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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年代中后期，由于打破计划经济，加之煤产量减少，父亲单位不景气，而我们几个随着上了初中、高中、大学，家里的开支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故而，家里的负担也一天比一天重起来。可是我却从没听过父亲一句抱怨的话，他仍是那样地早出晚归，仍是那样地少言寡语。若不是每次回家看到父母吃的粗茶淡饭，若不是连每到春节时，二老都不再舍得为自己添件新衣服，我根本体会不到家里生活的拮据。每月回家，母亲总会把带给我的生活费加了又加，生怕我在外面挨饿。每每提及此事，我的泪总是会夺眶而出。这份养育之恩，我今生只能尽力去报达，虽然我知道，穷极一生也未必偿还得清。
父亲是宠爱我的，可他却也只打过我一个人，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吧。哥哥姐姐们没有我这般受宠，因为父亲会给我买些小礼物，一套禳着小白兔的粉红色带亮丝线的小衣服，一又小红皮鞋，一块带夜光的手表，就连他去北京旅游时买回来的东西，也属我那件裙子，最合身，最漂亮。父亲打我，原因是我上到大二坚决要选择退学。在学校宿舍里，他挥手给了我一巴掌，又踹了我一脚，我没有眼泪，当时倔强得只有狠狠地瞪着眼睛，但我并不恨他打我。反倒是父亲哭了，哭得很伤心，看到他的眼泪，我的心也非常痛。
2001年，父亲患了重病。我是在父亲住院一个月左右才得到消息的。父亲没有通知我们，怕影响孩子们的学习。在病房里看到父亲的第一眼，任凭是谁都不可能不掉泪。神色黯淡，消瘦得都快让我们认不出来了。进食开始困难，不停地咳。印象中，父亲是连卧床在家的时候都不曾有过的。刹那间，发现父亲老了。父亲老了，而且一向健康的父亲突然就这么倒下了，这是件另人多么难过的事情，这又是一件另人多么难以相信的事情。
我叫了一声：“爸”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胸口堵着块石头，压得心脏仿佛要撕裂，只有泪水的冲刷才能让心舒服些。
“傻孩子，哭啥，没事儿，我挺好。大夫说，我这恢复的还算不错呢。”父亲笑着说，一脸的轻松，“你去把水果拿出来，给咱老丫头吃。”他冲着坐在床边的母亲说。
出院以后，虽然一直坚持药物治疗，但是后遗症还是不能幸免，经常眼睛疼，脚后跟疼，腿疼，还嗜睡。尽管这些病痛时时刻刻折磨着他，但他仍得坚持着去上班，为着每月不多的工资，为着这个家的生计。父亲是坚强而又乐观的，他用自己的行动一直在感染和教育着我们，只是我没能过早地懂得。
虽然母亲也很辛苦，但她常说，这个家，如果没有你爸，你们哪有今天？别说念书，连饭恐怕都吃不上。要是不供你们念书，我和你爸，几十万块也存下了。可是父母只图你们将来能有个好前程，这是我们唯一的心愿。
路走得多了，事也见得多了，评价一个人标准也在慢慢变化了，不再只是像当初那样一味地违背父母的意愿，不再刻意指责父母对自己关心不够。也终于开始渐渐地明白，父亲所给予我们的爱，虽然没有细致入微的呵护，可却更为深沉，厚重。这份爱，让我终生受用不止。
父爱如山。无论我漂泊何处，都永远不会怯懦、孤单，因为那是今生今世心灵的依靠。
高 跷
“咚咚擦！咚咚擦、擦。。。。。。”随着阵阵锣鼓声，花花绿绿的古装，七彩的绸布扇子，用劣质化妆品浓妆艳抹的脸，疾疾而行的高跷，一下子全都闯进眼里。前面打头的是一对对戴着方帽子的书生，未出阁的小姐们，摇着扇子，舞着彩绸。还有许仙合着扇，白蛇，青蛇佩着剑，唐僧端着钵，沙僧捻着珠，猪八戒拎着耙，孙悟空耍着棒。。。。。。这些都叫做外场，也只有走外场的人们才踩着足足有半米高的高跷。
场内有“老迈头”嘴角裹着长长的细烟袋，夸张地扭动着身子，扶着同样裹着烟袋却在耳边挂串红辣椒的“老迈婆”，好一对老来俏的百年伴侣，仅管“老迈婆”是男扮女装，那一走，一扭，一笑，一嗔，把一个活生生的个性开朗的老婆婆表现得惟妙惟肖！还有头顶用红头绳扎着朝天辫的傻柱子，双手握住肩上那条宽宽的红绸布，拉着后面的花轿，花轿里那个貌美如花、娇羞可人的小姐，另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也是个男孩子。后面推车的老汉，白胡子长得直落到地上，累得汗流满面，不曾想，轿子陷进泥坑里，怎么拉也拉不动了。一对狮子舞得最欢，把一个龙珠争得你死我活。。。。。。
锣鼓声越来越密，高跷越走越快，彩绸飞得越来越高，扇子摇得越来越快，一对老夫妻走得步子迈得更欢，傻柱子拉得更用卖力，推车的老汉此时已经单膝跪地，使上全身的力气去推。两只狮子为了一颗龙珠斗了起来，这个咬，那个撞，好不威武。
突然锣鼓声一停，所有的动作在那一刻停了下来。
