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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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论概略-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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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是得其所哉,但这并不是他亲自把原来的低湿地方用土堆成干燥的高地,所以,湿地依旧是湿地,与他目前所处的干燥的高地相比,其间仍然存在着界限,上下的差别丝毫没有改变。犹如,从前尾张地方的木下藤吉,虽然当上了太阁,可是尾张的人民依旧是从前的农民,情况并没有改变。藤吉只是脱离了农民,加入了武人集团而已。藤吉的飞黄腾达也只是他个人的飞黄腾达,并没有普遍地提高农民的地位。这种情况固然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使然,不应以今天的眼光加以评论,即使评论也毫无益处。不过,假设藤吉处在昔日欧洲的自由城市,市民一定不喜欢这位英雄的作为。或者假设藤吉生在今天,作他过去所作的事,并且使那些独立的市民也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评论藤吉的事业时,恐怕这些市民一定要认为藤吉是个没有情谊的人,并且要骂他是不管故乡,背弃农民伙伴,只贪图个人名利而投靠武门的人,而唾弃他。毕竟藤吉和这些市民观点不同,尽管在行为举止的粗密宽严上有相似之处,但自古至今不论时势如何,社会形态如何,二者始终是不能相容的。十三四世纪,在欧洲盛极一时的独立市民,在行为方面虽然也有些粗暴过激或固陋、愚蠢的地方,但他们决没有依靠别人。他们致力于商业,为了保护商业还设置了武备,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到了近代,英法及其它各国的中产阶级,逐渐富裕起来,品行也随之提高,虽然在国会等场合,常常争吵不休,但并不是为了夺取政府的权力来压制人民,而是为了保全自身的地位利益,竭力反抗别人的压制而已。所谓地位利益,从地方上说,就是地方利益(Local interest),从职业上说,就是阶级利益(Class interest)。根据个人居住的地方或同业关系,而提出各自的主张,保护各自的利益,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但是,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只知趋炎附势,企图依靠别人谋求权势,否则,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后尘,即所谓“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极,这与西洋人独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在古代的中国,楚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就说道:“是可取而代之”;汉高祖看到也说:“大丈夫当如斯也”。现在分析这二人的心理,则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而痛恨秦始皇的暴政,实际上不过是以这种暴政为可乘之机,想要逞其个人的野心,夺取秦始皇的地位,作秦始皇所作的事罢了。也许其暴虐的程度没有达到秦始皇那样,但这也不过是懂得笼络人心,手段比较巧妙而已,至于集权专政统治人民这一点,秦始皇与汉高祖之间毫无二致。在我国,自古以来所谓英雄豪杰人物,固然不少,但从他们的事迹来看,不是项羽就是高祖。有史以来,在日本全国,象独立市民所作的那样事迹,连作梦也想象不到(国民不重视自己的地位)。
  宗教是支配人类心灵的东西,本来应该是最自由最独立丝毫不受他人控制丝毫不仰赖他人力量而超然独存的。但是,在我们日本则不然。虽然有人说我国的宗教有神道和佛教两种,但神道始终未能形成宗教的体制。即使在古代有过这种学说,但是早已被吸收到佛教里去,几百年来,从未显露过它的本色。近来,虽然偶尔听到神道这个名称,但也不过是在政府的变革时期,假借王室的余威,想弄一点微不足道的运动而已。这只是一时的偶然现象,照我看来,不能认为它是一个固定的宗教。总之,自古以来,构成日本文明的一部分的宗教,只有一个佛教。但是,佛教从一开始就站到统治者的一边,并依靠了他们的力量。