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候这么个“女客人”，真把张春桥弄得苦不堪言。
她，“淌着心上的血”，“培育”着“革命样板戏”。张春桥这位“两出戏的书记”，笔不离手，本子不离手，只要她讲一句，他就记一句。每一回，张春桥向京剧院传达“江青同志指示”的时候，总是详详细细，一字不漏。
也真“难为”张春桥，在笔者所看到的各“样板戏剧团”整理的“江青同志指示”中，唯有张春桥来自整理的那几份最为详尽。
张春桥所整理的《江青同志对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指示》，长达万言，几乎达到“有言必录”的程度：
舞台调度，杨子荣一上来就来了个武生的亮相，这样不好。应该跟着锣鼓点子上来，吧相亮在报告、敬礼的地方，灯就打在他在脸上。
在李妻被土匪打死的时候，老太太要用低的声音喊出“孩子他娘……”这要过硬，声音低，又要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至。不能大喊大叫。
杨子荣可以从容地脱掉大衣。脱大衣要注意方法，不能顺便一放，杨子荣可以搞一个姿势，表现隐蔽自己。
白茹要急着去救孩子，可以用葡萄糖合炒面，给孩子吃。
演员中没有一个搓手表示天气冷的。
小分队要改名字，小分队是苏联的称号，当时东北常用的是剿匪队或追剿队。
光是“有言必录”、“句句照办”还不行。江青常常坐一个主意，站一个主意。
昨儿个这么说，今儿个那样讲。辛辛苦苦、战战兢兢的张春桥，少不了挨她的剋。
难忘、难忘，《智取威虎山》折腾了一年多，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再一次看了，竟批评起张春桥缺乏“牛劲”，使张春桥捏了一把汗！
江青那天的讲话记录，依然是张春桥整理的。她对上海“基地”的批评，火辣辣的：
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各方面进步很大，上海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但是，京剧弄不好，恐怕是：
一，劲头用得不对；
二，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三，缺乏点牛劲。
我是外行，但是还有点牛劲，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文艺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
不达到目的，难下火线。医生命令我休息，可是放不下心。……
《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
去年看还满新鲜，今年看，不新鲜了……
唉，唉，去年六月，毛泽东和江青看了《智取威虎山》，鼓了掌，说了好，和剧团合了影，张春桥喜开心。今儿个怎么“不新鲜”了？！她的讲话的口气，是那么的不满意。张春桥的脊背都冰凉了！
要知道，在那光度不足的剧场里，她一边看《智取威虎山》，一边喋喋不休地品头评足，那每一句话都变成文字，记在张春桥的本本上。她的每一条“指示”，张春桥都坚决照办。怎么又落了个“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过了四十天——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了京剧《海港》。
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剧组，又是泼了一通冷水，把张春桥弄得晕头转向。她的话，叫人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
“戏走了弯路。音乐听了四段，觉得喧宾夺主。细看下来，距离淮剧太远。我很纳闷，同志们说尊重我的意见，可实际上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其实我的意见很明确，曾和张春桥同志谈过……”
听到这里，张春桥的脑袋嗡嗡作响了。她的话已经明白不过，跟你“春桥同志谈过”，你“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
她像扫机关枪似的，一连串的批评：
“布景像鸡窝，没有一点黄浦江的气慨。”
“主角树得不够。”
“金树英（引者注：也就是后来的‘方海珍’）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怎么那样笑咪咪的样子！服装也不朴素，头发也不像样子。距离人物十万八千里，怎能谈到豪情壮志！”
“首先是剧本问题！”
“我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为什么把戏搞成这样？这个戏把我搞得糊涂得不得了！”
江青这两次发威，把“两出戏的书记”吓懵了！
天知，地知，张春桥心中的苦闷，倘若不是那天偶尔在老朋友面前泄露了一点点，有谁知晓？！
张春桥最为苦闷的是，他失去了他在上海的靠山——柯庆施。江青不论在批评《智取威虎山》还是批评《海港》的时候，都怀念着刚刚逝世的何庆施：
“何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
“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柯庆施之死
何庆施的溘然而逝，对于张春桥来说，忧喜各半：柯庆施一向是张春桥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张春桥失去了背后的支柱；但是，也正因为失去了柯庆施，江青“建设”上海“基地”，就倚重于张春桥了。于是，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以至后来借助于“一月革命”成为上海的“第一把手”。
柯庆施的死，非常突然。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音员低沉沉的声音，在全国成万上亿部收音机里响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句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当张春桥下台前夕，他所担任的职务，竟与何庆施去世时的职务一模一样！其中，只是因为“文革”中取消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故张春桥没有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之职；另外，“上海市市长”则改换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其余一字不差。正因为这样，说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这“取代”两字是非常准确的。
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柯庆施去世消息的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此后，新华社连日报道为何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十一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何庆施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
十三日上午，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何庆施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何庆施。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地位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他脱掉帽子，露出没有一根头发的秃头。在林彪右首，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
同日，华东六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分别在各自的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出席者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
可以说，何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柯庆施之子何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其实，柯庆施在一九六四年已发现患肺癌，在上海华东医院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的肺叶。不过，当时柯庆施的病作为“绝密”消息，连“柯办”的几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切除肺癌之后，何庆施的身体已很虚弱。一九六五年春，嫌上海太冷，他到广州疗养，然后又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成都休养的贺龙之邀，于三月二十三日前往成都。
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四川省委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在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何庆施。
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何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何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
夜十二点多，何庆施腹痛。柯庆施保健医生胡某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二时多，胡某挂长途电话给上海高于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棋，通报了何庆施的病情。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率队，飞往成都。
经过几天的抢救无效，柯庆施于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去世。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中国医学院副院长吴阶平教授专程从京飞往成都，主持抢救工作。在柯庆施死后，又主持了柯庆施尸体解剖和病症研究。经北京、上海、四川三方医师共同论定：
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文革”中，红卫兵的传单说什“柯庆施被‘走资派’谋害而死”，纯属子虚乌有之谈。张春桥曾派专人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欲加罪于参加抢救的上海医生，也因查不到任何真凭实据而罢休
提携于会泳
自从柯庆施死后，“女客人”接连来沪。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