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幾率就大得多。这是地方上的情形。举子们赴京参加会试，高考指挥棒就由皇帝和大学士们操纵，揣摩风尚，投其所好，就成了必做的功课。曹振镛盘踞中央达二十三年之久，他对理学的偏爱必然影响乃至决定考风的走向，于是，汉学爱好者们发现作官的路越走越窄，宋学迷则躬逢盛世，大有作为。
流风所及，身处高位的汉学领袖阮元也遭受打击。他自乾隆末就是副部级干部，此後历任督抚三十馀年。道光十四年某日，君臣闲谈，帝问曹氏：阮元官运如此亨通，何解？曹答：由于。道光觉得这个答案很别致，再问：此话怎讲？答：臣听说他在督署内日日刻书，时刻不忘治学。数语间，汉学研究和不务正业便划上等号，曹氏下黑脚成功。不多久，阮元即被内召，投闲置散，没有了实权。
从此，理学派全面掌握主流话语权，“道学家”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喳喳喳是是是
继曹振镛後，军机处领班大臣是穆彰阿和潘世恩。二位大佬不折不扣地继承和发扬曹氏老成持重的行政风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由此，道光一朝三十年间，便成为一个“不痛不痒之天下”。
苏州人潘世恩是个“全A生”；戏曲里津津乐道的的“状元宰相”，说的就是他这号人。他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高，拥有各种最高级别的文凭、证书和奖状，是全面贯彻“时代精神”的时代骄子。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时代，他既然代表那个时代，也就注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具有“不痛不痒”的特征——荣耀及身而止，名字与身俱灭。同治年间，李元度编撰极具权威性的清代名人大辞典——《国朝先正事略》，潘氏名下除了任职经历、恩奖记录、世系子女以及生卒年月，便再无其他内容。後人眼中的他，不再是时代骄子，只是一个时代的影子。
满洲镶蓝旗人穆彰阿也是一个影子，不过，他是一片面积巨大的阴影，幾乎笼罩了当时大半个中国。道光晚期，凡在政坛上有名有姓的角色，绝大部分出自“穆党”。即在咸丰前期，穆氏倒台、穆党势衰以後，仍有很多经穆氏提拔的官员占踞着各条战线的重要职位。曾国藩就是穆门高材的杰出代表。道光二十七年，经过穆氏的“运作”，他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连升五级，自叹“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同治七年——距穆氏逝世已十馀年——已是“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晋京面圣，在各类表彰庆典不暇接应的情况下，犹专程探问家道中落、生活拮据的穆氏後人，馈赠巨款，聊报知遇之恩。
与三十多年前的“权相”和嘟希耸屏υ诓僦洌牵抡冒⒂牒瞳｜有本质区别：他不是好货之人。对他来说，权力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并不一定要成为敛财的工具。穆氏追求权力，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更大更持久的权力，并不准备用这些权力作一番与之相称的事业。他是一个为权力而权力的权迷。故此，作为军机领班的穆彰阿，思虑所及，不过牢牢把持手中的权力；而潘世恩之自我期许，亦不过安稳作个太平宰相。然则，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为二人所不喜，自上而下的改革固然无从谈起，由外而至的事变也要讳莫如深。上行之，下必效之；于是，水旱灾变，民众暴动，都通过层层转报的公文系统，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皇帝有什么吩咐，也都唯唯诺诺，不作争辩，避免局面复杂化。最终，天子无事，天下无事，你无事，我无事，大家无事。
当日民间流传一副对联，戏仿穆、潘二人“面圣”情形，便是一幅生动的“盛世”君臣同乐图：
“喳喳喳，主子洪福；
是是是，皇上圣明”。
性情宽厚的OloFlen
鸦片战争以前的八十馀年，广州是中国法定唯一的外贸港口。其时，在广州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民营”企业集团，称十三行。鸦片战争以前二十年间，怡和行是十三行中的老大。南海人伍秉鉴则是怡和的董事长兼CEO。
