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怂嗌俚叮壹堑镁驮怂�3刀，实际上在宣判时说我扎了他21刀，就是说一个致命伤都没有，都是扎在肚子上。我当时心里就是气，谁知道是脑袋还是身体的，反正就是扎！后来是流血过多，休克性死亡。
一串钥匙造成一条人命，值吗？太不值了！那会儿咱俩打仗不到9点，从动手到死15分钟，后来是邻居把他送到医院，第二天告诉我：“你丈夫死了。”当时我就像是傻了一样，也不知道吃饭，也不知道睡觉，就一个心眼合计昨天那个场面，怎么打的。浑身也没有力气，躺了半个多月，一点一点回忆起来。后来提审我时，我将前因后果从结婚到发生的事，怎么一次一次地打我，我都说了。反正他们也比较同情我，我这方面受害的人证物证都挺好，因为他总是对我起疑心，但我不是那种人，证人证言，左右邻居，领导都问到了，证实我不是那种人。在法律上判了我12年，对我挺公正的，毕竟我扎了他21刀，太多了。我的公诉人和律师说：“她没什么别的事，就是手段太残忍了。”我把他杀了，我是为了什么？挨了这么多年的打，我找过他家人，找过领导。咱俩人是一个大单位的，双方领导都知道我们两个人打架，他打我，领导每次都是劝劝说：“你们别打了。”把我们两个人送回家去就完事了。那会儿我不懂啊，也不知道他把我打成那样，去派出所报案。我自己认为派出所是抓坏人的地方，两口子打仗都不是坏人不能到那儿去告。既不知找派出所，也不知去找妇联。进了监狱才知道，还有什么妇女合法权益。昨天看报纸才知道这法（指婚姻法）又修订了，反对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当时我不懂，我们打架，街道居委会也知道，他们也管，就是当时给你拉开了，说：“你看你们的俩儿子，家里什么都有，啥也不缺，你看这过得多好，以后别打架了。”他再给点上烟，唠了一会儿就走了。现在我们市也成立了妇女儿童服务中心，你要是受到暴力了，可以到那儿，可以留宿，叫你在那里住。那会儿也没有这些措施，如果那会儿有现在这么多的帮助，这么多关心咱们的措施，我就不可能杀他，起码我可以找到“娘家”的人，她能管我，我也不怕我会被谁伤害，起码可以保护我，我自个儿能有出路。那会儿什么也没有，又不能离婚，离婚他就整死你（指她），整死你全家。
孩子们不恨我，恨他们死去的爸
我受了13年的罪。谈恋爱将近两年，那会儿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没发现什么，要不我也不会和他结婚。刚开始发现他不好，也觉得能原谅他，觉得他就是年龄小，好胜，将来一点点过日子也就好了。如果我不是逆来顺受，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以后的事情了。就是将来我服满了刑，回到家，我也不准备再嫁人了。孩子是好孩子，托生在这个家庭受了罪了。爸爸死了，妈妈坐牢，现在两个孩子在孤儿学校里，我爸妈都70多岁了，没有精力抚养他们。孩子恨他们的爸爸，来看我时，我就问他们：“你们恨妈妈吗？”他们说：“不恨，妈，这不怨你，怨爸爸，他一喝酒就打你，你从小带我们长大，你多累啊！”我说：“是啊，你们从小一人两个奶瓶，两个孩子4个奶瓶。要不是你姨帮我，我根本带不了。”我妹妹没来时，我一个人抱俩孩子，一个胳膊上放一个孩子，给孩子喂奶，那会儿就是年轻，把我累成啥样了。那年我爸爸还做直肠癌手术。那会儿还指着他那点儿工资，俩孩子买奶粉就买60袋，光靠喂，我是一口奶都没有。我们俩人打架也不是为钱，日子还过得去，家里啥都有，冰箱、彩电、洗衣机都有，生活上也没受过苦，你说他不关心我吧，家里什么都不缺，我们那儿的派出所的人就说：“就这样的家还打架？家里应有尽有的，谁趁呢？俩儿子！”就是打架，有时我也忍不住，就和他打。其实我对他够好的了，他每天上三班，半夜回家，我不睡觉等着他，给他做饭。哪个妻子能做到这样？吃完了饭，收拾好，热热乎乎地睡觉。所以，我觉得他欠我的太多，我不欠他的，杀他应该！但是我还是吃亏，12年的刑期，多苦啊！现在孩子都17岁了。我一直在想，十六七岁的孩子性格是最不稳定的，是躁动的年龄，我担心他们认识什么坏人，再抽点儿烟什么的，学坏了！我很担心！有时我想给孤儿学校写封信，跟学校说说，等他们毕了业就让他们去当兵，当4年兵，就到了二十一二岁的年龄，也就过了危险期。我也不知道我的愿望能不能实现，我宁可让他们吃苦，也不愿他们学坏。我也不知道我这犯罪的事会不会牵连到他们俩人，我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
我恨我以前不懂法，是个法盲
点评：
家庭暴力的循环周期与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
陈敏李彦平的受暴经历催人泪下。在15年的暴力婚姻中，她曾多次离家出走以示反抗，但每一次都以屈服告终。她最后没能继续忍下去，是因为她的忍辱负重并没有换来自己的生命安全。她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以暴抗暴”的女性在暴力婚姻中艰难而无望的挣扎，以及我国立法上的滞后使得像她这样的受虐妇女得不到公正的审判。一、李彦平具有典型的家庭暴力受害女性的特征
