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为后勤工作提出的任务说：“现代战争的后勤组织与工作，不仅是单纯组织物资和伤病人员的运输和分配，而且要与敌人的空降、轰炸作严重的斗争，要指挥防空兵、铁道兵、工兵和步兵的活动和作战。如果没有精干的、通晓战争知识、科学知识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是不能担任和完成这种严重指挥任务和补给任务的”。
第九，关于巩固国防和国防建设的若干措施问题。他在这项工作中，主要是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军事工作所遇到的几项迫切问题，提出一些原则的要求。这就是：国防部队与公安部队的分工问题；国防工程构筑问题（包括海防、边防的防御阵地，机场、码头、营房、各类基地、医院、军用铁路、公路、通信设施等）；兵工生产的计划和储备问题。
第十，关于党委领导和首长负责问题。这是在这次会议以前许多人认识上都不够明确的一个问题，包括彭德怀自己，在1953 年上半年也有过实行“一长制”的想法。经过一段研究之后，他才在报告里明确规定：“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员会集体领导和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并且对这一制度的含义作了详细的解释。
从以上十个方面的问题，不难看出这次会议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作用。
彭德怀报告之后，聂荣臻代总长就全军的组织编制定额等问题，作《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总结》报告，张宗逊副总长作军校与军训工作的报告，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作政治工作的报告，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作干部工作的报告。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
1954年1月26日，彭德怀代表主席团作会议总结，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次会议是我军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他列举会议最主要的几项收获是：明确了军事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明确了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道路；明确了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开展了热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低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重要转换时期，这次会议起到了统一思想、整齐步伐的作用，成为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开端，解放军在发展史上进入新历史时期。
第27章 势在必行的改革
1952年11月13日，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传达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决定。他说，在昨天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已经确定，军队在1954年1月要准备实行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和军衔制度（后来又增加颁发勋章、奖章制度，合称“四大制度”）。他解释说，实行这些制度，对我军来说，是一项重大改革，也可以说是“我国当前国防建设的根本起点”。军委应当召开专门会议详细讨论一下具体准备工作。
几天过后，彭德怀便召开了准备工作会议。会场上的气氛异常活跃，大家争先发言。从当时的发言纪录可看出与会者的心情：
“如果不是抗美援朝战争，这些制度早该实行了。”“现在我们有了全国政权，我们的军队己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常备军，再不能象过去那样，上级既不发武器弹药，又不发薪饷粮袜，一切东西都叫部队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军队同外国的来往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不方便。1951年开始在板门店同美国人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为了和对方平起平坐，只好临时给谈判代表安上一个头衔，叫某某将军，某某上校，往后总不能一直这样干吧！”“战争年代，军队干部不结婚，大家没有话说。长征时，当军团长的都不结婚，下边干部自然更不敢去想。可到了后来就不行了，解放战争末期，军队一住下来思想问题就多了。当时对干部结婚严加限制还有道理可讲，现在军队干部跟地方干部去比，连限制结婚的道理都不好讲了。”
大家对于军队实行几项制度改革，不仅一致赞扬，而且表现出异常的迫切感。
讨论到最后，彭德怀说，大家的意见很对，我们有些旧的制度不改革，已经不利于今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应付现代战争。但是，要建立这些制度，首先要收集资料，研究情况，起草条例等，工作量很大，涉及问题很多。这些工作须由各主管的业务部门负责去做。为了加强领导，军委决定聂荣臻担任军衔实施委员会主任、兵役法委员会主任和编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担任薪金委员会主任，张宗逊担任勋章条例委员会主任，贺龙负责军服样式和军衔标识符号的研究审定。
