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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伟大的立法者和征服者）等都是具有神授才能的奇里斯马式人物。
韦伯把奇里斯马统治的出现同社会变迁的观点结合起来考虑。当社会发生危机，社会处在一种“失范”状态时，普通人期望某种根本的变化或新的秩序，就为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大显身手创造了机会。此时真可谓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登高一呼，万众响应。在前理性时代的社会中，对非凡个人的追随很容易变成狂热的崇拜与迷信。韦伯认为“神授”人物的统治与传统型的统治是正相对立的，后者因循守旧，而前者则是“伟大的革命力量”
，因为它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信念，并使失去了活力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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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５１４
联结神授人物与其追随者的关系的是情感性的和个人性的，是领袖对信徒的感召力与个人魅力，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崇拜与效忠。这与无个性的法理统治关系正相对立。韦伯强调，正因为如此，神授的领袖们应当经常证实神授的存在以保持其对信众的殊誉和魅力。其统治没有常规的准则，或依启示或依个人的榜样，是一种独断的人治。
（ｂ）传统型统治传统型统治的权力来自传统，其基础即为传统型行动。
获取权力的方式乃根据相沿成习的惯例，西方历史中的长老制、东西方都存在过的家长制、世袭制都属于传统型统治形式。
韦伯认为这种统治的最纯粹形式是宗法家长制，其结构类似于家庭结构，这一情况使其统治的合法性显得特别稳固。在传统型的统治—服从结构中，最基本的特征是对个人的忠诚与臣服，最基本的关系是臣民人身依附于统治者。统治合法性依据的是传统古训，任何事实上可能有的创新，皆须在古已有之的典籍中找到根据才有可能取得合法性。因循守旧，压制创新是传统型统治的固有倾向。
（ｃ）法理型统治韦伯认为法理型统治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一）它是对受规则支配的管理功能的持续不断地组织；（二）
它有明确的职权范围，包括Ａ执行劳动分工系统划分出的特定功能的义务；Ｂ授予在职者完成这些功能所必需的权力；Ｃ明确规定具有强制性的必要手段及使用这些手段的条件。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行使权力的单位被称为“管理机构”
；（三）各种职位按等级原则组成，下级服从上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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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监督，而下级亦有权向上级陈情与上述；（四）调节一个职位的行为的可以是技术性规则，也可以是法规。实施规则若要充分合理，就必须经过专业训练。只有具备适当的技术训练的人，才有资格充当行政管理人员。一种理性组织的管理人员都是由典型的“官员”所组成的，不论这组织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还是其它性质的；（五）在这种理性组织中，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完全与生产或行政管理工具的所有权相分离。官员、雇员及工人只是在履行职责时使用这些工具，而不是拥有这些工具。官员有义务汇报与说明其对财物的使用情况，进而组织的财产与官员的私产相分离，办公场所与生活场所相分离；（六）在这种理性组织中，官员的职权有明确的划分，不能越俎代庖。为保证管理行为的完全的客观性与独立性，必须各守其位，各尽其责；（七）一切管理的行动、决议和规章均须用书面形式表述和记录，即便是在口头讨论中也应如此；这一原则至少适用于预备性的讨论与提议，最后的决议及所有类型的法令与规章。书面文件与行政功能的持续不断的操作的结合构成“职位”
一词的内涵，这是现代各种法人组织行动的主要特点；（八）
法理统治可有许多不同的形式，科层制（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是其主要的理想型。
①
韦伯认为科层制是最符合法理型的行政管理制度。科层制是由“官员”组成的，他们的任命及行动依据下列标准：
①参阅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第３３０—３３１页，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６２９—６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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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他们有个人自由，仅仅听命于非人格的公务上的职责；（２）他们按明确规定的职位等级组织起来；（３）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各自的职责权限；（４）职责依自由的协议而产生，原则上是一种自由的选择；（５）职位的候选人是按其专业的熟练程度挑选的。在最合理的情况下，专业资格是通过考试来测定或由专业训练机构颁发的文凭来保证，或两者兼而有之。
官员经由任命而非选举产生；（６）
