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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作者自己。作者写本书时正流亡国外，其时路易一菲力浦在英国死去已十年。
四基础下的裂缝
在路易一菲力浦当政的初期，天空已多次被惨淡的乌云所笼罩，我们讲述的故事即将进入当时的一阵乌云的深处，本书对这位国王，必须有所阐述，不能含糊其词。
路易一菲力浦掌握王权，并不是他本人直接行动的结果，也没使用暴力，而是由于革命性质的一种转变，这和那次革命的真正目的显然相差太远，但是，作为奥尔良公爵的他，在其中绝无主动的努力。他生来就是亲王，并自信是被选为国王的，他绝没有为自己抢来这一封号，他一点没有争取，别人把这称号送来给他，他加以接受便是了。他深信，虽然是错的，但他深信授于是基于人权，接受是基于义务。因此，他的掌权是善意的，我们也真心诚意地说，路易一菲力浦享有国君之位是出于善意，民主主义的进攻也是出于善意，各种社会斗争所引起的那一点恐怖，既不能归咎于国王，也不能归咎于民主主义。主义之间的斗争有如物质间的斗争。海洋保卫水，狂风保卫空气，国王保卫王权，民主主义保卫人民；相对抵抗绝对，就是说，君主制抵抗共和制；社会常在这种斗争中流血，但是它今天所受的痛苦将在日后成为它的幸福；并且，无论如何，那些进行斗争的人在这里是丝毫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两派中显然有一派是错了，人权并不象罗得岛的巨像①那样，能脚踏两只船，一只脚踏在君权方面，一只脚踏在共和方面；它是不能分开的，只能站在一边；但是错了的人是错得光明的，盲人并没有罪，正如旺代人不是土匪。我们只能认为这些激烈的斗争是由于事物的必然性。不问这些风暴的性质如何，其中的人负不了责任。
让我们把这一论述说完。
一八三○年的政府立刻面对困苦的生活。它昨天刚出生，今日就得战斗。七月的国家机器还刚刚建立，装配得还很不坚固，但已感到四处潜藏着拖后腿的力量。
阻力在第二天就出现了，也许在前一天便已存在。对抗势力日复一日地壮大起来，并且暗斗变成了明争。我们已经说过，七月革命，在法国国外并没有受到君王们的欢迎，在国内又遭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上帝把它明显的想法通过各种事件揭示给人们，那本是一种晦涩难懂的天书，人们拿来马上加以解释，解释得潦草不正确，尽是错误、漏洞和反义。很少人能理解神的语言。最聪明、最沉静、最深刻的人逐渐加以分析，可是，当他们把译文拿出来时，事情早已定格了，公共的广场上早已有了二十种解释译本。每一种译本产主一个党，每一个反义产生一个派，并且每一个党都自认为掌握了唯一正确的译文，每一个派也自认为光明站在自己的一边。
当权者本身往往自成一派。革命中常有逆流而上的人，这些人全属于旧党派。旧党派认为他们是为上帝所恩宠的，因而拥有继承权，他们认为革命是由反抗的权利产生出来的，他们便也有反抗革命的权利。错了，因为，在革命中反抗的不是人民，而是国王，革命恰恰是反抗的反面。任何革命都是一①公元前二八○年在希错罗行岛上建成的一座太阳神青铜塑像，高三十二米，耸立在该岛港口，胯下能容巨舶通过。公元前二二四年在一次大地震中被毁。
种正当的事业，它具有它本身的合法性，有时它可能被假革命者所玷污，但是，尽管被玷污，它仍然要坚持下去，尽管浑身都是血，也一定要存活下去。革命不是因偶然事件出现的，而是因需要出现的。革命是去伪存真。它是因为迫不得已而发生的。
凭着对谬误的理解所产生的全部愤恨，旧正统主义派对一八三○年革命大肆攻击。错误的见解常是最好的炮弹。它能巧妙地击中那次革命的要害，击中它的铁甲的弱点，击中它缺乏逻辑的地方，正统主义派抓住了王权问题来攻击那次革命。他们吼道：“革命，为什么要这国王？”瞎子也真能瞄准。这种言论，也是共和派经常发出的。但是，出自他们，这吼声便合情合理。这话出自正统主义派的口是胡说，出自民主主义派的口却是真理。一八三○曾使人民破产。愤激的民主主义要向它兴师问罪。夹在来自过去和来自未来的势力之间，七月政权艰难挣扎。它代表若干世纪的君主政体和永恒的人朽之间的那一瞬间。另外，在对外方面，一八三○既已不是革命，并且变成了君主制，它便非跟着欧洲走不可。要保住和平，问题就更加复杂。与潮流相背，倒转去寻求融洽，往往比进行战争更为棘手。从这种经常隐忍而不全吞声的暗斗中产生了武装和平——一种连文明本身也不相信的殃民之法。七月王朝毫无办法地象一匹烈马在欧洲各国内阁所驾御的辕轭间扬起前蹄打蹦儿。梅特涅一心要勒紧缰绳。在法国七月王朝受到进步势力的推动，在欧洲它又推动那些君主国，那伙走得慢吞吞的动物。它被拖，也拖人。
同时，在国内，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贫困、无产阶级、工资、教育、刑罚、卖淫、妇女的命运、财富、饥寒、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币制、信贷、资本的权利、劳工的权利等，情势极其危险。
