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沤翊婀适隆�
到了90年代中后期,由于打破计划经济,加之煤产量减少,父亲单位不景气,而我们几个随着上了初中、高中、大学,家里的开支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故而,家里的负担也一天比一天重起来。可是我却从没听过父亲一句抱怨的话,他仍是那样地早出晚归,仍是那样地少言寡语。若不是每次回家看到父母吃的粗茶淡饭,若不是连每到春节时,二老都不再舍得为自己添件新衣服,我根本体会不到家里生活的拮据。每月回家,母亲总会把带给我的生活费加了又加,生怕我在外面挨饿。每每提及此事,我的泪总是会夺眶而出。这份养育之恩,我今生只能尽力去报达,虽然我知道,穷极一生也未必偿还得清。
父亲是宠爱我的,可他却也只打过我一个人,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吧。哥哥姐姐们没有我这般受宠,因为父亲会给我买些小礼物,一套禳着小白兔的粉红色带亮丝线的小衣服,一又小红皮鞋,一块带夜光的手表,就连他去北京旅游时买回来的东西,也属我那件裙子,最合身,最漂亮。父亲打我,原因是我上到大二坚决要选择退学。在学校宿舍里,他挥手给了我一巴掌,又踹了我一脚,我没有眼泪,当时倔强得只有狠狠地瞪着眼睛,但我并不恨他打我。反倒是父亲哭了,哭得很伤心,看到他的眼泪,我的心也非常痛。
2001年,父亲患了重病。我是在父亲住院一个月左右才得到消息的。父亲没有通知我们,怕影响孩子们的学习。在病房里看到父亲的第一眼,任凭是谁都不可能不掉泪。神色黯淡,消瘦得都快让我们认不出来了。进食开始困难,不停地咳。印象中,父亲是连卧床在家的时候都不曾有过的。刹那间,发现父亲老了。父亲老了,而且一向健康的父亲突然就这么倒下了,这是件另人多么难过的事情,这又是一件另人多么难以相信的事情。
我叫了一声:“爸”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胸口堵着块石头,压得心脏仿佛要撕裂,只有泪水的冲刷才能让心舒服些。
“傻孩子,哭啥,没事儿,我挺好。大夫说,我这恢复的还算不错呢。”父亲笑着说,一脸的轻松,“你去把水果拿出来,给咱老丫头吃。”他冲着坐在床边的母亲说。
出院以后,虽然一直坚持药物治疗,但是后遗症还是不能幸免,经常眼睛疼,脚后跟疼,腿疼,还嗜睡。尽管这些病痛时时刻刻折磨着他,但他仍得坚持着去上班,为着每月不多的工资,为着这个家的生计。父亲是坚强而又乐观的,他用自己的行动一直在感染和教育着我们,只是我没能过早地懂得。
虽然母亲也很辛苦,但她常说,这个家,如果没有你爸,你们哪有今天?别说念书,连饭恐怕都吃不上。要是不供你们念书,我和你爸,几十万块也存下了。可是父母只图你们将来能有个好前程,这是我们唯一的心愿。
路走得多了,事也见得多了,评价一个人标准也在慢慢变化了,不再只是像当初那样一味地违背父母的意愿,不再刻意指责父母对自己关心不够。也终于开始渐渐地明白,父亲所给予我们的爱,虽然没有细致入微的呵护,可却更为深沉,厚重。这份爱,让我终生受用不止。
父爱如山。无论我漂泊何处,都永远不会怯懦、孤单,因为那是今生今世心灵的依靠。
高 跷
“咚咚擦!咚咚擦、擦。。。。。。”随着阵阵锣鼓声,花花绿绿的古装,七彩的绸布扇子,用劣质化妆品浓妆艳抹的脸,疾疾而行的高跷,一下子全都闯进眼里。前面打头的是一对对戴着方帽子的书生,未出阁的小姐们,摇着扇子,舞着彩绸。还有许仙合着扇,白蛇,青蛇佩着剑,唐僧端着钵,沙僧捻着珠,猪八戒拎着耙,孙悟空耍着棒。。。。。。这些都叫做外场,也只有走外场的人们才踩着足足有半米高的高跷。
场内有“老迈头”嘴角裹着长长的细烟袋,夸张地扭动着身子,扶着同样裹着烟袋却在耳边挂串红辣椒的“老迈婆”,好一对老来俏的百年伴侣,仅管“老迈婆”是男扮女装,那一走,一扭,一笑,一嗔,把一个活生生的个性开朗的老婆婆表现得惟妙惟肖!还有头顶用红头绳扎着朝天辫的傻柱子,双手握住肩上那条宽宽的红绸布,拉着后面的花轿,花轿里那个貌美如花、娇羞可人的小姐,另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也是个男孩子。后面推车的老汉,白胡子长得直落到地上,累得汗流满面,不曾想,轿子陷进泥坑里,怎么拉也拉不动了。一对狮子舞得最欢,把一个龙珠争得你死我活。。。。。。
锣鼓声越来越密,高跷越走越快,彩绸飞得越来越高,扇子摇得越来越快,一对老夫妻走得步子迈得更欢,傻柱子拉得更用卖力,推车的老汉此时已经单膝跪地,使上全身的力气去推。两只狮子为了一颗龙珠斗了起来,这个咬,那个撞,好不威武。
突然锣鼓声一停,所有的动作在那一刻停了下来。
