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的人——放火把它烧了。大家认为不能再用竹子和茅草另盖房子了。这个学校是由苏曼先生和嘉斯杜白负责的。苏曼先生决定要盖一所“洋灰房子”，由于他的不倦的劳动，很多人和他合作，不久果然盖起了一所砖房子。现在就用不着担心这所房子会被烧毁。
这些志愿人员就这样用学校、卫生工作和医药工作取得了乡下人的信任和尊敬，从而也就能够对乡下人产生良好的影响。
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我想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置于一个永久基础上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志愿人员是为短期工作而来的，我又不能从外面再找一些人来补充，而永久性的荣誉工作者在比哈尔又找不到。我在三巴朗的工作一完成，当时在外面正在酝酿的工作便把我拉走了。虽然如此，在三巴朗几个月的工作是根深蒂固的，时至今日，我们在那里还可以看得见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发生着影响。
第十九章 遇到一个好省长
当我前面所说的社会服务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记录农民疾苦的工作同时也在进展中。成千上万人的谈话都被记录下来了，这当然不会毫无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民前来诉苦，这就增加种植园主的怒火。他们想尽办法来对付我的调查工作。有一天，我接到比哈尔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说：“你的调查已经拖得够久了，你现在还不结束这个工作，离开比哈尔吗？”
这封信的措词很客气，但是它的用意是明显的。
我回信说，调查势必延长，除非（直到）调查的结果使人民获得解救，我无意离开比哈尔。我指出，政府完全可以这样来结束我的调查工作：承认农民的疾苦是真实的并为他们解除这种疾苦；再不然就是承认农民已经提出一个案情，政府应当立即成立一个调查团进行调查。
省长爱德华·盖德爵士召见了我，表示愿意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请我担任委员。我弄清楚其他委员的名字以后，便和我的同事们商量，最后同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附有以下的条件：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可以自由地同我的同事们商谈；政府应当承认我虽然是委员会的一员，但仍然是农民的辩护人；政府还应当承认，如果调查的结果不能使我满意，我有自由领导农民，并劝告他们采取何种行动方针。
爱德华·盖德爵士接受了这个正当而合理的条件，随即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已故弗兰克·史礼爵士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委员会的调查是对农民有利的，委员会认为种植园主对农民的榨取是非法的，种植园主应该归还一部分榨取所得，而“三分田”制必须以法律废除。
委员会得以提出全体一致同意的报告书，土地改革法之得以按照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盖德爵士出了很大的力气。若非他采取坚定的态度，并且运用他所有的智略来处理这件事，恐怕报告书就很难求得一致同意，而土地改革法也不容易得到通过。种植园主们使出了他们非凡的力量。种植园主们根本不顾及报告，而对土地改革法提出顽强的反对，但是盖德爵士自始至终，坚持不渝，终于使委员会的建议得以完全实现。
存在将近一百年的“三分田”制就这样被废除了，而三巴朗的种植园主的“王国”也就跟着完蛋了，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现在多少可以抬起头来了，而靛青的污渍永远洗刷不掉的那种迷信也被破除了。
我的愿望是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再继续几年，多开设几所学校，更有效地深入农村。底子倒是准备好了，但是正如往常一样，上帝不允许我实现计划。命运作了另外的决定，把我赶到别处去工作了。
第二十章 和劳工接触
我在办理委员会的扫尾工作的时候，接到了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先生的一封信，告以凯达县的农作物歉收，农民交不起田赋，要我去指导他们。在我没有进行现场调查以前，我不想也没有能力和勇气提出意见。
同时安娜舒耶朋夫人来信说明了阿赫梅达巴劳工的情况。工资低，工人们早就要求增加，如果可能，我也愿意去领导他们。但是隔得这样远，即使是对于这件比较小的事情，我却没有信心去指导。于是我便抓住头一个机会到阿赫梅达巴去。我希望我能够很快地做完这两件事情，然后回到三巴朗去监督业已在那里开始的建设性工作。
然而事情并不象我所期望的那么顺利，我不能回到三巴朗去，结果，学校一个个关门了。我的同事们和我曾经建立了很多空中楼阁，此刻全都幻灭了。
