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从这方面来说，儒学也是相当有力的。所以，关于东西洋学术风尚的是非问题，暂且不谈，仅就学术发展的过程，说明两者之间的显著的差异。所谓差异就是指，在乱世之后，当学术产生时，这个学术在西洋各国是从一般人民中产生的，而在日本是从政府中产生的。这点有所不同。西洋各国的学术是学者的事业，在学术的推广上，并无公私之别，而只是在学者的社会中；然而我国的学术，却是属于所谓统治者社会的学术，仿佛是政府的一部分。试看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五十年间，国内的学校，不是幕府本身设立的，就是各藩诸侯设立的。固然也有著名的学者和大部头的著作，但是学者都是诸侯的家臣，著作也都是由官方出版的。固然在“浪人”中也有学者，私人也有刻印书籍的，但是，这种浪人是想作诸侯的家臣而不可得的；私人刻印的书籍，也是希望由官方出版而未能如愿的。在日本国内，从未听说过有学者的学术团体和议论、新闻等的出版，也未见过有传授技术的场所和群众集会讨论的举动。总之，一切有关学术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私人办的。偶尔有硕学鸿儒开设私塾从事教学，其学生也必然都是士族。这些人享受世袭的俸禄，侍奉主子，利用业余学习文字。教学的内容也完全符合秉承统治者的要求，专门讲授统治人民的道理。因此，即使读破万卷书，如果不能做官，也是毫无用处。或者偶尔有所谓隐君子的，其实也不是甘心隐居，这些人往往是悲叹怀才不遇，满腹牢骚，不然就是与世隔绝放荡不羁。这种情况就如同日本的学者被关在叫作政府的牢笼里，他们把这个牢笼当做自己的天地，而在这个小天地里苦闷折腾。幸而社会上汉学的教育尚未普及，学者还不多。假如按照汉儒先生们的愿望，出现了无数的学者，都挤在这个狭小的牢笼里，而感到无法容身的时候，其怨恨和苦闷必将更甚，岂非可怜之至。这样牢笼有限而学者层出不穷，这些人根本不知道笼外还有人间世界也不懂得怎样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只知道依附当代的权贵，甚至唾面自干而不以为耻。在德川时代，学者一旦得志就是政府和各诸侯的儒官。在名义上虽称为儒官，其实只是给他们一个穿官衣的身分，并不尊重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一种工具使用，同时也不让他们参预所喜爱的政务，仅仅给他们五斗米的俸禄，让他们教导孩子们读书罢了。因为当时社会上识字的人很少，才不得不使用他们，这就好象让“秽多”①只限做皮活一样，其卑屈下贱可以说是到了极点。对这种人能要求什么呢？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在这种人当中没有独立的团体，是不足为奇的，没有一定的主张也不奇怪。而且，政府的专制和压迫人民偶尔也有稍有气魄的儒者对此表示不满，但是，追本溯源，完全是由于夫子自己播种培植的种子生长，蔓延起来以致身受其害，这可以说是作茧自缚。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在政府的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是门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谁不是人类的子孙呢？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受到专制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从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学术不但无权，反而助长了专制）。
①被压迫的所谓“贱民”，又称“部落民”。
如前节所述，儒学和佛教对于日本今天的文明，都各有一定贡献，但是都不免有厚古薄今的弊病。宗教的本旨在于教化人心，其教义是永不移易的。佛家和神道家，用千万年前的故事来劝谕今世的人，这也是当然的。但是儒学和宗教不同，专讲人伦社会的道理和礼乐六艺之事，一半是属于有关于政治的学问。这种学问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变通改进，这岂不是憾事么？人类的学问是日新月异的，昨日之得，可能变成今日之失，往年之是，将变成今年之非。必须对每件事物都抱怀疑态度，然后努力探讨钻研，从事发明改革，子弟胜过父兄，后进赶过先进，如此积年累月地一代一代发展下去，才能达到进步和昌盛。只有当我们回顾百年前的许多事物，感到幼稚而又粗野，可笑而又可怜，才能证明今天的文明进步和学术的发展。论语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又说：“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我欺哉”。从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到汉学的精神。所谓“后生可畏”的意思，就是说，后进者如果能努力学习，也能赶上今人，所以不可懈怠。因此，如果后人尽最大的努力，充其量也不过达到今人的水平，而且今人又都是些不及古人的末世之民，那么，纵然赶上，也不值得庆幸。