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他。我丈夫有半年对我好些，过后他还是老样子。
过了3年，他想要第二胎。那时，我们那儿一对夫妻只能要一个孩子。我就跟他说：“算了，别要了。生了还得罚款，我们家条件不好。”他还是要生，我怀孕的时候搞计划生育的人来动员我不要这个孩子，但是，我丈夫不让，说我们认罚。他们要是来找我，村里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躲起来。第二胎生下来又是个女孩，我丈夫和婆婆都不满意。为生二胎罚了我们800元钱。
孩子出生后，我只休息了两天。到第三天我丈夫感冒了，我还得起来伺候他。我婆婆家离我们不远，她很少过来帮忙。我挨打时，她不管她儿子，还说：“就怨你！你要是生个小子，哪有这事儿？”她说是我的责任，我也不敢吱声。我丈夫的哥家都有男孩，他们家的人都希望我生男孩。我不能和婆婆吵，要不丈夫又得打我。一个月子里，就我自个儿管自个儿，小叔子有时过来给我挑点儿水。后来，我的胳膊腿受风了，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二女儿还不到一个月，他就要我把孩子扔到山上。我家后边是座山。当时是冬天，要是把孩子扔到山上，还不给冻死？他又要用自来水把她灌死，我不同意。我让他把二女儿送到城里给人，他又不肯。孩子一个月零一天时，他喝了酒，朝我扔酒杯，我怕他打着大孩子，背着她就往外跑。我把老大送到他奶奶家时，就听见他把家里的东西砸得直响。那天，外面下着大雪，小的还在炕上睡着。我一进门发现小女儿不见了，是他把她扔到外面雪地里了。我叫上他嫂子到外面找到孩子，发现还有气，抱回到我婆婆家。他那时挨家找我，在他妈家见到我，追着我就打。别人都在那里劝。后来我在别人家住了，孩子一天一宿都没吃奶。我寻思着孩子不死也得傻。过了一天多孩子恢复了。
这件事过后，他还经常跟我打仗。那时候我们那里的计划生育政策变了，如果第一胎是个女的，还可以生二胎。我寻思着把小的给人，再生一个小子，他就不能这么虐待我了。在小的3个月的时候，政府号召我们绝育。乡政府来人给做工作，我就做了绝育手术，这孩子也就没给人。我做回来以后，他对我更不好了，更是经常跟我打仗，砸家里的东西。他还是喜欢男孩，就喜欢他哥家孩子。
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他过日子，提出要跟他离婚，家产都归他，我只要孩子，但他不肯，不跟我办手续。从那时候起，我就想过要杀他。1982年，我们村里有一个女的精神不正常，被她丈夫杀了。也有夫妻关系不好妻子自杀的。有这些事发生时，我丈夫会待我好一点，但也不长久。他又打我。我想，我把他杀了，像我们农村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判个死刑，孩子给人也行，送孤儿院也行。他如果对我好一点我就不杀他，这样的婚姻能维持就维持下去。
选择杀夫，摆脱受暴命运
我们家条件不好。生第二胎时就罚了钱，盖房子花的2000块钱都是借的。家里没什么收入，主要是靠种地。我们村里有些人家在外面搞副业，日子过得还宽裕。但我们不和睦，就没办法搞。
我们那儿的风俗，每年初二回娘家拜年。那年大年初二，我丈夫带着孩子上我母亲家拜年，我没有去。后来听我妈讲，他在我家喝酒，跟我姐夫打架。他那天回来就说我和我姐夫好上了，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就开始砸东西，打我。一个星期后，我们家就出事了。1982年他想把小女儿冻死时，我就想到要杀他了。后来，我把家里刨地的镢头收了起来，那个好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在家喝了酒，又哭又闹，还说我和我姐夫有问题，打得我哭天喊地。他打累了，就躺下睡了。我想，这样的日子实在没办法过了，我也不想要命了。在凌晨3点的时候，我拿起早已藏好的镢头在他头上砸了3下，把他砸死了。杀他的时候，大女儿醒了，问我在干什么。以前我老早就跟她说了我的想法，她说：“妈，你别那样。把我爸打死了，你也不在了，我们不会做饭，会饿死的。以后我爸再打你，我们就跑。”杀他那年，大女儿还不到6岁，她没有哭，她也恨她爸爸。然后，我把他的尸体拖到菜园里用东西盖住。我当时一点儿不害怕，我也不想要自己的命了，把孩子留住就得了，孩子还小。
我去告诉了我婆婆和孩子她大伯们，他们说：“死了就死了，别让人家知道就行了。”我丈夫也打他妈和他哥。出事那天晚上，他妈到过我家劝我们，和他吵了几句。他妈那晚没敢在自家睡，我是在别人家找到她的。因为死的是大人，按村里的习俗，要办丧事，大家都来帮忙，吃丧饭。我就跑到大队书记家报了案。当天公安局就来人了。我当时不觉得我是犯罪，我只知道有男监狱，不知道有女监狱。