古来日本虽然出现了不少所谓名僧,有的到中国取经,有的在国内创立新派,建立佛寺,教化人民,但大部分都是想博得天子或将军的恩宠,假借他们的势力来传播宗教,甚至还有人以接受政府的爵位为荣的,如任命僧侣为“僧正”、“僧都”等职位就是一例。最早在“延喜式”①里,就曾规定,“僧都”以上准于三品。而在后醍醐天皇建武2年的诏旨里,曾规定大僧正准于二品“大纳言”,僧正准于二品“中纳言”,“权僧正”准于三品参议(据《释家官班记》)。根据这种情况,可见当时的名僧也是身兼朝廷的官职,并以其职位与群臣争班次的上下,以席位的高低为荣辱的。因此,日本自古以来虽有宗教,但没听说有过独立的教权。如果现在要了解实际情况,只要到国内有名的寺院,翻阅一下其历史记载,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圣武天皇天平年间,在日本各郡都建立了国分寺;桓武天皇延历7年,传教大师在比睿山开山立宗,建立了“根本中堂”,以镇都城的鬼门;嵯峨天皇弘仁7年,弘法大师在高野山开山立宗,天皇曾赐给他印符,建立了大伽蓝;此外还有南都的诸山和京都的各寺。在中古时代,还有妗值奈迳剑辉诮钟猩弦暗亩I健⒍┲デ脑錾纤碌鹊龋灰陨险庑┧略好挥幸淮Σ皇瞧窘枵牧α慷私ǖ摹F渌旎手泄橐婪鸾痰模蛘咔淄醭黾业模卜浅6唷O啻缀犹旎视邪烁龆樱渲杏辛顺黾椅庖彩亲诮倘〉萌ㄊ频脑蛑弧V挥小耙幌蜃凇北冉辖咏诙懒ⅲ参茨苊庥谡庵直撞 T谧憷┢诘拇笥涝辏幌蜃诘氖等缟先嗽蛱熳酉啄杉次挥玫木眩虼颂熳臃馑坝朗雷济偶!贝透统黾仪淄跸嗟鹊牡匚弧M橥跏业乃ノ⑵独В毕子杏嗟慕鹎由碌谋痉掷此担臼怯Ω茫率挡⒎侨绱耍峭ü拔魅跞氲馈钡闹薪椋媒鹎郝蛄苏庖痪粑弧U饪梢运凳潜氨芍痢K裕怨乓岳此腥毡竟诘拇笏略海皇翘熳印⒒屎蟮钠淼恢褪墙⒅凑呙撬⒌模蛔苤际怯玫乃略骸H绻仕略旱睦蠢皇撬涤惺苣衬辰馕趁准赴偈褪亲〕值纳矸秩绾蔚龋秃孟笫孔逍鹗鏊约旱募移滓谎鹄戳钊俗髋弧K略好徘安坏⒆畔侣砼疲鲁雒攀保骨昂艉笥担唤挚溃械纳踔帘确饨ㄖ詈罨挂纭H欢绻疾煲幌抡庵滞绲母矗涂梢灾勒獠⒉皇亲诮痰耐纾羌俳枵耐纾薹鞘鞘羲兹ㄖ械囊徊糠侄选7鸾趟涫ⅲ峭耆皇章拊谡ㄖ拢照帐绞澜绲模皇欠鸸猓钦ǖ耐ΑK裕略好挥卸懒⒆灾鞯慕倘ǎ橐婪鸾痰娜嗣挥行沤痰某闲模膊蛔阄媪恕U饫镉幸恢ぞ荩怨乓岳矗毡炯负趺挥幸蛭诮潭鹫秸皇拢涂梢运得魅毡镜男沤陶呤侨绾闻橙趿恕P叛鲎诮痰木咛灞硐殖闲墓橐赖模挥幸恍┪拗扪У拇邋胺虻牧骼峥奁选4诱庵智樾卫纯矗鸱ㄖ皇俏拿な澜缋锏囊恢止ぞ撸荒苡糜诎参孔钣廾恋娜嗣堑男亩选4送猓奕魏喂τ靡参奕魏问屏Α>菟翟诘麓ㄊ贝猩乱蚱屏私洹皇窃谧诮躺掀屏私洌皇欠噶耸浪字铩徽镀鹄矗谓质局冢缓蟠σ粤餍獭4诱庵掷泳涂梢钥闯錾率嵌嗄┟挥惺屏Γ部梢运瞪戮褪钦呐ァ=凑铝钤市砣率橙馊⑵蓿菡飧雒罾唇馐停郧吧轮圆皇橙獠唤咏九⒉皇且蛭穹钭诮痰慕桃澹敲挥械玫秸男砜桑圆挪桓也徽庋4诱庑┣樾慰蠢矗唤錾率钦呐ィ部梢运等毡救揪兔挥凶诮蹋ㄎ拮诮倘ǎ�
  ①905——910年以朝命制定的并用汉文写的有关宫中、朝廷、百官及各地方的仪式、礼节、规章制度的会典。
  宗教尚且如此,儒学就更不必说了。儒书之传入日本,已经很久,如在王朝时代曾设有“博士”,天子躬读汉文书籍;在嵯峨天皇时,“大纳言”藤原冬嗣曾建立劝学院,教导皇族和贵族子弟,宇多天皇时,又有“中纳言”藤原行平设立奖学院等等,汉学逐渐普及,尤其是日本的和歌,自古以来就很盛行。虽然如此,这个时代的一切学问,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一切著作书籍,也都出于官宦之手。同时,因为印刷技术还没有发明,所以人民根本就无法受到教育。在妗质贝淙宦加昧舜蠼阍⑷瓶敌诺热逖Ъ遥庑┤艘彩俏竦模用惶等嗣裰杏泄д摺3芯�3年,北条泰时攻入宇治势多时,后鸟羽上皇曾降下一道圣旨,据说当时在北条所率领的五千余名士卒中,寻找能宣读圣旨的人,结果只找到武藏国人藤田三郎一人。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文化水平是多么低了。从这时起一直到足利末期,研究文学完全成为僧侣的事,想学习文字的人,非靠寺院不可。后世把学习文字的学生叫作“寺子”,就是因为这种原故。有人说,日本印刷书籍,是由妗质贝奈迳酱词嫉模飧鏊捣ǹ赡苁钦娴摹T诘麓ǔ跗冢甲娴麓铱担紫热斡昧颂僭饰眩幼庞秩斡昧肆值来海院笤谔饺站茫鱿至诵矶嘤忻娜逖Ъ遥恢钡浇馈H缟纤觯醯氖⑺ネ耆撬孀派缁岬闹温遥⑽吹玫蕉懒⒌牡匚唬谑倌甑母筛甓移诩洌耆徊僭谏轮郑獠荒懿凰凳茄跎系囊淮蠛妒隆4诱饧驴蠢矗部梢粤私獾饺寮业那榭龌共蝗绶鸾獭5牵诒穆砺沂逼谘跛ノⅲ唤鑫夜绱耍澜绺鞴蝗绱恕T谂分蓿灾泄藕诎凳贝椒饨ㄊ贝幕娜ɡ彩峭耆僭谏轮郑搅耸呤兰鸵院螅缁嵘喜趴加辛搜酢A硗猓餮笤谘醴缟猩弦灿兴煌餮蟾鞴允笛槲鳎颐侨毡驹蛳蚶闯绨菘酌系睦砺邸P槭档牟畋穑倘徊豢赏斩铮膊荒芤宦杉右苑穸āW苤盐夜嗣翊右奥澜缰姓瘸隼矗嫉浇裉煺庋奈拿骶辰纾獠荒懿还楣τ诜鸾毯腿逖АS绕涫墙酪岳慈逖е鸾ゲⅲ懦耸浪咨穹鸬幕拿担ǔ巳嗣堑拿孕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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