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我发现*的这个说法与广东改革开放实际不符。照搬*这个说法，对发展经济、对改革开放只会起束缚作用。我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叫什么呢？我当然不同意叫资本主义，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但这个概念很敏感，政策不允许，又不符合*经典理论。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我，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你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当时我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自己长期研究和创新的理念，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计后果呢？我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学校也没法解决，最后还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都知道，任仲夷书记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他1980年到广东，来之后遇到了难题，因为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8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广东社科界研究。那时我没参加有关会议，我还只是一个研究生嘛。但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我正好研究这个题目啊。于是我从毕业论文中抽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那一章的打印稿，没有作任何修改，用信件单独寄给任书记。我的研究生论文9万多字，这一章大概近万字。
陈：是用平信还是挂号信寄？
郑：平信。信封写上“广东省委任仲夷书记收”，贴了一张8分钱的邮票，就寄出去了。
陈：你为什么要选择直接寄送给任书记呢？
郑：为什么我要直接寄给任书记？因为当时我的印象中有这么一件事，听说中国社科院比我早一届的两个学经济的研究生来广东调研，任书记亲自接见他们。这让我很意外也很感动，我想，堂堂省委第一书记，原来这么平易近人，连研究生调研也接见，那我为什么不试探一下，看看我的论文能否引起书记重视。
当时对这事，我是既抱希望又不抱希望。抱希望是因为我认为，要是任书记能看到我的文章，那么它应该有参考价值，对解决广东的现实问题应该有作用。不抱希望是因为任书记肯定忙，一封平头老百姓的普通信件，他未必能看到。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到一个星期，任书记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不是直接打给我本人，是打到我们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办公室的。任书记说找郑炎潮，办公室主任说小郑不在，有事我们转告吧。任书记说不行，这事没法转告，一定要和小郑本人谈谈。任书记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主任，要我晚上跟他联系。 。 想看书来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4）
我当天晚上就直接与任书记电话联系。电话拨通，我问你是任书记吧？他说是啊。我说我是郑炎潮，你打电话找我啊？他说，是啊，我打电话找你找不到啊。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的论文，我收到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好，我想约你谈谈这个事，你有没有时间来？我说可以啊，我也想请教你啊。他说明天来吧，怎么样？我接你过来。我说，不用接，我自己坐车就行了，我知道你在省委。他说，你不用自己来，我派车接你。他好像很为难，说是他请我的怎么能让我自己去。但我不想来一辆省委的专车到学校接我，我不想惊动大家，想低调一些。于是我坚持自己去，说不用劳烦你。任书记只好同意了，并告诉我下午3时在省委办公楼三楼他的办公室等我。
按约好的时间，第二天下午2点半快3点钟的时候，我赶到省委，跟门卫说任书记约我来的，门卫就把我放进去了。我直接就到了任书记的办公室。
陈：他的办公室没有别的人？没有秘书把关？ 郑：没有别的人，我直接就找到他了。他要我先说说论文的基本观点，我就把论文主题结合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作了一个简单的陈述。然后任书记讲话，他的大意是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扶持？还怎么发展？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该叫什么？他们也没想好，也还没有制订新的政策和办法。他说，刚好这个时候看到你的论文，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正在苦恼着啊，个体经济超过了*的“8个规定”，我们不好坐视；但如果我们管错了，又会压制新生力量，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损失。你这个“私营经济”的概念提得好，它不属于传统的公有经济范畴，但又不是资本主义的，按你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构成，并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辅助和补充”，它不但没有损害社会主义反而发展了社会主义，那么它当然是有益的，当然不能够约束它，它该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所以你的论文非常好，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最后，任书记鼓励我继续研究。他非常理解搞社会科学的难处。用他的原话就是，“在中国搞学问不容易”，“有风险”。当时我的论文还没有答辩，但导师已经提醒我有麻烦。我没给任书记讲这事，但任书记好像知道似的。他说：“你搞这个有风险，你已经超出了*的书本，人家说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说你反*你就成了反*。”我说，我没有反啊，我说*也主张解放生产力，列宁还有“新经济政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呢？他说，你这个比较好，但真做学问，终究是有风险的。不过你不要怕，时代在进步，你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准了方向就要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追求，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在广东，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一个是我的精神导师卓炯，再一个就是任仲夷。转眼20多年过去，两位恩师一个已经故去，一个还在世但已是风烛残年。真是岁月无情。但无论岁月怎样无情，两位前辈的人格和精神会激励我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5）
陈：任书记跟你的谈话持续了多少时间？
郑：任书记跟我谈话，开始时不到下午3点，谈到下午5点。后来他说，小郑我要处理个事，你再和我们政策研究室的雷宇同志谈一谈，我就失陪了。雷宇是从辽宁跟他来的，他从辽宁来广东别的什么人都没带，就带了个雷宇，安排在政策研究室当主任。他把雷宇介绍过来，我跟雷又谈了将近一个小时。
陈：那么在他接见之后，你的毕业论文就很顺利地通过了，没什么阻力？
郑：对。本来有麻烦，但任书记接见之后，导师对我的看法改变了，并且有些领导放了一个风，说我们学校培养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生。我的毕业论文因此顺利通过。
陈：一次接见改变了你的毕业论文的命运，也改变了你一生的命运。
郑：是的，如果没有任书记的接见，毕业论文通不过，那我就不能毕业，就没有人敢要我了。当然也有出路，但肯定没有学术上的出路，我的研究生涯也许就此终结了。
陈：后来还同任书记有联系吗？
郑：有，后来我们还会面过两次，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2000年2月。
陈：都谈些什么内容呢？
郑：1988年，我听说他身体不太好，去看望过一次，问候性地说些保重之类的话就走了。2000年2月，由原广州市市长杨资元安排我和任书记在广东大厦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俩人回顾了“私营经济”从不允许存在，到概念提出和转为政策扶持，到现在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短短20多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三大群体推动广东改革郑：刚才谈的是决策者，现在回到学术界，谈谈卓炯。卓老是广东理论界先驱，是我们广东理论界80年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全国的旗帜之一。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8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我国突破计划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卓老是我的授课老师，主讲《资本论》，开专题讲座。
陈：当时他带几个研究生？像不像现在有些导师动不动就带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研究生？
郑：没有的事。那时我们经济学专业总共才6个研究生。我的论文也得到卓老的指导，所以说卓老是我经济学研究的启蒙老师之一。我跟卓老感情很深，研究生毕业我分到广东省社科院，就是他把我要去的，在他的主管和指导下进行研究。当时可以留校，或者去政府部门和大企业，但我还是选择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其实在学术上我跟卓老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卓老对我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学术，而是人格。他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人格和学者品格影响我。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人格。
照我的看法，广东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大致有三个群体：一是以任仲夷、习仲勋、袁庚、梁湘为代表的政治家，他们有思想，敢创新，负责任；二是以卓炯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工作者，他们大胆探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探索多元经济成分、探索对外开放理论，使广东理论界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处于超前地位，不断有新理论为改革开放先行作决策参考；第三是企业家，个体企业家、私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各种非主流企业家、非公有制企业家及国有企业家，他们改革探索，不断创新，为广东理论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实践的活水。三大群体联手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广东才有今天，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基本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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