中国的这两个盟国作出重大的让步可以说是自愿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
起初，他们主张在战后再作决定。但是，蒋介石对他们指出，早一些宣布会起到鼓舞中国人民的效果，考虑到这一点，英美作出了让步。
当蒋介石逐渐成为战争中盟国的一位领袖人物时，毛泽东掌握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终于在1941年初破裂，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便是1941年1月的“新四军事件”。对这一事件。两方的宣传机器至今仍在争论，而事实真相则更加模糊当时，新四军一直在长江以南离上海不远的地方作战。
1940年9月，蒋介石的参谋长何应钦命令新四军向江北转移，然后再过黄河与第十八路集团军（国民党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叫法）配合夺取新的据点。
共产党犹豫不定，一方面因为冒着日军的火力过长江太危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计划，他们想在长江以南的南京——上海——汉口的三角地带中建立新的作战根据地（此处汉口应为杭州——译者）。
蒋介石把转移的最后期限延长到了12月31日，但是新四军仍在原地未动。
突然，共产党的参谋长项英秘密率领他的部队南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政府第十四师交火。后来的事情就不清楚了。能肯定的是，项英被杀，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受伤入狱。共产党大约损失了1000人。
1月17日，蒋介石命令解散新四军。共产党没有理会这个命令，以同样的名称重新组成了新四军，用七个师的兵力代替原来的那支军队。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共产党的宣传猛烈指责国民党解散新四军的做法，并指出这个决定是“亲日派”打算与日本人签定和约并参加反共协定的计划的一部分。
3月6日，蒋介石给国民参政会写了一封长信，指责共产党不讲信用，并加上了下面这段并不全是实话的文字：
我无须声明，我们的政府唯一关心的就是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消灭叛徒汉奸，它绝没有一点要再以武力“镇压共产党”的意思。政府不愿再听到那种现在已成为中国历史遗迹的不吉利的话。望他们服从命令，放弃对他们的战斗同志的攻击，并停止一切挑衅行动；这样，政府将尽可能地为他们考虑。
以前，蒋介石曾私下说过：“日本人是肌肤之病，共产党则是心头之患。”
即使在“新四军事件”之后，国共两党的关系仍在继续。
1942年3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此人在黄埔军校曾是蒋介石的学生）以共产党的名义提出了四条要求：
一、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而目前只是有限的容忍。
二、正式承认“解放”区的行政机构。
三、将八路军由三个师扩充到十二个师。
四、允许新编的新四军留在黄河以南，直至战争结束。
蒋介石拒绝了这些要求，但是一年之后，它们又被提出来了。
在新四军事件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桂林和昆明这类城市中势头越来越猛的反蒋活动。当时，委员长手下的桂林政府是由李济深主管的，这样，原来以香港为基地的左翼作家和剧作家便云集桂林。
李济深愿意为这些文化难民提供保护，他为他们找工作，给他们以财政资助。那时，欧阳予倩领导着省立戏剧艺术学院，他以前曾参加过福建省国民革命政府。在他的指导下，以反政府为主题的剧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尽管这些剧目没有对蒋介石指名道姓，但是观众一看就知道他是靶子。人们从秦始皇和曾国藩这类剧中人，看到了蒋介石的影子——前者是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后者是蒋介石十分佩服的一个十九世纪的军事政治家。对反蒋立场不加掩饰的杂志也如同雨后春笋。
但是，真正使蒋头疼的还是地下共产党。如杨刚女士、萨空了和金仲华等人，在美国战略情报处与美国驻桂林领事馆主办的鸡尾酒会上，他们都是常客。
后来，杨女士在1949年成了中共外交部对外政策委员会的副主席，萨空了当上了国务院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而金仲华则成了上海市的副市长。在1942年，他们为争取美国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党要求他们按“国际统一战线”的原则所做的一项工作。
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成了反蒋人士和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庇难所。虽然民主同盟一直到1946年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才公开活动，但1943年他们在昆明时就已经十分活跃。
民盟一些领导人物当时都在昆明讲学，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又在北京出现。其中有罗隆基，后来任北京的轻工业部部长，另一位是吴晗，后来任北京市的副市长，他的剧作《海瑞罢官》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民主同盟在昆明的其他人士还有闻一多和李公朴；后来他们两人都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云南省长龙云以前是个军阀，对于民盟在学生中的活动、他或表示宽容，或故意不管。后来，他也作为“民主人士”出现在北京。在西南联大，人们首先利用墙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批评，虽然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攻击蒋介石，但它们对整个重庆政府以及蒋介石信任的部下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在重庆，战略情报处（后改名为美国情报处）雇用了许多左翼人士。这些人在宣传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都把这里当作重要的消息来源地。
1941年4月，苏日签定了中立条约之后，日本人马上开始了他们那项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
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八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被迫减少了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部平原的出击，把兵力撤到了山西的高原以及山东的丘陵地区。
从1942年2月到9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春，他有系统地重建了全党的组织结构。
当毛泽东在北方巩固他的权力时，蒋介石的政权却江河日下。
委员长本人变得更专断、更难于接近，政府官员要见他得等几个星期，而且在越过了重重障碍之后，还要看蒋夫人是否在兴头上。
身为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实际上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操纵行政院，挟制立法院、绕过司法院。其实，这些机构只是摆设。
他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他把政府的事务分配到三个人头上：陈立夫管党务，何应钦管军事，孔祥熙主管政府的实际事务。这三个人每人代表一个派系，因为蒋介石的权术奥秘就是利用相互对立的不同派系。
人们一般都认为，在蒋委员长的三位心腹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陈立夫（多年以后我在台湾见到他时，他仍是位显赫的人物，虽然他已年迈）。他在本书中己经出现过。他有达官贵人的优雅气质：他的头发花白，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有点过早，但他双眼乌黑，炯炯有神。他坚决维护中国的传统，维护儒家思想，认为中国文化是至高无上的。对于他的智慧和精力，无人怀疑。
作为国民党的秘书长，陈立夫是战时中国的铁腕人物。他是蒋介石早年的保护者陈其美的侄子，他和哥哥陈果夫都是蒋介石的部下，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
他们兄弟两人掌握着所谓的CC系（中央俱乐部）。他们兄弟俩先后担任了一些重要的职务。如国内安全局（中统局）的局长、国民党的组织部长等。他们或单独或合伙给共产党和其他各种异已的力量造成很大的破坏。
陈立夫不仅比陈果夫小八岁，而且比息有肺结核的哥哥更健康，他还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育部长。他是捍卫“思想纯洁”
的无情卫士，把可疑的学生或教授送进监狱或送上刑场，从不心慈手软。
但是陈氏兄弟对自己要求很严，个人没有腐败行为，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权力，而不是金钱。
当了十四年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将军自然领导了另一支强大的派系，即军人集团。如果这一派能团结起来，本来是可以比目前更强大的。何将军代表着老一代的军人官僚，是他们使蒋介石得以掌握大权。但是，在这个派系中还有一个更年轻的派中派，他们对蒋介石比老一辈更加忠心耿耿，并下决心要扫除妨碍抗战的腐败无能的现象。这些年轻人被称为黄埔系，其中最有名气的是陈诚将军，他是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在国民政府逃到台湾之后，他担任副总统，主管推行了一项极为有效的土地改革计划。他身高刚过五英尺，体形瘦小，但精力充沛，在驻华的美国人中，他很快就成了一名受欢迎的中国军官。他二十年代毕业于保定军事学校，曾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年轻的黄埔教宫，黄埔系的其他成员都是在蒋介石任黄埔军校的校长期间从那里毕业的。
1944年，在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