当日，伍氏常被称为浩官，或者沛官，其他行商首领也多在姓名字号以外有个这官那官的“商名”，例如在伍氏之前先後占据广州外贸头把交椅的潘启官和卢茂官。“商名”中带个“官”字，不难想见其中官商勾结的紧密。以伍秉鉴们的商业谋略，不和官府勾结，他们的生意也不会差到哪去，难道是因为社会认同感不够，买个“官”名以混入主流社会么？非也。起初，广州外贸被朝廷钦派的“皇商”垄断，伍秉鉴们并无准入权，但是，“皇商”们做生意乏善可陈：他们倒买倒卖，却常常亏掉本钱；他们广签合同，却常常延误交割。最後，“皇商”们山穷水尽，既没钱也没货，洋商一怒之下拒绝与其交易，转而与没有营业执照的伍秉鉴们做生意。“皇商”背後的政府坐不住了：法律哪能当儿戏？执照岂是一张废纸？于是，找了个台阶：“皇商”退出广州商界，由民营企业接任，只是，行商们还是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指导，并交纳比“皇商”多得多的各项公私税费。因此，伍秉鉴们也就不情不愿的变成了伍浩官们。
行商崛起，广州商界气象一新。在广州做了十幾年生意的美国商人WilliamC。Hunter，由衷地称赞他的清国贸易伙伴，说他们是“可敬可靠的生意人，他们恪守合同，性情宽厚”。守合同、重信用，固然可以参评消费者信得过单位，“性情宽厚”这种人格上的美德又从何说起？这得从洋泾浜英语说起。
伍秉鉴——不，得称伍浩官了——曾和一个美国商人做过生意；那哥们经营不善，血本无归，债台高筑。他在广州苦苦挣扎三年，欠浩官的七万美元也没能偿还分毫。某日，浩官找到他，掏出了那张七万元的本票，说道：YouanIareNo。1oloflen；youbelonghonestman，onlygotnochance（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人挺实诚，只是运气不好）。语毕，哧啦一声，浩官撕掉了本票，继续说：Justnowhavesetteecounter，allafinishee；yougo，youplease（现在债务一笔勾销，你回国去罢）。
七万美元，约当今日三百万人民币，就这么一把扯掉了，你说是不是“性情宽厚”？当然，浩官曾自曝家底，说个人资产约合二十一亿人民币，三百万？湿湿碎了。
曾文正公的难言之隐 二包公司
道光二十五年，湖南新宁人江忠源随乡人邓铁松入京赶考，不久，铁松病危，便向他透露归骨湖湘之意。其时，忠源还有个陕西朋友邹君亦告病危，将後事托付给他後便咽了气。陕西近，湖南远；忠源乃将邹君的灵柩托付给其老乡，并预筹盘费，自己则雇个车载着奄奄一息的邓铁松回湖南。启程後数日，邓氏也撒手归去，旅店见他携带尸体一具，不许他投宿。忠源到底是邵阳血性汉子，大骂一声：难道不入殓胡乱埋在异乡不成？给我让开吧！强行闯入旅店，吩咐下人买了具棺木，将朋友尸骨安顿好，载在车上继续赶路。行经四千里，历时六十天，忠源完成了朋友的遗愿。京湘两地士大夫飞函相告，江忠源笃于友道的名声一时腾播人口。
其时，曾国藩正在北京埋头练习对联作法，尤其挽联，更是他重点攻坚的项目。挽联颇有盖棺论定的意思，数十个字的篇幅，既要总结生平，又要表达情感，兼要发表评论，不下苦功夫实在写不好。只是，可作挽联的人多为亲朋故旧，有数量上的限制，练习的机会实在不多，倘若死一个才写一幅，估计得等到熟人死光光才能练出一手好联法。操作机会过少，逼得曾国藩想出一个损招——生挽，凡是有机会让他作挽联的师长、朋友，他都给预拟了挽联。当然，这事儿得偷偷得干，决不敢让被挽者知道，谁乐意没事被人当素材编排出一段唁辞啊。却说道光某年正月，曾国藩正利用春假闲暇在书房中杜撰挽联，比他大十岁的好朋友汤鹏适时前来拜年。二人关系素来密切，汤鹏也就不待通报径直到书房来找国藩。说来也巧，国藩这时正写到“海秋（汤鹏字）夫子千古”，陡然见到被挽者现身，赶紧手忙脚乱的藏掖条幅。汤鹏以为他在写春联，只是好奇为啥用白纸不用红纸，便要看看写了什么。国藩死死捂住，汤鹏秉性霸蛮，兼好奇心重，乃不管不顾一把扯将过来看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差点晕倒：好朋友竟在这新春吉日给自己写挽联！这还了得，当下宣布断交，拂袖而去。
对联发烧友曾国藩的故事很快传遍京城，成为当时上流社会最猛的八卦。更有好事者联想到江忠源千里送灵柩的典故，乃凑出一条广告语，将忠源和国藩虚拟成某殡葬事业服务公司的合伙人，其词曰：“江忠源包送灵柩，曾国藩包作挽联”。
若当日有谁擅长挖坑，加上江、曾，就可以开个三包公司了。文献不足征，可惜。
大姑
幾个月前，曾在网上写了个帖了，摘抄曾国藩日记中一部分自我修练的内容，例如：某日参加聚会，与人口角争胜，日记里便说自己犯了“妄语”戒，一定下不为例，否则“明神殛之”；跟同事交流黄段子，听说谁谁谁姿色尚可“而心艳羡”，日记里便骂自己是“真禽兽”；给地方官写信，语气亲热了点，就有“饵他馈问”的嫌疑，唯利是图，“鄙极丑极”，赶紧重新写过一封，改作“作疏阔语”；最有意思的是戒烟，某日起床後吃水烟，“口苦舌干”，觉得有损无益，于是“将水烟袋捶碎”，“从此永禁吃烟”。某网友看到後，回帖示意：如此修炼，矫枉过正，人生没甚乐趣！
读毕回帖，我的心中“啪”的一声，就像折断了一根筷子。是啊，这么个过法，真是口里淡出个鸟来，不如死球算了。但是，人又是一件很复杂的物事，既有规行矩步、一丝不苟的一面，难道就没有放松神经、娱人娱己的一面？李鸿章