除了农村中的卫生和教育工作外，理想中的工作之一就是在三巴朗展开护牛运动。我在旅途中，就已经看出护牛和印地文宣传早就是马尔瓦底人极为关心的事了。我在贝提亚的时候，有一个马尔瓦底朋友招待我住在他的“福舍”里。当地的其他马尔瓦底朋友的牛奶场则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我的关于护牛的思想已经明确地形成了，而这个想法到现在也还没有改变。我的意见是，护牛包括畜牧、改良牲畜品种、好好地对待耕牛、组织模范牛奶场等等。马尔瓦底的朋友们曾经答应过在这个工作上给我以充分的合作，但是因为我自己不能住在三巴朗，这个计划就没能实现。
贝提亚的牛奶场还在那里，可是并没有成为模范牛奶场，三巴朗的耕牛依然承担着超越其耕种能力的工作。而那些所谓印席教徒还在虐待不幸的牲口并且玷污他的宗教信仰。
这个工作之仍然不能实现，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每当我到三巴朗，听到马尔瓦底和比哈尔的朋友们温和的责备时，我想起了那些不得不突然放弃的计划，而深为叹息。
这样或那样的教育工作仍然在很多地方进行着。然而护牛工作的根底不牢固，因此并没有向预定的方向前进。
当凯达农民的问题还在讨论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着手处理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的事情了。
我的处境极为困难。纺织工人的问题很不好办。安娜舒耶朋夫人不得不同她自己的哥哥安伯拉尔·沙罗白先生作斗争，他代表着工厂老板同工人作对。我和他们两人的关系都很好，这就使我跟他们进行斗争更加困难了。我和他们商量过，并且建议他们将这个纠粉提交仲裁，可是他们却不承认仲裁的原则。
因此我只好劝导工人继续罢工。在这之前，我和他们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向他们说明，要求罢工胜利，应当具备的条件是：
1。绝不使用暴力，
2。绝不进行破坏，
3。绝不依靠施舍，
4。不管罢工多久，必须坚定不移，罢工期间，应当用其他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
罢工的领导人了解并接受了这些条件，而工人们则在一次大会上宣誓，除非他们的要求被接受，或者工厂老板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仲裁，他们决不复工。
我在这次罢工期间，结识了伐拉白·巴德尔和商卡拉尔·班克先生。安娜舒耶朋夫人我是早就认识了的。
我们天天在沙巴玛底河边一棵大树下同罢工工人开会。参加集会的工人总是成千上万的，我在发言中总是提醒他们的誓言和保持和平与自尊的责任。他们天天在市内的大街上举行和平游行，举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决不违言”。
这次罢工进行了二十一天。在罢工期间，我常常去找工厂老板商量，劝他们公正地对待工人。他们老是说：“我们也有誓言，我们和工人的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容忍第三者的干涉？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
第二十一章 学院一瞥
我在进一步叙述劳工纠纷的情况以前，有必要谈一下学院的情况。我在三巴朗的时候，无时不想着学院，有时我也到那里匆忙地看一看。
当时学院是在科赤拉布，这是靠近阿赫梅达巴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发生了传染病，我看到学院里的孩子们在遭到明显的危险。不管我们把学院里的环境搞得多么清洁，由于校外的卫生工作很差，我们不可能不受传染。当时我们既无力叫科赤拉布的人保持清洁，也不能为这个村子做些别的工作。
我们的理想是把这所学院搬到既离开城市又离开村子的安全地带，但是为了便于照管又不能离得太远。而且我们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们要有自己的土地。
我认为这次传染病是叫我们离开科赤拉布的一个明显的通知。阿赫梅达巴有一个商人潘嘉白·希罗昌德先生和我们的学院有过密切的往来，他常常以一种纯正无私的精神在很多事情上为我们服务。他很熟悉阿赫梅达巴的情形，主动要给我们弄一个适当的地方。我跟着他跑遍了科赤拉布的南北，到处去找土地，我向他建议在北面三、四英里的地方比较合式，他选中了现在这个地点。离沙巴玛第中央监狱不远，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坐监牢是奉行“非暴力抵抗”的人正常的命运。这个地点我很喜欢。而且我知道为兴建监狱而选定的地点，一般说来，是有干净环境的。
不到八天工夫，土地便买下来了。地上既没有房子，也没有树木。但是因为它位于河边而且是在荒野，倒也很有好处。
我们决定先住帐篷，搭一个铁皮厨房，然后再盖起永久性的房子。
我们的学院慢慢地成长起来了。这时我们已经有四十多人了，包括男女老幼。我们吃的是大锅饭。搬家的主意完全是我出的，搬家的事情照例留给摩干拉尔去干。
在我们还没有固定的住处以前，困难确实很大。雨季快到了，而粮食要取自四英里外的城市。土地本来是荒废的，蛇很多，同小孩子们住在这么一个地方，确是很大的冒险。我们的一般规定是不准打蛇，虽然我承认，我们谁都怕毒蛇，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不伤害毒蛇的规定大部分是我们在凤凰村、托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