在真正的政党之外，还有另一种动态。和民主主义的酝酿遥相呼应的，还有哲学方面的酝酿。优秀的人和普通群众都感到困惑，两者虽不相同，但同在困惑中。
有些思想家在思索，然而土地，就是说，人民大众，受到了革命浪潮的冲击，却在他们之下，被一种难以言明的癫痫震荡着。这些思想家，有的单干，有的合成一派，并且几乎结为团体，把各种社会问题冷静而深入地揭示出来；这些顽强的无动于衷的地下工作者，把他们的坑道静静地越挖越深入，直到接近火山，几乎不为潜在的震荡和隐隐约约的火焰所动遥那种平静是那动荡年代颇有美感的景象。
那些人把各种权利问题留给政党，他们最关心的是幸福问题。人的福利，这才是他们主张社会要特别重视的东西。他们把农业、工业、商业除物质问题提到了几乎和宗教同样高贵的地位。
认为文明的构成，成于上帝的少，成于人类的多，而各种利益都以某一种动力的规律彼此结合、汇集、掺和，从而构成一种真正坚硬的岩石，这些都由那些经济学家——政治上的地质学家反复地探索与研究过。
他们试图使人类无上幸福的源泉从那种岩石中源源喷出，这些人聚集在不同的名称下面，但一律可用社会主义者来称呼他们。
他们的工程包括一切，从断头台问题直到战争问题等等，在法兰西革命所宣告的人权之外，他们还加上了妇女的权利和儿童的权利。
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由于诸种缘由，我们不能在这里就社会主义所提的各种问题从理论上详论，我们只打算略提一下。
社会主义者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如果把那些有关宇宙形成学说的幻象、梦想和神秘主义都撇开不谈，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生产财富。第二个问题：分配财富。
第一个问题包括劳动问题。第二个包括工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力的使用。第二个涉及享受的分配。从对劳力的合理使用中产生大众的权力。从享受的合理配给中产生个人的幸福。
所谓合理的配给，并非平均的分配，而是公平的配给。最首要的平等是公正。
把大众权力和个人幸福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便产生了繁荣的社会。繁荣的社会是指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强大的国家。英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它出色地创造了财富！但分配不恰当。这种只完成一个方面的解决办法必然把它引向这样两个极端：极度丑恶的豪华和极度丑恶的穷困。社会财富归于几个人，全部贫乏归于其余的人，也就是说，归于人民大众；特权、例外、垄断、封建制都从劳动中产生。把大众的权力建立在个人的穷苦之上，国家的强盛根植于个人的痛苦之中，这是一种虚假的、危险的状况。这是一种没有组织好的强盛，这里面只有全部的物质因素，却没有一点儿精神因素。
共产主义和土地法以为能解决第二个问题。他们也错了。他们的分配扼杀生产。平均的给予便没有了竞争。从而也取消了劳动。这是那种先宰后分的屠夫式的分配方法。因此，社会不应该采取这种自以为是的办法，扼杀财富并不是分配财富。
这两个问题必须同时解决，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两个问题必须合并成一个来加以解决。如果只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你将成为威尼斯，你将成为英格兰。你将和威尼斯一样只有一种虚伪的强大，或是象英格兰那样，只有一种物质上的强大，你将成为一个恶霸。你将为暴力所灭亡，象咸尼斯的未日那样，或将为破产所灭亡，象英格兰的将来那样。并且世界将叫你死亡，叫你倒下，因为凡是专门利己，凡是不能代表人类的一种美德或一种思想的东西，世界总是要叫它们倒下去、灭亡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到了威尼斯和英格兰，我们所指的不是他们的民族，而是他们的社会结构，指高踞在那些民族之上的寡头政治，而不是那些民族本身。对于那些民族，我们始终是尊敬、同情的。威尼斯的民族必将再生，英格兰的贵族必将灭亡，英格兰的民族却是不朽的。在说了这话以后，让我们继续谈。
要解决那两个问题，鼓励富人，保护穷人，消灭贫穷，禁止强者对弱者所进行的不合理的剥削，煞住走在半路上的人对已达到目的的人所怀的不公正的嫉妒，精确地并有情义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