派出所的人是当天晚上来的。警车来时，我以为是直接上刑场。那时只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到了公安局以后，下了车就给我带上了手铐。当天晚上就提审，问我怎样杀人的，第二天又提审，一天问好几回。在派出所我呆了3个月。后来，我丈夫的家人要求给我重判。我婆婆说她儿子只是喜欢喝酒，并不能怪她儿子。说我早有杀他的想法，因为以前我是跟她说过。他们要求重判我。1985年，抚顺市中级法院一审给判了无期徒刑。那时，有人告诉可以请律师辩护，但请律师得花钱。我姐经常病，家里没钱；我哥哥的家庭条件也不好，就没请律师。法院也没有给指定律师。我没上诉，判决书上说我丈夫重男轻女，酒后哭闹打人。我挺感谢法院为我留了一条活路。
近20年的狱中生活
我进监狱的时候不到30岁，只有29岁。入狱后情绪不稳定，我想，无期徒刑那么长时间，我身体又不好，干活儿挺吃力的，连一点活的信心也没有。后来这里的领导找我谈心，慢慢就好点儿了。我在1988年被改判（应为减刑）为17年有期徒刑。后来又减了两次刑，第一次是6个月，第二次减1年零3个月。可能是因为我表现还可以吧。在监狱里，我弟弟和妹妹来看过我。我弟弟成家以后，我缺钱用就给他挂电话，我弟弟或弟妹就给送来。我还有一个妹妹，我现在就全靠他们两个人。我的两个小孩很少来，婆家人不让她们来，我让我姐去看她们，我姐说：“我给你们小孩买东西或给她们钱，你婆婆不要。也让我下次别去，我又不能跟她吵。我没法去了。”后来，我姐就不怎么去了。我姐还说，孩子很少提我，她们和我姐的关系也不好。我入狱时两个孩子跟她奶奶家呆了半年，后来就到她大伯家过，一家一个。她们都没怎么上学，大的念到小学五年级，小的8岁上学，9岁就休学了，没有人给交学费。听说现在俩孩子都结婚了，是她大伯做的主，没和我商量。大姑娘嫁得不远，就在我们一个村。小姑娘不是一个村，她才16岁，我猜是不是给卖给人家的。
我2003年12月9日出狱。出狱后也没有什么打算。我现在有病，老犯病，是眩晕症。在监狱里得的，我听说两个孩子上不了学，我身体不好干活儿又吃力，就得了这个毛病。现在我一上火就犯病，一个月犯一两次，犯的时候站不稳，老摔倒。吃点儿药一两天就好了。但我干活儿慢，手脚不好使。是坐月子时得的风湿病，我生了孩子以后家里又没人帮我忙，全靠自己，就着风了。那时也没有去医院看过，到五月节用艾蒿水洗一下。在监狱里贴了风湿膏，也没见怎么好。
现在我在这儿干的活儿是包香皂盒。我包得比别人慢，有一只手没什么知觉，理解我的就照顾我，不理解的就说我。我也着急。我现在最大的为难是，孩子叫她奶奶说得也不给我来信。我出狱后没人养我，我女儿又不和我走动。我自己又有病，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婆婆家人对我有偏见，我不能住他们那儿了。我正愁呢，我想让我小女儿养我，又怕给她添麻烦。我是她母亲，她不能不养我，养了我又怕人笑话。她现在也不敢来看我。
点评：
社区，是遏制暴力的第一道防线
薛宁兰2001年3月中旬，沈阳的天气乍暖还寒。在女子监狱管教大队的会见室里，穿着厚厚的呢子大衣坐久了，还会感到寒气向周身袭来。已经在这所监狱服刑15年的翟玉琴被管教干部带来，很规矩地站在我的面前。当我们面对面坐下开始谈话时，我发现她不那么善谈，常常是问一句说一句。对当年杀夫的情境，她清楚地记着，却仍然是用简短的话语带过。或许多年的劳动改造，让十几年前受虐、杀夫的许多细节在记忆深处变得模糊、概念化了？不过，在她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还是捕捉到了十几年前那场家庭“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以及今天它带给人们的警示。
翟玉琴生活的地方，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闭塞的山村。80年代初期，村里经常有夫妻打架或者妻子不堪虐待自杀的事件发生。在这里，丈夫打妻子被人们习以为常。如果妻子一连生了几个女孩，对丈夫来说，是一件很不光彩，有损他在整个社区中男性尊严和地位的事。因此，将所有怨恨与不满发泄到妻子、女儿身上，是惟一能证明他男性威严的方式。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包括夫家人、娘家人以及邻居）不认为丈夫打妻子、虐杀女婴是侵犯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而是将妻子挨打的原因归咎于她生了女孩。就连受暴妇女本人也渐渐觉得自己有过错，幻想着为丈夫生一个男孩，来改变自己受暴的命运。
翟玉琴生活的山村，还是一个奉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古老法则的传统社区。面对丈夫多年的持续性暴力，翟玉琴寻求过离婚，但那只是许多受暴已婚妇女通常采取的无谓反抗。施暴的丈夫们不会轻易地让妻子摆脱他们的控制，当时的法律——1980年婚姻法，也没有在离婚问题上给予受暴一方必要的法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