“锣鼓一刹,把话言哪,诸位观众听我言哪。。。。。。”唱这个的是伞头,他是我们的村支书,大体是唱些祝词,最后就是双报一下秧歌所拜的这家人给了多少赏钱。所谓的“双报”,这是家乡的习俗,凡是属于赏钱,都会双报,就是图个吉利,比如人家赏100块就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二哥在此可开了赏啊~~,赏给咱们人民币200元~~”,赏200块就唱赏了400块。那些年,我们家是常常要给赏钱的,也因此听了很多支书唱的吉祥话。而我们全家人对于这位支书,都怀有好感,这份好感并不单单是听了些他的吉祥话,而是因为这位支书为人正直,处理事情比较公正,方化水平也相对高一些,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我们这个人单势孤、戶籍不在那个村的家庭,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有意无意地排挤我们。
多年后想起来村里的高跷,那热闹的场面仍可以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锣鼓声,锁呐声,人们的嘈杂声,笑声,吵闹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耳畔回响。常看得大人忘了闲唠,小孩儿忘了玩耍。东家看完看西家,直到太阳落山,还意犹未尽。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在描述的一直是秧歌,或者是踩着高跷的秧歌,而并非是高跷。那什么才是高跷呢?我仔细地回忆,那是大约用半米高的木棍做成的,材质或杨木,或柳木。上面略粗,下面略细。在上面略靠下大约20厘米处,横着钉一块方木块,就像脚踏车的踏板,上面再拴上两根结实的布条。
扭秧歌之前,人坐在高处,把高跷仔细地固定在两腿上,然后站起来,走上几步,不用扭动,就已有了秧歌的味道了。不像现在就算在大街也可以看到秧歌,但大都是些阿姨年纪的人,不像村里全是些大姑娘、小媳妇年纪的年青人。当然阿姨们更不可能踩上半米多高的木棍了。
支书的儿子死后,村子里再也没有扭过秧歌,也就再没有人踩过高跷了。算起来,大概也有六、七年了吧。死的是支书的独生子,也是我的同学。印象是,他总是一副弱不经风的模样,常常咳嗽,夏天的时候,还常给我们展示他那奇特的胳膊。他的胳膊用手轻轻地划一下,过不多时,上面就会肿起来一条红红的线。那么多年,也许,大家对于他的这些状况都已习以为常了。直到我到县城读高中,有一次回家,听母亲说,他竟然不在了。我的心开始往下沉,沉到无边的黑洞里。
晚上在梦里,我见到了他,在我们上初中的路上,那条宽宽的干涸的河床上,他骑着自行车,向我这边骑过来,我在心里想,他不是不在了吗?然而,人却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对面,在抬眼看时,他竟然不用扶车把手,也不用蹬车轮,而车子竟能飞快地转动。我一惊,便醒了过来。
他得的是一种慢性的肺病,结果到发病的时候却被村里赤脚大夫误诊为食物中毒。误了诊,又治错了方法。从此,那个曾经名扬百里的医生再也不替人看病了。常有人看到支书拎着酒瓶,到埋着儿子的松树山上去,一去就是一天。时不时传来低低的哭声和着风声,听来总让人毛骨悚然。
物是人非事事休,短短几年的光景,逝者已逝,生者却仍要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切肤之痛。而从此整个村庄都似乎因为支书的痛,笼罩上了一层阴郁的气氛,让那个本来清明的小村沾上了一股让人无法表露的阴郁之气。
鱼塘,妓女
窗外的风,撩得人心痒痒的。那抹太阳的柔光,又催得人昏昏欲睡。在开窗与不开窗之间,我的心有了短暂的犹豫,那窗外的风,吹来的清新与活力,会让人倍觉精神,却惟恐那同样吹进来的沙尘与纸屑会玷污了属于自己的洁白天地。可是,人总是有渴望的,渴望温暖,渴望新鲜,渴望充满变化的世界。而我最终也只会,也只能选择把窗子打开,为那迎面扑来的不寒杨柳风而沉醉,对于那些污尘,也只有徒然的忿忿罢了。
小村历来以水多而出名。早些时候,因为本村姑娘不愿外嫁,可外村的姑娘又抢着往村里嫁,常常弄得亲连亲、亲上加亲。于是,这村子还有个别名,叫亲家屯,可见倒也是块风水宝地。
一开春,整个村南头的水就开始往上涨,连路上都是水。常常是小孩子的布鞋被粘住,陷在泥里,只把光光的脚丫拔了出来。拉车的驴一步三滑,低着头,垂着眼,闷闷地运着力气。那赶车的把皮鞭扬得高高,甩得震天响,但皮鞭始终不会落在驴身上。倘若那赶车人,真把皮鞭落在驴身上,我想驴若会说话,一定会对他的主人说:“你也来拉拉看!”
村南头有三个鱼塘,鱼塘四周开着我至今也叫不上名字的那种黄色的花。就连我住的小区里也种着这样的花,开在早春时分。鱼塘外面环着一条终年不冻的小溪。“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这句诗用来形容这条无名小溪是再合适不过了。小溪四周青草深深,我向来胆小,从不敢往深草里走,因为那里常有一种叫野鸡脖子的蛇。而且数量还不少。就算不是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