如果后进学者发愤自强，立志前进，只是要成为数千年前的虞舜，或者引证周公的话来效仿文王的话，这就好象没有出息的孩子，从老师那里领来字帖，拚命照样摹仿一样。因为从一开始就认为不如老师，写得再好，也不过是摹仿老师的笔法而已，绝不会超过老师。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孟子以后，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硕学大儒，对后世可以自诩，但是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则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有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所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象儒者所想象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他们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是所谓精神奴隶（Mental slave）。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神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过去我国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今天。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当物资缺乏时，破蓆也可以作被褥，糠麸也可以抵食粮，更何况儒学呢？所以过去的事情不必追究了。从前用儒学来教化日本人，如同把乡下姑娘送到府第里服务一样。她们在府第里必然学会举止文雅，聪明才智也可能有所增长，但活泼的精神完全丧失，而变成一个不会管家务的无用的妇女。因为当时，还没有教育妇女的学校，所以到府第里去服务也未尝没有道理。可是在今天，就必须衡量其利害得失而另定方向了。
自古以来，我们日本号称义勇之国，武人剽悍而果断，忠诚而直率，与其他亚洲各国相比毫无愧色。尤其是在足利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连年战争，当时日本武风之盛是空前未有的。有一败而亡国的，也有一战功成而建立基业的，既不论门第出身，也不论资历如何，功名富贵转瞬可得。日本这时的情况和罗马末期北狄侵入时期的情况相比，虽然文明程度有先进与落后之不同，但确实相象。在这种时势下，日本的武人应该自然产生独立自主的精神，象日耳曼野蛮民族所遗留下独立自由的精神那样，我国人民的风气应该发生一场变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在本章的开头所述，权力的偏重，自有史以来，就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一切人的关系中，即使经过震动也没法改变它。这个时代的武人，虽然好象是豪迈不羁，但是这种豪迈不羁的气概，既不是出于本身的慷慨，也不是出于自以为是个男子汉，目空一切，要求个人自由的心情。不是由于受到外界的引诱，就是借外界的力量而产生的。什么是外界的力量呢？这就是为祖先、为门第、为君、为父或为本人的身分等等，凡是这个时代出师的名义，没有不是假借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祖先、门第、君、父、身分等等，就要故意制造名义作为借口。无论是多么文武双全的英雄豪杰，没有一个是单靠他的智勇举事的。兹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在足利时代末年，四方豪杰，或假借驱逐他的主人，或为君父报仇，或为复兴祖先门第，或为保全武士的尊严等理由，而纠集党羽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势。但是他们所期望的却只是晋京一事，究竟晋京的目的何在呢？无非是要谒见天子或将军，假借用其名义以号令天下。至于未能晋京的，也要在原地拜领王室的封官，以这种官职，作为光宗耀祖和控制部下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是古来风行于日本武人间成为一种惯例，如源、平两氏等酋长也莫不如此。至于北条氏，他并不直接要求最高的官位，在名义上还保存着将军，而以五品官的身分，掌握天下大权，他不仅把王室当作工具，同时也利用了将军的名义。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完全出于用心卑鄙，其中含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又如足利尊氏采纳了赤松圆心的计策，怂恿后伏见天皇降旨，立王子为光明天皇。这件事，任何人看来，都知道并非出于尊王的本意。织田信长最初俘掳了将军义昭，但后来感到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