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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小传
霍英东可能是改革开放30年里和大陆关系最近的香港巨商。在2006年10月28日去世的时候，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隶属“党和国家领导人”。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在1920年代，霍英东出生在香港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他幸运的是，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
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万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万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当时中美开战，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大陆的惟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是仍然是一条最可能向大陆输送物资的管道。1995年，霍英东在接受冷夏采访时，第一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等，但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
1950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花繁叶茂”，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跌宕，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在三十多年里，霍英东先后涉足香港房产、澳门娱乐业、船务运输等领域，胆大心细，敢于一搏，在水深洋大处造大船，谋大业，自然成就出一番旁人不及的事业。
但霍英东成了香港商人中在大陆获得最高政治地位的人和享有最高知名度的人之一，并非因为财富之巨，而是其对中国改革事业的投入。
1978年，中国陡开国门，中央政府曾经希望借助外来资本改造近乎瘫痪的国民经济，故而将深圳辟为特区，在华南开设多个开放窗口，而香港商人也不辱冀望，满怀激情，纷纷跃跃欲试。霍英东们的时代在此刻展开新的翅膀。
1979年1月，56岁的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双方同意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由霍英东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以后又延长5年）。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这是建国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不过对霍英东来说，慈善和体育才是他在大陆最为长袖善舞的领域。据最新的披露，他先后投入了40亿元用于各类慈善事业，这在众多巨商中应名列前茅。他对于祖国体育事业的热衷更是让人津津乐道。1974年，中国想要重返国际奥委会，便请动时任国际足联执委的霍英东帮忙，霍多次往返国际奥委会总部以及相关国家之间，四方斡旋出力颇多。为了奖励奥运夺金，他专门设立基金会，宣布向每名金牌选手馈赠一枚重达1公斤的纯金金牌，单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就颁出奖金3259万港元。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年事已高的霍英东竟激动得夜不能寐，深夜索性跳进游泳池里去“降温”。
霍英东祖籍番禺，在生命的最后十八年，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番禺最南端的一个叫南沙的小岛开发上。他修轮渡、建公路、平耕地，先后投入40多亿元，以霍家一己之力硬是把南沙建成了一个滨海花园小城市。
他的南沙项目在商业上曾被认为是一个“乌托邦”，十余年中，只有支出没有收入，他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也颇为别扭，但尽管如此，这位号称“忍受力全港第一”的大佬却始终不愿放弃。在2003年前后，霍英东更是大胆提出以南沙为依托，打造粤、赣、湘“红三角”经济圈的概念。其视野、格局之大，已非寻常商人所为。而他晚年执著于南沙，则可能已超出了牟利的意义，而更多的带有济世的情怀了。
下文为1986年起担任白天鹅宾馆总经理的杨小鹏对旧时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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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鹅的孕育
在到白天鹅宾馆工作之前，我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广东分社工作。我为什么会从国际旅行社调到这里呢？我是学外语出身的，在旅行社经常负责接待外国人。接待老外的时候，我老是碰到找不到合适酒店的难题。事情通常是这样的，客人已经到了飞机场，还不知道住哪个酒店。我们只能是带着他在广州市兜圈。那时也还没有手提电话，只能在兜圈的间隙偷偷地去打公用电话，问同事怎样了，若是番禺可以了就开着车到番禺去了。这样做当然令客人生气。后来我调到了后勤。当1982年白天鹅快建成时，我就想既然不搞外语了，形势需要干宾馆业，我就主动申请到白天鹅宾馆工作。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正在筹建的白天鹅宾馆。白天鹅宾馆的兴建在当年广州乃至中国，都是一件具有标志性的轰动新闻。早在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就制订了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据说邓小平是把抓涉外旅游酒店作为复出后的大事来抓的，以涉外旅游酒店的兴建作为中国打破封闭走向世界的起点。
1978年7月，国家旅游局局长就在广州约见了霍英东先生，说要他带个头合资在北京或者广州建设一家有1000个客房的现代化大酒店。因为霍先生祖籍广东番禺，知道广州很需要新建高级酒店，他便选择了广州。据霍先生讲，在此之前他对投资酒店业并不熟悉，虽然他投资的中山温泉宾馆已经在筹建，但对1000个房间的大宾馆并无经验，于是霍先生提出捐赠半个宾馆，500个房间。后来听说广东省省委书记习仲勋、省长刘田夫等领导，都认为捐赠的形式不大好。本来希望港澳同胞、华侨和海外华人都来国内投资的，你霍英东一来带头捐赠，让人以为共产党开放是为了“要钱”，所以坚持合资或合作。
谈过几次之后，1979年1月，霍英东先生与彭国珍先生，在葡京酒店和以广州市副市长林西先生为代表的代表团，签订了“白天鹅”的投资意向草案。这个草案是以后各类会谈的基础，随后的谈判除了作过细节调整之外，基本精神没变。
当时的广州还有两家在谈，关于中国大酒店的筹建是在和李嘉诚、胡应湘在谈，关于花园酒店的筹建是在和利铭泽、李兆基等七大财团在谈。这两家也属于国家计划中的八家中外合资酒店，但在国家计划建设的八家中外合资酒店中，白天鹅宾馆是第一家签署合作意向的。霍先生开了这个头之后，其他商人纷纷开始进一步行动。
霍先生个人投资5000万港币之后，在经营过程中又捐赠给宾馆约4000万港币。他多次表示，从个人立场来说，绝不计较将来利润的多寡，投资的全部收益将用于国内的再投资，或捐赠给有关部门，用于教育、医疗和其它公益事业。霍先生曾经说过，自己投资白天鹅宾馆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外国对中国有信心，让宾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他说一个外国人，来中国下了飞机场就从飞机场到酒店，飞机在路上他可以忍受，可一旦到了酒店之后，酒店的水平就代表一个城市的水平，代表一个国家的水平，所以说搞好白天鹅宾馆是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水平、一个国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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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沙面，“三自”为本
在与大陆签署合作协议之后，霍先生开始选地。广东省政府给他几块地供他挑，一块是现在中国大酒店那块，第二块是花园酒店的那块地，还有一块就是现在白天鹅所在的沙面这块。世界酒店业有一句名言：建设酒店的时候第一是地点，第二是地点，第三还是地点。因此酒店选址非常重要。
霍先生就考虑了，拿中国大酒店那块地来说，虽然距离火车站和飞机场都很近，赚钱是容易，但要在政治上有影响就难了。你想各国嘉宾每到一个国家，都希望住在最具这个国家地理特点和文化特点的酒店。如果人家一下飞机，就住在闹哄哄的市区，能感受到多少广州风光呢？所以霍先生很快就否决了这块地。
再拿花园酒店这块地来说，这块地当时是东风大队的菜地。广州市民如果没有菜吃是要造反的，三天不吃青菜就要造反。比如现在天一冷，一下雨，菜价一上涨，市民就怨声载道，所以他不愿用老百姓的菜地。最后他看中了沙面这块地。沙面在珠江江畔，风景优美，绿树成荫，常年花香鸟语。霍英东过去是搞海上运输的，他觉得这块地不错，紧跟着到湄南河的曼谷东方酒店看了一下，他们是靠在湄南河旁边盖了一个酒店，所以他觉得应该把地点选在这里。之所以选中这里还有一点，这里曾经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很多外商对这里很熟悉。当时在沙面可以看到一栋栋在绿树掩映之下的欧陆风格的楼房，历史上沙面曾经是外国的租界和外国驻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