“锣鼓一刹，把话言哪，诸位观众听我言哪。。。。。。”唱这个的是伞头，他是我们的村支书，大体是唱些祝词，最后就是双报一下秧歌所拜的这家人给了多少赏钱。所谓的“双报”，这是家乡的习俗，凡是属于赏钱，都会双报，就是图个吉利，比如人家赏100块就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二哥在此可开了赏啊~~，赏给咱们人民币200元~~”，赏200块就唱赏了400块。那些年，我们家是常常要给赏钱的，也因此听了很多支书唱的吉祥话。而我们全家人对于这位支书，都怀有好感，这份好感并不单单是听了些他的吉祥话，而是因为这位支书为人正直，处理事情比较公正，方化水平也相对高一些，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我们这个人单势孤、戶籍不在那个村的家庭，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有意无意地排挤我们。
多年后想起来村里的高跷，那热闹的场面仍可以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锣鼓声，锁呐声，人们的嘈杂声，笑声，吵闹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耳畔回响。常看得大人忘了闲唠，小孩儿忘了玩耍。东家看完看西家，直到太阳落山，还意犹未尽。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在描述的一直是秧歌，或者是踩着高跷的秧歌，而并非是高跷。那什么才是高跷呢？我仔细地回忆，那是大约用半米高的木棍做成的，材质或杨木，或柳木。上面略粗，下面略细。在上面略靠下大约20厘米处，横着钉一块方木块，就像脚踏车的踏板，上面再拴上两根结实的布条。
扭秧歌之前，人坐在高处，把高跷仔细地固定在两腿上，然后站起来，走上几步，不用扭动，就已有了秧歌的味道了。不像现在就算在大街也可以看到秧歌，但大都是些阿姨年纪的人，不像村里全是些大姑娘、小媳妇年纪的年青人。当然阿姨们更不可能踩上半米多高的木棍了。
支书的儿子死后，村子里再也没有扭过秧歌，也就再没有人踩过高跷了。算起来，大概也有六、七年了吧。死的是支书的独生子，也是我的同学。印象是，他总是一副弱不经风的模样，常常咳嗽，夏天的时候，还常给我们展示他那奇特的胳膊。他的胳膊用手轻轻地划一下，过不多时，上面就会肿起来一条红红的线。那么多年，也许，大家对于他的这些状况都已习以为常了。直到我到县城读高中，有一次回家，听母亲说，他竟然不在了。我的心开始往下沉，沉到无边的黑洞里。
晚上在梦里，我见到了他，在我们上初中的路上，那条宽宽的干涸的河床上，他骑着自行车，向我这边骑过来，我在心里想，他不是不在了吗？然而，人却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对面，在抬眼看时，他竟然不用扶车把手，也不用蹬车轮，而车子竟能飞快地转动。我一惊，便醒了过来。
他得的是一种慢性的肺病，结果到发病的时候却被村里赤脚大夫误诊为食物中毒。误了诊，又治错了方法。从此，那个曾经名扬百里的医生再也不替人看病了。常有人看到支书拎着酒瓶，到埋着儿子的松树山上去，一去就是一天。时不时传来低低的哭声和着风声，听来总让人毛骨悚然。
物是人非事事休，短短几年的光景，逝者已逝，生者却仍要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切肤之痛。而从此整个村庄都似乎因为支书的痛，笼罩上了一层阴郁的气氛，让那个本来清明的小村沾上了一股让人无法表露的阴郁之气。
鱼塘，妓女
窗外的风，撩得人心痒痒的。那抹太阳的柔光，又催得人昏昏欲睡。在开窗与不开窗之间，我的心有了短暂的犹豫，那窗外的风，吹来的清新与活力，会让人倍觉精神，却惟恐那同样吹进来的沙尘与纸屑会玷污了属于自己的洁白天地。可是，人总是有渴望的，渴望温暖，渴望新鲜，渴望充满变化的世界。而我最终也只会，也只能选择把窗子打开，为那迎面扑来的不寒杨柳风而沉醉，对于那些污尘，也只有徒然的忿忿罢了。
小村历来以水多而出名。早些时候，因为本村姑娘不愿外嫁，可外村的姑娘又抢着往村里嫁，常常弄得亲连亲、亲上加亲。于是，这村子还有个别名，叫亲家屯，可见倒也是块风水宝地。
一开春，整个村南头的水就开始往上涨，连路上都是水。常常是小孩子的布鞋被粘住，陷在泥里，只把光光的脚丫拔了出来。拉车的驴一步三滑，低着头，垂着眼，闷闷地运着力气。那赶车的把皮鞭扬得高高，甩得震天响，但皮鞭始终不会落在驴身上。倘若那赶车人，真把皮鞭落在驴身上，我想驴若会说话，一定会对他的主人说：“你也来拉拉看！”
村南头有三个鱼塘，鱼塘四周开着我至今也叫不上名字的那种黄色的花。就连我住的小区里也种着这样的花，开在早春时分。鱼塘外面环着一条终年不冻的小溪。“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这句诗用来形容这条无名小溪是再合适不过了。小溪四周青草深深，我向来胆小，从不敢往深草里走，因为那里常有一种叫野鸡脖子的蛇。而且数量还不少。就算不是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