最初，大家对于这些制度的改革，包括彭德怀自己，设想的进程都比较快速，后经深入研究，意识到这些制度的改革牵涉很广，而且又相互联系。实行义务兵役制和颁布兵役法，应当以宪法的规定作依据，但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还在草拟中，尚待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兵役法的颁布要在宪法之后。而不实行义务兵役制，则军队的薪金制也不便付诸实施。因为军队实行薪金制的是军官和工薪制职员，义务兵仍然需要实行供给制，即只发给少量津贴费。可是当时部队由于长期战争的原因，许多排长（军官）与副排长、班长、老战士等士兵相较，无论在资历方面，还是在革命贡献方面，并无很大差别。如果排长拿薪金并按照规定允许结婚，而对副排长、班长和老战士这些志愿兵的实际情况不加考虑并作适当处理，就会引起很多矛盾，难以解决。而军队的薪金制如果不能及早实行，则军队中广大干部的结婚问题和赡养亲属等问题，又都难以解决。
因此，选择最适当的次序，争取尽早实现这些制度改革，解开这个连环扣，在当时就成为彭德怀必须解决的难题。彭德怀认为，最迫切需要的，是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他说：“现在团、营、连干部很困难，非解决不可，薪金制在明年的征兵制前后搞，军衔制也是有联系的，急需办的是薪金制。”在这之前，军队的官兵，全部是供给制。而在地方上，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工作的党政干部是供给制。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部门中的留用人员和各种行业中的职工都是薪金制。这种供给制与薪金制并存的状况，不仅在地方党政系统中造成许多不合理现象，而且对军队的干部也产生很重的影响。周恩来总理在1949年12月全国农业、钢铁、航务会议上讲：“现在还不能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原来是薪金制的也不能改为供给制。两者比较，收入是不平等的，但我们不能不要求实行供给制的同志多忍耐些，政府知道他们的家庭困难，也正在设法解决一些必须解决的困难。”
彭德怀急于把军队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也是这方面的原因。他在1953年9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里说：“不实行薪金制，则广大的下层干部生活已难以维持，亦难以巩固在军队工作的意志（一个营长的伙食加津贴48万元，只等于火车上一个新参加的乘务员的薪金，等于一个较好的雇用炊事员的薪金，低于汽车司机的薪金）。供给制不废除，则各种标准制度都难以确立，一切均以人口计算，且对干部缺乏约束和鼓励的作用。”熟悉部队情况的彭德怀，对于下层干部的困难深为关切，焦急之情，溢于言表。薪金制条例，在1954年初高干会讨论后，经过反复修订，已趋成熟。但因老兵未作妥善安排和处理，仍不能施行。于是彭德怀同聂荣臻等商讨后，在1954年7月20日向中央提议，在兵役法颁布前，可宣布老兵在3年内分批复员完毕，老兵有了指望，就会安下心来。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国务院和军委又就安置无家可归的老兵问题发出指示，老兵的思想问题可获解决。随后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11月19日由彭德怀签发国防部命令，宣布在1955年1月1日军队开始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
彭德怀在建立军队薪金制的指导思想上，系本着低薪制的精神，本着有利于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团结的精神。1953年1月2日，他对总后勤部提出三条原则：一、陆军排长的月薪不少于60万元，不超过80万元；二、各级之间不要相差太多；三、要照顾国家的财政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彭德怀提出薪金标准的起点，陆军排长月薪不少于60万元，不超过80万元，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当时地方上一个普通汽车司机的工资是60万元，城市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一般是12万元，按赡养3至4个亲属计算，每月60万元并不算多，他在提出这个标准之后，还亲自向下边征求过意见。
彭德怀要求薪金的级差不要太大，要照顾国家财政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更多的是从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政治影响来考虑的。他认为薪金制有巩固军官在军队工作的作用，有鼓励军官上进心的作用，但他更清楚人民解放军军官的上进心，主要是建立在政治觉悟的基础上的，提高政治上的自觉是主要的，用一定的物质鼓励上进只是辅助的。他在讲话中经常谈到，军队的薪金制度要符合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这种按劳分配，在军队中还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按劳分配，而只具有相对意义。彭德怀于1957年3月4日在总高级步校说，我们都打过仗，哪有一个人能打胜仗的，这要靠集体力量和集体智慧，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大才，是唯心主义。他还经常提起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同志，他说，论贡献是他们的贡献最大，但他们既没有拿过薪金，又没有带上军衔。因此，他所主张的各级军官之间薪金的差额，以至于军官与地方干部之间薪金的差额，更着重于政治上的考虑，其目的是在于防止上级脱离下级，军队脱离人民，保持上下级之间的一致和军民一致的传统。
195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