官员有固定的薪金报酬，绝大多数有权获得养老金；（７）把自己的公务看作是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现职职业；（８）有一个‘晋升’的制度，或根据资历，或根据成就，或两者兼有。晋升取决于上级的裁断；（９）官员的工作完全与行政管理手段的所有权相分离，不能利用职位挪用公物；（１０）
服从严格的制度化纪律并控制自己的管理行为。“
①科层制是一种以工具—目标合理性为取向，讲究效率与功利的管理组织。随着构成现代经济支柱的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及其在经济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世界解除魔术”的世俗化过程的彻底完成，必然导致科层化的更大发展。在韦伯看来，科层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它正是世界历史理性化的一种具体表现，不仅国家、法律领域如此，而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政党、企业、群体、社团、大学、教会、军队等，无一不被科层化了。尽管韦伯本意竭力反对这种技术至上、效率功利至上的做法，但他不得不承认科层化是现代人不可避免的“命运”。在任何一个领域中，要想实施连续不断的行政
①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６３０页—６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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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而不以官员办理公务的方式进行，不啻是一种幻想。在行政管理领域，要么科层制，要么外行作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科层制组织方式在技术上优于其它方式，它是大规模计划和资源利用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通过科层制，国家才能调动和集中政治权力，才能动员起经济力量，也才能促进资源使用的合理高效与节约，促进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科层制组织形式高于其它各种管理形式，一如现代机器生产高于手工生产方式。
但是，人类也为科层制带来的进步付出了代价。首先科层制导致它的非人化。一切行为及计划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适应性越是得到充分的实现，科层制就越是使自己非人化，它从公务中排除爱憎等各种纯粹个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非理性的难以预测的感情。人们要做出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就必须加入一个大规模的科层组织，在那里他们占有一个整体所要求的功能位置，他们必须牺牲个人的偏好，全心致力于系统的目标。组织是一种个人必须无条件适应（而不是相反）的巨大的异在。科层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但合理化的世界也变成了一个怪物，它把自己的制造者非人化了。这一思想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观极为接近。但马克思认为异化只是人类解放道路上的一个历史阶段，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联在一起的，共产主义将必定超越这一异化。韦伯不相信人类能从自己制造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不管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地位如何，科层化理性都不能不继续有所发展。合理组织生产以达到用最低的成本从事生产的必要性，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中还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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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科层制既是西方社会合理化民主化过程的产物，它的发展却又产生和加强了反民主的趋势。一方面，合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的分权结构；但另一方面，进步导致了科层组织的高度集权和官僚的独裁，以至于科层制已成为现代世界的主要的权力来源。为了把握韦伯这一吊诡的命题，让我们先来简述一下韦伯的权力及社会分层理论。
与马克思主义者用经济利益与阶级结构解释权力的观点有所不同，韦伯认为在一个利益冲突、变动不居的开放社会中，知识技能、生活方式及政治组织都不只是经济利益的从属的派生现象，而是对现代多元分层结构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积极的独立因素。
产生权力的来源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分层的结构，对韦伯来说意味着存在着阶级、身份集团、和政党等多重结构因素。
韦伯认为，阶级结构当然是重要的权力来源，同时阶级的划分，显然与财产（经济利益）紧密相关。
，财产之有无，“是一切阶级地位的基本范畴”。但他反对把阶级地位仅仅归结为财产地位。他还认为，阶级地位是按向市场提供的服务类型加以划分的，也就是说，技艺也可以成为一种产生内部等级差别的财产。市场结构中的“机会”对于个人的命运具有决定性作用。
为此韦伯强调“阶级地位”与“市场地位”的密切关系，在“有产阶级”之外，又划分出一个“获取阶级”
，后者是因向市场提供服务从而享有特殊地位的人，如企业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