1、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家庭暴力有3个周期。施暴丈夫在暴力的第一周期里，拼命找茬儿，妻子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无论怎么百依百顺，都不能让他满意，丈夫动辄对妻子谩骂、侮辱甚至拳打脚踢；在第二周期里，施暴丈夫频频将无辜的妻子往死里打，常常使妻子受伤、致残；在第三周期里，施暴人后悔自己的暴力行为而向妻子道歉，保证永不再犯。然而暴力的发生依照其内在规律不断地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李彦平的丈夫就总是借口喝醉了打她，酒醒了就说不再喝酒了，再不打她了，但他从不守信。李彦平的身上至今伤痕累累。
2、随着暴力周期的不断循环，受暴人从无数次的挨打和屡次无效的反抗中“认识”到，自己无力对抗来自配偶的暴力，因而从心理上产生无助感，渐渐地放弃了反抗。李彦平就是在多次挨打和无效的反抗后，对施暴丈夫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在离婚无望、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为尽量使自己少挨打，她对丈夫的暴力行为采取了极度的忍耐态度。在悲剧发生前的那个晚上，她还在对丈夫说：“这个家，你要想过呢，就还像以前那样维持，你乐意打，你就打，你乐意骂，你就骂，我不爱搭理你……”3、受暴妇女往往在自己或家人的性命受到死亡威胁时，才会奋起反抗，杀死施暴人。李彦平是在丈夫企图杀死她的时候，实在是忍无可忍，15年受暴的心酸和怨恨一下子爆发，才杀死丈夫的。
二、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与法律改革
像李彦平这样的受虐妇女，虽然长期忍受家庭暴力，但是，一旦她的委曲求全和忍辱负重换来的依然是死亡威胁时，其中的一些女性很可能会以死相拼，杀死丈夫。在国外，这种杀人行为被称为“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与传统刑法意义上的正当防卫的主要区别在于：传统意义上的正当防卫是建立在对抗双方力量对比势均力敌的基础上的，而“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理论充分考虑了受暴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特殊的生理因素（体力上的悬殊）和心理因素（长期挨打造成的不同于常人的特殊心理状态）。
国外的司法实践很重视施暴人发出的死亡威胁，认为受暴女性经过长期的受暴，最了解施暴人，最善于准确接收施暴人发出的信号。因此，她对施暴人将死亡威胁付诸实施的行为的极度恐惧，是合理的，因而在这种极度恐惧之下发生的杀夫行为，属于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同时认为，如果受虐女性等到施暴丈夫（或男友）将其死亡威胁付诸实施时再反抗，显然不会有多少胜算。在20世纪80年代，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等发达国家都已通过判例或立法成为有效的可采证据。
叙述人翟玉琴
访谈人薛宁兰
访谈时间2001年3月15日访谈地点辽宁省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王知理薛宁兰
文稿编辑薛宁兰翟玉琴，45岁，农民，文盲。婚后因为生了女孩，开始受到丈夫多次殴打谩骂。在离婚不成、又得不到必要社区支持的情况下，1985年某日凌晨用镢头将熟睡中的丈夫打死。她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入狱后多次减刑，将于2003年刑满出狱。
因生女孩，开始遭丈夫毒打
我俩是自由恋爱，经人介绍认识的。我们交往了一个多月，1978年2月份就结婚了。刚结婚时我们的感情还可以，他对我挺好的，直到1979年2月份我生了第一个孩子。因为生的是女孩子，他不满意，开始虐待我。他经常在外边喝酒，一回来就喊着开门，有时一边哭一边闹，砸东西。什么都砸，家里的东西都砸坏了，没东西可砸了，他就找茬儿打人。他晚上出去喝酒，不管多晚回来，一叫门就得立刻给他开门，动作慢一点儿就开打，我就这样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不回来，我们娘儿俩就不敢睡觉，等他回来，要不打了才敢睡。不知他什么时候回家。他一回来就扔砖头，从外面窗户往屋里扔，把玻璃都打碎了。我打不过他，次数多了，就只能往山上跑，我们那儿是山区。一开始也往别人家跑，但我跑到谁家谁家就倒霉，谁管他就跟谁打，连他自己的妈和哥都打。时间长了，我也不好老跑到别人家去。他经常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心想，他年纪大了，脾气可能会小些，现在能维持一天就算一天吧。但他脾气越来越大。我也几乎每天都挨打，我就上我们村书记家说。大队书记劝我也劝过他。我丈夫有半年对我好些，过后他还是老样子。
过了3年，他想要第二胎。那时，我们那儿一对夫妻只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